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批的十几个人听见枪声后，边走边高呼着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当那些倒在地上的同志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冲上去，抱着尸骨未寒的战友遗体哭喊着！那震山撼地的悲愤声音，伴随着怒吼的松涛、凛冽的狂风，令歌乐山的空气凝重，使得那些平常飞扬跋扈、冷酷无情的特务们手中的枪颤抖不已……
民主实践社成员，年仅27岁的钟奇（又名鹏飞、程岚），是《和平日报》的采访主任，1949年10月他带电台准备去黔东南参加武装起义时，于11日晚被捕。29日，他离开重庆“新世界监狱”的时候，急匆匆地给妻子写了一封遗信：“德琪：不要哭，眼泪洗不尽你的不幸，好好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比我更有用。记住，记住！我最后仍是爱你的。还有一宗，你一定要再结婚。祝福，我至爱的贤妻！”他中弹后仰天倒了下去，不瞑之目死死盯着苍天。
年仅21岁的黄细亚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青年，她先后在《西南风晚报》和保育院幼稚院工作。重庆解放前夕，她协助地下党做国民党部队的策反工作，1949年9月13日被捕。她被捕前在送给同学的一首《一个微笑》诗中表明了她的人生志向：
“……以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用你笔的斧头，去砍掉人类的痛苦；以你的诗的镰刀，去收割人类的幸福。牢记着吧，诗人！在凯旋的号声里，我们将会交换一个微笑……”她，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最后的时刻她脸上仍充满胜利的微笑。
血泊中倒着一位年轻人，他用手指着特务说：“会有人替我们报仇的！”他叫涂天应，牺牲时年仅19岁，是位热情、奔放的青年。他参加了贵州德江武装运动，于1949年秋，回重庆购买武器，不幸被捕。在狱中，特务用老虎凳、电火烧等酷刑折磨他，手指被弄断，但他却坚不吐实！
新民主主义解放社社员、新世界大饭店总经理艾仲伦，因参加革命活动于10月12日被捕。在被作为临时看守所的新世界大饭店底楼地下室，关押着100多名“政治犯”。国民党反动派忙于逃窜，使这些被关押的人一天连一次饭都吃不上，看守的特务最后只有请当过饭店总经理的艾仲伦出去找吃的。在特务的看押下，他每天上街凭关系找人借钱，赊米、油、盐、煤炭，为“政治犯”找粮下锅。他的妻子和表弟见只有一个特务看押他，就劝他趁机逃脱，但艾仲伦却表示：“我不跑，‘新世界’里还关有100多人，还等我借钱买米回去下锅。我跑了，他们怎么办？”他本有机会跑出去，但却没有为自己考虑；他将吃的送回了监狱，但自己却在11月29日被杀害在松林坡！
从来壮烈不贪生。
身陷囹圄的革命者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他们也决不是坐以待毙，活着出去建设新中国是他们最大的心愿。他们为有朝一日能冲出牢狱始终不懈地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努力，狱外的党组织也一直千方百计为解救狱中同志而不间断地多方面地做工作。
除通过个别上层人物和个别社会关系，营救一些同志出狱外，地下党组织还有计划地准备武装劫狱。
1949年7月，川东特委在原市中区临江路45号召开了一次会议，从香港学习归来的江伯言传达了钱瑛对川东地下党的指示：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钱瑛在指示中，专门提到要千方百计把被捕的党员和进步群众营救出来，需要钱买的，就花钱买。
会议就加快营救狱中同志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决定“在不放弃通过个别上层人物和个别社会关系……营救个别被关押战友的同时，还应积极作好准备，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进行劫狱”。9月，川东特委正式决定派人打入敌人内部，具体由特委委员林向北负责。
林向北接受任务后，找到地下党员张平和，利用他哥哥张平江的关系，潜入渣滓洞附近二十四兵工厂，并设法打入警卫队，掌握武器，伺机行动。杜文举、冯群生、朱重光、刘瀛州、张平和、陈立洪先后潜入该厂，并通过张平江找到车间的炼钢工人陈绍轲买通了该厂警卫队一个副队长，使两位同志顺利地进入到警卫队，其中一个正好补上当了机枪手，掌握了一挺机枪，还谨慎地在里面交了一些朋友。当这项工作刚刚开始时，厂里的警卫队要与其他蒋军合并攻打游击队，我们的同志只好撤出来。
为了搞到武装，地下党同志还设法打入志农部队。志农部队是用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特务头子戴笠（字雨农）两个人的合名而命名的，又叫交通警备第一旅，是一个武装特务组织，主要负责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的警戒任务。
志农部队有个中队长叫贾佐，又名贾希一，是1927年入党的老同志，曾和蒋仁风一起参加过南昌起义。他一直是搞特科工作，曾打入蒋介石的侍从室。当时志农部队正在招收新兵，林向北把这些情况向蒋仁风、卢光特作了汇报后，他们都认为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为营救这两个集中营的同志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决定派徐荣恒利用师生关系，进入贾部，又由徐介绍先后有曹志固、席劲、文伟等同志到贾的中队当兵。
