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介民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当时许多将领，都有“武人惟恐不能文”的思想，他便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几年间，他从军统局与第二厅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先后缩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研究》等几本书。国民政府对他这种肯钻研和写作精神，曾予以明令表扬，并授给他一枚“积学勋章”。他对这枚勋章极为重视，认为是最难得的“荣誉”，经常爱把它拿出向人炫耀，以显示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
郑介民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在1940年下半年起兼任了“中苏情报合作所”的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苏联方面也派了一个副所长。这是苏联帮助中国侦查对日情报工作的。该所设在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一号，另在南岸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有电讯侦测总台，由军统所派的特务肖坚白任总台长。苏联派有一个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在南岸汪山建有两幢宿舍专供苏联人员住宿。该所结束后，该处改为军统汪山农场。
这个所虽是由军令部出面，实际是由军统主持与苏联进行合作，专门侦收和研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电通讯密电码。苏联方面提供了一批供侦查用的电讯器材。名为合作，实际上彼此都想把对方侦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学过来，而把自己懂得的一套又不要让对方学去。戴笠曾把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谢力公等人派去担任该所的科长(苏联方面派副科长)，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也大都是由戴笠选派去的军统特务。
戴笠一方面指使郑介民在该所的电讯部门特务去偷学苏联人员在这项工作中的技术方法，同时还指示他们应多方设法去和苏联人员接近，想从中收买拉拢个别的苏方工作人员，妄想在苏联内部去布置情报工作。戴笠对谢力公抱有很大的希望，谢的俄语很流利，一向长于交际应酬，戴笠特别拨出在赣口街附近的一座小洋房交与谢，作为联络苏联人员之用。谢的举止很阔绰，一切交际费用都由军统支付，曾花了不少的钱，但却没有听说得到什么结果。当时郑介民的老婆为此常发牢骚，说郑介民兼任该所副所长，却远不如该所的科长阔气。
郑介民在兼任副所长期间，平日也很少过问该所的工作，一直交由军统去搞。有人偶尔问到他这个所的情况时，他总是神秘地说：“这是秘密，暂时还不宜公开，将来等到对日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一定会有惊人的成绩在报上公布的。”实际上他有许多问题也弄不大清楚，除了邀请苏联人员赴宴时他去参加一下，他连设在南岸均侦测总台都没有去看过一次。谢力公有事也是直接找戴笠请示；有些事告诉他一声，有些连事后都不和他谈，他也从来不去追问。
准确判定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
1940年夏天，蒋介石叫戴笠加强军统在南洋各地的特务活动，戴笠因郑介民对南洋情况较熟悉，要他赴南洋一带视察，开展军统在海外组织的工作。他认为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范围，必须与英国密切联络，以免引起英国的不满。他去视察时，英国方面特派两名特务随他一同前往。
同年秋，通过郑介民与英国接洽，决定成立一个“中英情报合作所”，英国派特务安德逊到重庆正式商谈中英情报合作问题。蒋介石决定交由军统负责与英国合作，戴笠即推荐军统特务武装部队头子、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兼任该所主任，安德逊任副主任。
中英情报合作所成立时，戴笠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上特别称赞郑介民“为军统发展国际情报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这个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合作内容主要是由军统向苏方提供有关日寇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军统曾应英方要求，派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先后在香港、印度(日寇占港前去印度的)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日空军密电。当时这个工作组很受英方重视，并多次想派人学习军统侦译日空军密电的技术，军统始终不肯把这部门所取得的经验向英方提供，
