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管弦乐创作
中国的管弦乐创作在九十年代初进入了一个比较沉寂的时期，与八十年代热闹的情况相反，1990年北京音乐厅没有举行过一次中国作曲家的个人交响作品音乐会。但管弦乐创作仍在不断深入地发展着。1990年11月，朱践耳为22件弦乐器和竹笛而作的《第四交响曲一6.4.2.1．》获第十六届玛丽·何塞皇后国际作曲比赛大奖，1991年2月，福建的青年作曲家吴少雄的交响随想诗《刺桐城》在日本主办的“丝绸之路”交响乐国际作曲比赛中获奖，就是有力的证明。
1991年3月，“王西麟交响作品音乐会”和“马剑平交响作品音乐会”相继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演奏了王西麟的《第三交响曲》（完成于1990年）和马剑平《结构——为管弦乐而作》（写于1989年）等交响乐新作。
1991年5月举行的第十四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有一次管弦乐新作的丰收，其中包括朱践耳的《第五交响曲》，赵晓生的《交响舞诗第一组曲》，刘湲的《交响狂想诗——为阿佤山的记忆》等。
这几年在通俗和短小的管弦乐曲创作方面是有一些收获的。1991年举行的“全国第七届音乐作品（进行曲）评奖”活动中，产生了管弦乐《音乐会进行曲——召唤》（刘念劬曲）、《凯旋进行曲》（司文虎曲）和铜管乐《骑兵团进行曲》（季承、晓藕曲）、《军威进行曲》（魏群曲）等较好的作品。1991年10月，鲍元恺的《中国民歌主题二十四音管弦乐曲》在天津首演。这部充满浓郁的民族风情的管弦乐小品集受到了广泛的欢迎。1992年底，中国广播交响乐团举办“中国元旦音乐会”，征集、首演了通俗、短小的管弦乐曲《社火之夜》（李爱华曲）、《苗寨狂欢节》（杨天解曲）等五首乐曲。另外还有在“黑龙杯全国管弦乐作曲大赛”和上海“单乐章管弦乐中国作品征集比赛”中获奖的《苏三组曲》（刘廷禹曲）、《布依组曲》（唐建平曲）、《我的母亲》（张大龙曲）、《庆热序曲》（钟信明曲）、《赋格风小曲》（阿镗曲）、《枫桥夜泊》（徐振民曲）、《汉宫秋月》（左贞观曲）等作品产生。这些都标示着我们的作曲家在让管弦乐曲接近群众方面所作的努力。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管弦乐创作正在大踏步地登上世界乐坛。1990年，谭盾的管弦乐《道极》获“亚洲音乐节”大奖（即“日本入野义郎国际比赛”首奖），几年来，这部《道极》已经有二十六个乐团在世界各地演奏过，并已出版了六个不同版本的激光唱片。1992年，他的《乐队剧场II：Re》获日本桑托里音乐厅委约奖。这个“桑托里音乐厅委约奖”是一年一度专门授予“具有国际影响和有成就的作曲家”的国际大奖，只有那些当今世界级作曲大师如美国的约翰·凯奇、俄罗斯的谢德林、法国的谢纳基斯等曾是这个奖的得主。谭盾是荣获此项大奖的第一位青年作曲家。同年，陈其钢的三管制乐队作品《源》在第二十七届地利亚斯特国际交响乐作品比赛中获奖。于京君的交响乐《星云》获1991年首届澳洲保罗·洛因音乐奖，他的管弦乐《舞雩》获1992年度维电纳现代大师作曲奖。许舒亚的管弦乐《夕阳·水晶》获得了1992年法国第五届国际交响乐作曲比赛的“作曲大奖”。
1993年3月，金正平的《第一交响曲》在韩国首演，并获得好评……1993年5月，有谭盾、周龙、陈怡等四位中国年轻作曲家同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作曲博士学位。谭盾的毕业作品是交响乐《死与火——与保罗·克利的对话》，周龙的毕业作品是为打击乐和管弦乐队而作的《大曲》，陈怡的毕业作品是《钢琴协奏曲》。周龙的《大曲》已经在1993年7月由中央乐团在国内进行了公演。谭盾则在1993年底和1994年初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举办了“谭盾交响音乐会”，演奏了他在国外创作的《乐队剧场I：埙》、《乐队剧场II：Re》和《死与火》等大型管弦乐作品。周龙、谭盾的作品都引起了国内听众的强烈兴趣。以往我们国内的管弦乐创作经常在国外引起较大的反响。我们称之为“墙内开花墙外红”，现在则开始出现了“墙外开花墙内红”的可喜现象了。
五、歌剧、舞剧音乐创作
1989年前一直在低谷中挣扎的中国歌剧，到九十年代有了一些转机。1990年11月在湖南株州举行了“1990全国歌剧观摩演出”，在十多天时间内，演出了15部1985年以来新创作的歌剧。比较出色的歌剧作品有：《阿里郎》（金京连等编剧，崔三明、安国敏、许元植、崔昌奎作曲），《从前有座山》（张林枝编剧，刘振球作曲），《归去来》（丁小春编剧，徐占海作曲），《征婚启示》（邓海南编剧，冬林作曲），《桃花渡》（李静林等编剧，吕冰作曲）等。这些歌剧作品题材比较广泛，风格比较多校，艺术上比较细致。它们的出现给歌剧舞台带来了一阵春色。
1991年7月，中央歌剧院首演了歌剧《马可·波罗》（胡献廷等编剧，王世光作曲）。1991年11月，总政歌舞团集体创作并上演了民族歌剧《党的女儿》。1992年底，北京舞台上又演出了歌剧《张骞》（陈宜、姚宝宣编剧，张玉龙作曲），这些歌剧都在歌剧艺术的发展上取得了不同的成绩。
