鉴于中国社会哲学意识形态体系是一种多层次的结构，因此，处于“高层次”的以毛泽东哲学为表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担负着一个长期的双重任务：一方面，它要在社会精神生活领域中不断扩大思想阵地，把“中层次”及“低层次”的哲学思想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水平；另一方面，它要在与世界哲学的竞争中使自身不断得以发展和提高，使之愈益具有时代精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完成这个任务关系到中国哲学能否真正从兴盛中走向未来，这就要求新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在真正继承毛泽东哲学的丰富遗产之后，从它那里出发把它推向前进。人们业已知道，继以孔子哲学为代表的古代哲学、和以孙中山哲学为代表的近代哲学之后，代之而起的毛泽东哲学，实质上集取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骨架和中国古代和近代哲学的精华，因而它是迄今为止中国哲学发展的最高峰。毛泽东哲学的思维框架，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仍是现实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和主体结构。纵然人造卫星、光电通讯使地球日益“缩小”，电子显微镜、高能加速器和航天飞机使人们的视野日益扩大，但是西方学者所预言的“信息时代”还未真正到来。尤其对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新时代的到来也许至少要历时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如果把毛泽东哲学作为一种过时的哲学传统予以抛弃，那是一种不严肃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和一种轻率的作法。这不仅是因为任何无条件的思想“大跃进”只会带来思想的大混乱，带来社会意识普遍的无组织状态，更是因为在当今时代，毛泽东哲学的整个体系仍然具有不可超越性，虽然由于它的某些具体论点已经陈旧而在局部问题上将被突破。因而，在中国目前现存的条件下，要真正摒弃一切已经不适应反而束缚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旧哲理、旧观念，要使中国哲学真正走上繁盛之路，唯一切近的出发点恰恰是毛泽东哲学，而不是什么其他的哲学。
但是，主张从毛泽东哲学出发去发展中国哲学，肯定毛泽东哲学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并不意味着对毛泽东哲学采取教条式态度。正因为毛泽东哲学是一种时代的产物，所以它就不会成为一成不变的、中国人世世代代必须沿袭下去的不可移易的绝对真理。而以创造式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哲学，实质上是要求新一代哲人经过慎独的思考，在吸取和光大其优秀思想的同时，摒弃某些不合理的东西或已经过时的东西。新一代哲人这种创造式态度与不严肃地宣布毛泽东的哲学思维方式已经过时有根本的不同，它是要在尽情吸取毛泽东哲学的精神乳汁之后而使自己的大脑健全敏捷，要在毛泽东哲学的思想宝殿中尽量拾取智慧珍宝之后而去精心雕琢，要在毛泽东哲学的智慧大厦之上添加精神材料后建造新的楼层。这种创造态度是同这样的深刻的反思相联系的：正如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东西一样，对于一种哲学学说来说也是这样。但是，一种哲学理论的社会功用的发生，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势境中，人们怎样去理解它和运用它。在10年内乱中，毛泽东哲学的一些既成的正确原理，曾被推至极端，被加以颠倒式的运用，其中包括毛泽东本人因左倾政治路线的需要也如此作法，但这是由各种复杂社会原因的综合作用造成的，决不能单单归结为毛泽东哲学的过错。尽管毛泽东哲学同样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哲学，但它毕竟是伟大中国革命的精神产儿和精神导师，它曾光辉地履行了自己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它不仅从社会精神人格方面塑造了从事伟大中国革命的主体，即从精神上支撑了从本世纪20年代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老一辈革命家，也哺育了50年代前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新中国的建设者，生长在新中国时代的青年一代更是喝着它的文化乳汁，沐浴着它的智慧阳光长大。毛泽东哲学的确留下了无数精神珍宝，尤其是它那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求实精神，它那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大无畏的奋斗精神，它那建立在自信基础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它那思考和解决问题时处处注意系统地把握客观世界的矛盾现象的方法，它关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思想和关于全人类解放的思想，它关于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思想，它关于人类具有自觉能动性的思想，它关于人道主义的思想，它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学”“不应该分中西”的兼蓄思想和关于发展科学文化的“百家争鸣”思想及其他许多精辟的思想见解，为后人在新时期创造新的哲学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和极为方便的理论条件，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从历史行程看，毛泽东哲学虽然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最高峰”，但决不是顶峰，思维的智慧山脉是没有顶峰的。毛泽东哲学只是牵引中国哲学向前迈进并使它登置于一个新的哲峰上。因此，毛泽东所没有攀登的智慧之峰，必须要由后人们去攀登；毛泽东没有揭示的哲学真理，必须由后人们去揭示。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哲学只有从毛泽东哲学这个最切近的起点出发，才能寻求到一条最佳的发展道路。从实际可能看，今天的社会环境也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全面性的社会改革，既使中国生机勃勃，也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充满种种困难和风险的过渡转折时期，这就为人们开辟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为人们精神之舟的纵横驰骋疏通了无数的通道，为理性精神之花的盛开提供了沃土、春风和阳光。中国哲学在这一有利的环境中，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经过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定会达到全面的繁荣。
七、中国哲学在当代的使命，它繁盛的根本条件及其发展前景
当对毛泽东哲学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及其社会作用作了历史的理解，和对它在中国社会哲学意识形态领域占有的极为重要的地位作了概略考察之后，当对当代中国哲学的现状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作了粗略的分析之后，接下来的是应该对中国哲学在当前应当担负的历史使命作出合理说明，也应该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根本条件作出客观分析及对其未来发展作出预见和展望，因而本章将把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放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总需求中，放到一个全面改革的社会环境中去作宏观考察，同时也将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具体制约条件和相关契机作出较为细致的微观探讨，并借以预测中国哲学在最近时期内的发展趋向，以粗略勾勒出它的发展前景。