1942年前后，戴笠又要郑介民以军令部二厅名义派军统特务李汉元、吴文字等十余人去缅甸工作，还由英方派几名特务随同前往。
郑介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1942年1月间，他对盟军在新加坡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当罗斯福和邱吉尔决定要保卫住盟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新加坡时，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在新加坡召开同盟国军事会议，商讨保卫新加坡的计划，蒋介石除了派杜聿明等前去参加外，还派郑介民前往担任有关情况方面的联络。郑介民去了之后，不但没有受到魏菲尔的重视，连当时新加坡英军总司令对他也很冷淡，他只是和魏菲尔总部的一些高级幕僚人员有所接触，并没有正式参加这次会议。一向非常骄傲的魏菲尔，在这次会议上坚决表示，只要缩短防线，集中兵力，确保新加坡是决无问题的。郑介民却向魏总部的幕僚人员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新加坡是绝对没法防守的，不如集中力量坚守印度尼西亚，使之成为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反攻基地，坚守印尼比坚守新加坡要有把握。当时他的这些言论，完全没有受到魏菲尔的注意。
郑介民从新加坡回到重庆，又把这一意见向将介石提出。蒋介石对他的话相当信任，曾正式转达魏菲尔，也同样没有被采纳。
还不到半个月，日军便集结大量海陆空军猛攻新加坡。这个为英国经营多年、费资达6000万英镑建成的所谓远东第一巨港，加上有6万多名防守的英军，只有十多天时间，便于1942年2月被日军攻破，魏菲尔仓皇率领总部人员逃往荷印爪哇。
这时，不仅蒋介石和在重庆听到过郑介民意见的人，认为郑介民果然“料事如神”，连魏菲尔在致电蒋介石的时候，也后悔不听郑介民的方案而遭此惨败。蒋介石便再度派郑介民去爪哇与魏菲尔联络，这次魏菲尔的态度便与以前完全不同。据郑介民回来时说，连魏菲尔都亲自去机场迎接他。不过这次郑介民却没有看准，当他刚从爪哇回到重庆，正预备再去的时候，日军又乘胜向印尼大举进攻。不出1个月，3月初爪哇也被日军占领。魏菲尔只身乘飞机逃往印度，防守印尼的几万英军和魏菲尔总部军官都成为日军俘虏。
在一败再败以后，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部也一度宣布解散，魏菲尔仍回原任驻印英军总司令。以后蒋介石还经常派郑介民去印度和魏菲尔联络。后来英国派蒙巴顿在锡兰任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时，郑介民也曾去锡兰和蒙巴顿联络。在协同对日作战中，郑介民曾提出过不少的意见。
蒋介石认为郑介民在和盟军打交道时还有一套办法，以后又指定他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当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总司令的魏德迈，对郑介民的印象也相当好。
郑介民对军事问题一向爱提出他的分析和判断，虽然有时估计错误，但偶尔也能说中几件。他最爱向人夸耀的另一件事，是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被他猜中了。1944年夏，郑介民和魏德迈总部的一些美军将领们谈话，大家预测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许多美军将领们谈的都不着边际，只有郑介民指出6月初很可能。当时大家也只是认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并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隔了不久，盟军果然在6月6日那天从法国诺曼底登陆。消息传到重庆，许多听到过郑介民那次谈话的美国军官立刻想起他事前说的日期完全正确，见到他的时候都称赞他是神机妙算，居然能这么准确地计算出盟军登陆的日期。这时他便大卖狗皮膏药，瞎吹一顿。魏德迈听到这些话以后，还当面称赞过他。原来，他这次猜中的根据，主要是从整个战局来看。认为第二战场的开辟不能再拖延，而且各项准备也已就绪，不会出今年。至于日期的确定，他是根据英伦海峡每年6月初天明前涨潮最大，在那几天登陆最适宜。他一面向人夸耀他学识渊博，一面也是暗示他消息灵通。
郑介民的这些预言虽然受到一些人的重视，使他沾沾自喜，但他的老婆却常常当着许多人的面揭他的底。每当他正津津有味地向人说这说那的时候，他老婆往往从旁插嘴叫别人不要信他乱吹。一次她说：“抗战开始，他认为香港最安全，把贵重物品和行李寄存在香港，可以保险，结果香港很快沦陷，东西全部丢光。”她越说越气，用手推他、捶他，要他把东西还来。他这时只是苦笑一下，还是继续向人讲下去。
陪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鞍前马后十分卖力
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初，有消息说除由戴笠兼任该所主任外，还准备委任郑介民和美特头子梅乐斯一同为副主任。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这个兼副主任的职务一直没有任命。
郑介民在中美所虽然没有兼任职务，但他却非常热心于中美所的种种活动，经常与梅乐斯往来。中美所的第一、第二次签订合同时，他都参加。他在重庆期间，所有中美所举行集会和盛大宴会时，他和戴笠都是以“主人”身份来殷勤招待美国特务。席间，他总是喜笑颜开，用些滑稽幽默的话来逗美国人开心。每当戴笠不在重庆时，有关中美所的问题都由他出面与梅乐斯商谈。许多美国人都喜欢找他聊天，并当面称赞他是一位很风趣的人物。