可是不久，因内部争权夺位，贾佐被排挤离开部队，我们的同志也因贾佐的关系待不下去，撤了出来。
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不想一件意外的事使营救工作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天，张平和在磁器口街上看到交警一旅招兵的布告，他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林向北。林此时正为无人再打入交警队而犯愁，当即决定派张平和去。张平和通过他的同学陈立群的亲友蔡遐欧的关系，找到交警一旅军官队的军官徐荣辉，经过两次说情，徐荣辉便把张平和带进集中营交警一旅干训班，介绍给一孙姓副官，补了一个无军饷、只管饭吃的传令兵名额。
张平和打入交警后，川东特委决定让杜文举、陈立洪同志也打进去，并指示他们3人由杜文举负责，摸清集中营兵力部署、营房驻地、军事设施、哨卡、路线情况。
将其绘制成图。
他们接受任务后，立即机智地开始了侦察，他们利用早晚在渣滓洞下侧河沟里给那些当官的打洗脸洗脚水（当时无自来水）、给军官买吃的东西、传递文件等机会，绕道在集中营内侦察。陈立洪还想办法拿到孙副官的临时通行证，闯到了渣滓洞警戒线的第二道防线，收获很大。
经过近两个月的侦察，集中营内情况基本摸清，然后他们到二十四兵工厂，凭着各自的记忆，把侦察到的情况，绘制在一张一尺见方的土白纸上。地图上标明了从歌乐山童家桥、红槽房、二十四兵工厂到白公馆、渣滓洞的路线图和沿途的警戒线、监狱内部的警戒线、岗亭、哨所、木栏以及军械仓库、营房住地、兵力部署等，并用文字说明一、三道防线较严密，线外有电网，线内有警铃，还有便衣武装特务把守等情况。此图在11月中旬由陈立洪带出来交给林向北。
与此同时，廖亚彬带上几个党员骨干，打入了驻在唐家沱的敌七十九师二三六团当兵，冯群生打入新桥重庆师管区的机关当文书。十一月初，蒋仁风通过联勤总部一个姓张的参谋，介绍林向北到沙坪坝三十粮秣库当文书，他们的任务就是做好敌人部队的策反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就拉出一支队伍来，配合我们的人进行武装劫狱。
但终因时间短促，地下党组织能掌握的武装力量太少，劫狱计划未能实行。
为配合狱外党组织展开营救工作，难友们从入狱的那一刻起，就积极活动，争取和分化敌人，为早日被营救创造条件。他们在策反工作中针对不同的人，或晓以大义，或在经济上给予优厚报酬，已争取到部分看守人员为难友们提供各种帮助，渣滓洞狱医刘石人、看守黄茂才、唐友元，冒着风险，为难友送信送药，沟通了狱内外的联系。
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庆的步伐加快，重庆的时局也更加恶化。1949年11月14日，敌人继在大坪公开枪杀陈然、王朴等10人后，又在电台岚垭秘密杀害江竹筠等30人。狱中停止了每天一次的放风，岗楼上又加派了双哨，日夜巡逻，集中营里气氛越来越险恶、紧张了。胡其芬以“吉祥”化名，综合狱中党员骨干研究的营救意见，给地下党组织写了一份报告，由黄茂才带出交给重医女学生、负责与狱中联络的地下党员况淑华。况接信后当即转交给了川康特委派驻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
刘康接信后，深知狱中同志生命已危在旦夕，决定单独组织武装抢救。据刘康在《川康特委系统在重庆的沙磁区工作组及城区特支临解放时做过的几件统战、策反工作》一文中写道：
为了营救中美合作所关押的这批政治犯，当时我们进行了紧张的活动，决定单独组织武装力量进行抢救，并给被抢救出来的人设想了两条去处：其一是经过中梁山撤到北碚，这就需要卢子英提供掩护和物质支持。其二是由磁器口石马河一带趁天黑过嘉陵江撤往江北区第十区，因为十区伪乡长陈秉国是我们已经很有把握的策反对象，因此刘康叫王烈马上到北碚尽快与卢子英谈判，同时也要在江北十区做策反工作的党员陈晓东，将组织关系由重庆大学的陈英武手上转给了当时分工负责武装力量的杨学明同志，要杨到江北掌握十区的起义问题，看有没有可靠的人员可以作为部分抢救力量，如果人员不能利用，也要尽可能搞到枪支弹药，并在石马河一带准备接应的船只。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66）
刘康与有关同志不断碰头，日夜奔走，在短短的几天里，为武装劫狱筹集到相应的人员武器，并筹集了五十两黄金作为劫狱经费。殊料此时敌人开始了大屠杀，劫狱计划又告流产。
两次营救，虽未成功，却仍然反映了集中营内外与敌斗争的一个重要侧面，它将载入重庆地下党血与火的斗争史册。
死亡，对每一个人来说是无法摆脱的现实。“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是“11·27”英烈面对死亡的一种博大胸怀。他们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革命事业中，为崇高的理想献身是他们人生的信念。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是高度的理性的表现。
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
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烈士们用自己惊天地泣鬼神的行为超越了死亡，他们的肉体消失了，但他们的精神却永存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