这几年来中国歌剧也开始对世界产生了一些影响。谭盾的祭祀歌剧《九歌》1989年在纽约首演。1993年1月，金湘的歌剧《原野》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上演。《纽约时报》评论说：“他运用美妙的技术、细腻地将不同的西方风格与他自己民族特有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是“具有高水平、极具个性的作品”。金湘的七场歌剧《楚霸王》（黄维若、李稻川编剧）的音乐也已在1993年中完成。与此同时，谭盾正在创作的由爱丁堡艺术节委约创作的歌剧《马可·波罗》，其第一幕已于1993年8月在纽约进行了试演。另外，瞿小松接受荷兰艺术节委约创作的室内歌剧《俄狄浦斯之死》和接受瑞典人民歌剧院委约创作的大型歌剧《俄狄浦斯》将于1994年分别在荷兰和瑞典首演。“中国歌剧走向世界”的形势从来投有现在这么好过。
舞剧音乐在近年内也有重要的收获，影响较大的舞剧作品有《丝海萧音》（吴少雄、林荣元作曲），《阿诗玛》（万里、黄田作曲），《森吉德玛》（王竹林、桑洁、玛希作曲）、《渤海公主》（刘锡津作曲），《菊豆与天青》（唐建平作曲）等等。“仿古乐舞”也仍然不断有新的佳作产生，如北京歌舞团在舞剧《华夏古韵》的基础上，新编创出《逍遥游》，久演不衰。陕西省乐团编演的歌舞《长安古韵》，继承和发展了《仿唐乐舞》的创作路子，将“仿古乐舞”的创作继续推向前进。
六、大变革时期的中国音乐
这几年间，中国音乐正处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大变革、大发展之中，音乐文化被全面推向了市场，好像一时尚未找到在新条件下发展自己的具体方针和方法，正处在犹豫、困惑和徘徊之中。严肃音乐的发展尚未走出低谷，通俗音乐的发展始终摆脱不掉港台歌曲的束缚，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正面临着新的危机和新的机遇。二十世纪末，中国音乐正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处在前进的十字路口。
一个令人振奋的重要现象是：中国音乐出现了走向世界的最好的形势！九十年代初开始出现了这一好的势态，这是几代中国音乐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几辈人在荒芜的原野上默默地耕耘播种，现在似开始进入开花结果的季节了！
这一好的形势是在由全体中国音乐家共同努力之下形成的。也包括前几年在“出国潮”中成群结队走出国门的青年音乐家们。中国音乐家不管走到哪里，他们仍然怀着一颗中国心，仍在为中国增光。他们的成就仍能使国人感到骄傲。最初是一批批中国青年小提琴家在各种国际比赛中获奖，胡坤、王晓东、吕思清等小提琴家扬名海外；继而是年轻的中国歌唱家震撼了国际声乐舞台，胡晓平、粱宁、迪里拜尔等歌唱家声震欧美，邓韵、傅海静、李洪深、田浩江等分别登上了美国大都会歌剧院舞台演出歌剧。接着，一批中国民族乐器的演奏家也走出了国门，到海外去从事推广中国民族乐器的工作．汤良德、何树风、王昌元、张燕等纷纷在国外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综上所述，中国专业音乐和传统音乐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都得到长足的发展。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批具有杰出创作才能和活动能力的中国作曲家，作为一个群体一起登上国际乐坛，这对中国音乐走向世界是有着更为重大意义的事。我认为这是中国音乐的一次质的飞跃，它标志着中国音乐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水平。背不住在这批人中间会冒出一个两个国际级的大师！
目前，中国音乐已经成为全球华人经济文化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全球华人音乐文化的联络网正在逐渐萌芽之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这一网培的形成和发展。从这一实际出发，今后我们考虑中国音乐建设问题，就不仅仅要从大陆一个角度出发，而必须考虑到全球华人音乐文化这一更大的立足点。
有一位名叫惠勒（scott wheeler）的美国乐评家在评介谭盾的《九歌》的唱片时写道：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一些伟大的欧洲音乐家如斯特拉文斯基、兴德米特、勋伯格、巴托克等来到美国，他们对美国音乐产生了非常重要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近几年来，一批中国音乐家来到了美国，“这件事最终很可能具有与欧洲情乐家早些时候来到美国一样的重要性。”这是这位乐评家对中国音乐家的非常高的评价、最大胆的预言。这位具有敏锐的历史眼光的乐评家已经看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的端倪。
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期待着二十一世纪：中国音乐将以更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粱茂春
1994年1月14日于京东“实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