戴笠死后，梅乐斯从美国到南京吊唁，郑介民特意从北平赶到南京，一连和梅乐斯长谈了几次。他希望再度恢复美蒋特务合作，梅乐斯也表示在对付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再尽一点力量。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全国解放，美国都没有把这一组织恢复，使他很失望。后来，美国同意在保密局内成立一个“中美办公室”，继续进行支援军统的反共活动。
郑介民对美国“特使”马歇尔恭维备至。马歇尔上庐山，他几次参加迎送。有次马歇尔夫妇去找蒋介石，他跟在两乘大轿后面走了十来里路。那次他穿着整齐笔挺的军服，连外衣都为汗水湿透。他有支气管炎的老毛病，每到冬天发作得最厉害，那次他弄得上气不接下气，支气管炎大发。回到南京医了很久。他老婆埋怨他，他却认为这次当马帅的跟班，是有很大政治意义的。
郑介民在和马歇尔的往来中，虽然极力为这个伪装的“和平使者”到处吹捧，但后来他认为马帮助蒋介石还不够积极，而在背地里有些埋怨。有次他在保密局对几个处长级的大特务大发牢骚，说许多事没有能够按预定的计划弄好，使国民党吃了许多亏。
郑介民和司徒雷登虽然早就认识，但关系不深。1933年，郑介民在北平任特务处华北区区长的时候，用以掩护的职务是北平军分会的上校参谋。当时司徒任燕京大学校长，交结的都是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对这个上校参谋并不看在眼中。郑介民虽然很想巴结，也没有巴结得上。
司徒雷登这个“中国通”被日本人囚禁了几年，于1946年继赫尔利担任美驻华大使。这时，郑介民的地位也和过去不同了。彼此都感到需要拉拢一下，但又不便直接去找对方。当郑介民向保密局办公室主任黄天迈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黄告诉他司徒雷登也早有意和郑介民谈谈。黄是燕大学生，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总领事，抗战期间投入军统后，当过军统局第一处副处长、海外区区长，主管海外情报。抗战胜利后，黄天迈在平津专搞国际情报工作，主要是和美国驻平津人员进行联系。黄和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是燕大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当傅带黄去见这个老校长，谈到他在郑介民手下工作时，司徒雷登便在黄面前称赞郑介民是“国民党中有数的军事谋略家”。郑介民听到这样称赞他，更是急于能早日同这个被蒋介石尊为上宾的新大使见面。据黄天迈说，当他和傅泾波联系好以后，郑介民第一次去见司徒雷登的时候，两人一谈就谈了几个钟头，越谈越有兴致。
郑介民在北平时，司徒雷登每次来平津活动，郑介民都赶去迎接。司徒雷登在南京过70岁生日时，郑介民没有来得及赶去，便叫人买一个漂亮的寿幛送去，并专电向其祝寿。
郑介民善于讨好外国佬，也深为蒋介石所嘉奖，并且常常利用他这一长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郑介民也以所谓“军事外交家”自居。他认为最得意的是1944年“开罗会议”前后的一些活动。
开会之前，蒋介石先派胡世泽、朱世明、李惟果和郑介民四人到开罗与美、英方面人员联系。郑介民奉命后立刻与戴笠商量，两人几乎谈了一个通宵。郑介民的任务除了先去商谈会前的种种准备事项外，最主要的还是为蒋介石布置警卫方面的工作。军统在那次会议之前，急急忙忙加派了一批特务去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处，戴笠亲自为这些人饯行，发给他们大量经费。军统原来在这些地方虽有组织，但人数不多，没法担负这一新的临时重大任务。郑介民去开罗后，不久便和李惟果先回重庆复命，郑介民一下飞机便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了准备情况。李惟果去见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马上说：“一切情况已由郑介民厅长报告过了。”李惟果只好退了出来。
蒋介石去开罗，所乘的专机航行的路线，连随同他一道去的许多人都不了解，只有戴笠和郑介民才在事前知道，这是由郑介民预先安排的。因为蒋介石怕日本飞机拦截，故让其随从人员乘飞机去加尔各答，而他的专机则取道卡拉奇。
当晚，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卡拉奇过夜，郑介民更为忙碌，几乎通夜没睡，指挥着事先去那里的军统特务暗中严密保卫，因此第二天他在飞机上一直打瞌睡。
那次蒋介石带去的随员不多，但郑介民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参加会议。蒋介石住在金字塔旁的一家大旅馆中，也很少看到郑介民出入，实际上他每天都在为警卫忙得不能休息。会议刚一结束，郑介民又先到加尔各答布置。蒋介石在印度停留时，郑介民也是负责蒋介石的警卫工作。蒋介石回国后，还特地嘉奖了郑介民的保卫工作，说他做得好，郑介民为此高兴了三天。
歪曲事实，破坏国共和谈，一生反共最积极，却又最害怕共产党
抗战胜利，国民党军政人员贪婪欲望大发作，都在准备“劫收”。郑介民也希望能够弄到一个接收大员来发横财，他老婆尤其希望他能负责一个肥美的接收任务。不料蒋介石却派他兼任蒋梦麟所主持的“赔偿委员会”委员，这使他大为泄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