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及其走向繁盛的内在契机
中国所处的现实国际环境及它既定的社会条件，既决定了中国哲学进一步达到新的繁盛须要经历较长的道路，须要经过一场“持久战”，也决定了中国哲学在这场“持久战”中将负有重要而艰巨的时代使命。中国哲学在当代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要以彻底的批判态度，全面清理总结历史遗留下来的旧的思想文化，其主要任务是抓住现实社会中幽灵般的时时出现的落后的封建主义思想和落后的资产阶级思想，剖析它们的实质，揭掉其改头换面之后以“新”形式表现出来的迷人外观，使人们能清楚地看到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区别，并明确地认识到它们对社会进步的真正危害，进而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得到完整的理解和得到全面的发展。毋容置疑，对旧的思想，尤其是对落后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如前所及，这种落后的封建主义思想至今还有存活的广阔土壤：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还存在着众多的用手、镰刀、锄头和牛马从事农业劳动的小农。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之所以还有为数众多的小农存在，还没有从整体上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建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如本书前面所指出的，不是一种典型的而是一种亚型的社会革命，这个发生在经济极度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更多地是在中国社会受到内外冲击，革命形势业已成熟，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已基本具备的势境下完成的，即它不是在生产力已充分发展到足以导致旧生产关系的打破而引起全新生产方式建立的典型社会革命，不象典型的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取代封建制那样的社会革命，因此，这个革命本身只是使旧有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摧毁，从而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同肘，这个革命本身不能从整体上把半封建半殖民地遗存下来的落后的社会意识革除掉，而只能用革命者的新思想来不断取代它。但是旧的思想特别是传统封建主义思想经过千百年来的积淀，已在中国广大民众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根探蒂固，并透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中，非常难于克服，并且，从事中国革命的革命主体本来就是在这个前身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度上生活的知识分子、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小职员，等等，他们在革命过程中虽然得到了自我改造，并且一些先进分子成了共产主义者，但由于中国革命的长期军事斗争的性质，使他们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的一切改造只能是围绕当时革命的中心任务——武装夺取政权而进行的，而不是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训练和教育，因此他们没有做到全面地扫荡旧的思想传统，加之当前中国城乡占极大比重的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存在，使得各种落后的旧思想的生存和再生有着十分有利的条件和广泛的基础。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全面批判和取代旧的意识形态，不能不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大而长期的历史任务。
正因为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它就有必要进行“第二次革命”，即继社会政治革命后实现社会经的起飞。这样就派生出当代中国哲学的第二大历史使命，即它应成为“第二次革命”的精神号角。在一个以艰苦的体力劳动为主要标志的国度实现经济起飞，这一任务的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何况中。国这场来势凶猛的“第二次革命”是在中国经历10年内乱后，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基础上，各种问题堆积如山的前提下，人们的头脑在极左思想和变形的封建专制思想禁锢下刚刚解脱的情形中进行的。尤其当中国在紧闭1/4世纪之久后对外洞开门户时，它所看到的仿佛是光怪陆离、令人头昏目眩的外部世界。因此，这个革命能否有条不紊地深入下去，首先还须人们在精神上、心理上有充分的承应力，以不致被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冲击所摧垮，这就决定了中国哲学的当前使命是在中国处于相对劣势的条件下，在世界性的新的文化潮流中，在奠立于世界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基础之上的各种社会思想、理论、学说和各种哲学社会科学学派的林立中，使自身得以确立，并从思想上帮助中国找到应有的位置，确定前进的方位，即如何找到和拓宽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亦即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公平合理原则的前提下，如何较快地使中国的经济得以振兴，政治制度得以改善和完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道德水平得以提高，等等。不消说，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需要中国哲学具备较强的认同能力和兼蓄能力。认同，即是能实事求是地理解和认识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兼蓄，即是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的优点和长处兼取过来，鉴为己用。具备了这种认同精神和兼蓄精神，中国哲学就能在较为迅速的发展中，使自己变得强大，并以自己的全部智慧教会中华民族合情合理地评价自己的过去，严肃认真地理解现在，卓识远见地估量未来。具备了认同精神和兼蓄精神，中国哲学在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历史的挑战和抉择关头，必定能够明智地回答时今重新提出的所谓“中西古今”之争的老问题，以使中国择取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最隹道路：既不固守“国粹”，也不会“全盘西化”，而是在客观估量自己的现实力量及其发展的现实可行性基础上，以国外的经验作为参考，充分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和优势，制定出自己的最优发展战略，以奔向世界、奔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