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宗煌推动下，川康民革在起义与策反方面迅速取得进展。在民革组织发展的同时，成立了地下军事组织川康民主联军，李宗煌兼任川南军区司令。
1949年3月，李宗煌秘密赴渝。其时，他的外甥王蜀生正调任国民党七十二军副参谋长，李宗煌积极向王阐明大局，要他控制部队，掌握武器，作好起义准备，还电约王蜀生赴成都，共商起义大计，一再叮嘱王要保护其部队驻防区雷波、马边、屏山、峨眉、沐川一带的百姓，策应活跃在川滇边境中共领导的云南游击队。李宗煌还派妻子赵玉君回屏山老家与亲友联络，做袍哥组织和地方人士的统战工作。
在积极进行策反工作的同时，李宗煌还竭尽所能，向各方人士宣传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针对国民党部分上层人士的疑虑，他解释道：“国民党在政治上腐败，在经济上贪婪，使老百姓的生活陷于绝境，非垮台不可。至于共产党要不要我们，就要看我们对革命做出成绩没有，是不是真正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贡献一切，包括必要时的各种牺牲。”他的解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深得信赖。他还针对王陵基“剿匪戡乱”的反动政策，编写了《四川人民要活命》、《反征丁、反征粮、反内战》等通俗宣传品，散发到各地。
李宗煌的革命活动，早已为特务察觉，对他进行了暗中监视。1949年5月，民革组织策动的崇宁起义遭到失败。14日，李宗煌邀请在成都的有关人士讨论时局，共商计策。此时有人提出，特务的黑名单上有李宗煌的名字，劝他先转移隐蔽，他却镇定自若：事态虽然危急，哪能有畏惧心理，若我先行撤走，就会涣散人心，革命就要担风险啊。当天下午，特务将李宗煌秘密逮捕。
李宗煌被捕后，遭受了酷刑的折磨，仍不为所动。特务又让他的外甥王蜀生和李宗煌的儿子李致明前往探视，见李宗煌满身的伤痕，不禁凄然泪下，李宗煌则对外甥坦然相告：“我宁肯砍掉脑袋，也不愿割耳朵！转告亲友们放心，你也应早点返职，搞你的大事。好好照顾舅母和弟弟。”王蜀生牢记舅舅的话，果然在成都解放时起义。
1949年9月，李宗煌被押到重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关押。11月28日被杀害于所囚牢房。
王白与又名本霖，1902年出生在四川蓬安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与后来的民盟主席张澜是故交，母亲为蓬安望族名媛。由于他的长辈们有很深的旧学功底，耳濡目染，王白与也打下了良好的汉语和古典文学基础。从北京测量学堂毕业后，1927年王白与来到重庆。
1929年受聘于重庆《新蜀报》任总编辑，他为人直率，富有正义感，常常借报纸针砭时弊，他在为《新蜀报》创刊四千号所写的“纪念词”中这样说道：“凡有关民族兴替，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莫不站在时代之前列，大声疾呼，至若武夫之专横独裁，党政之明争暗斗，政客之纵横捭阖，官吏之暴取横征，土劣之为虎作伥，凡此诸班怪状，足碍社会之进展者，即以纯客观态度，尽量指陈，不畏威胁，不受利诱，不避斧钺，痛加针砭。”这足以看出王白与的办报宗旨。1934年，王白与在成都创办《华西日报》，担任社长。他延揽了部分进步青年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尤其是副刊，不光刊登一般的诗词歌赋，更多的是刊载新文艺作品，灌输进步思想，很受青年读者欢迎。
在办报的同时，王白与又在政府机关任职。由于王白与极有才华，又有父辈提携，所以仕途畅达，担任过21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四川省政府编译室主任兼川康绥靖公署军官研究班政治部主任。在刘湘主政四川期间，刘的许多重要文电讲话稿，大多出自王白与手笔，王白与对时局的见解和对四川政务的许多建议，颇得刘湘赞许。
1935年，蒋介石将其嫡系势力大量渗入四川，一面追剿红军，一面控制四川。王白与积极策动刘湘与冯玉祥的使者接触，与冯联合抗日，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动政策。王白与和李荫枫等一道帮助刘湘在成都举办“川康绥靖公署军官研究班”
并担任政治部主任，对将校级军官们进行轮训，统一思想，清除蒋介石散播的毒素，特别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亡国政策进行批驳，王白与曾在研究班的报告会上说：“现已面临国家民族存亡之秋，还侈谈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应该是全民一致奋起救亡图存的时候了！”在学员中引起极大反响，一致拥护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主张。1938年，刘湘病故，四川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王白与不愿与新任四川省主席王缵绪合作，断然离开政界。
1941年至1943年期间，在成都创办“岷山艺术学校”，谢无量任董事长，王白与任校长。1944年在《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负责人杜桴生暗中支持下，并得到川康个别军人的赞助，王白与和杜重石、李扬波、蔡梦慰等创办《大义周刊》，常撰稿反对蒋介石独裁暴政，或刊载一些介绍苏联经济建设和解放区情况的报导。不久，国民党当局以该刊言论左倾，竟迫令停刊。1945年抗战胜利后，何鲁、胡文澜等倡议组织“四川粮民借谷索债请愿团”，要求政府偿还战时的借粮，王白与着文支持，指出：
抗战既已胜利，政府理应偿还借粮。同年，又因法币不断贬值，物价飞涨，中央银行利用向美国借来五亿美元黄金作幌子，举办以法币折合黄金储蓄存款，吸收游资。而存款到期时，财政部则强令存款人扣减四成作捐献。王白与不惧权势，撰文力斥政府背信弃义，为老百姓呼吁。
1946年夏，蒋介石公开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王白与反蒋言论更趋激烈，反动当局对他越发不能容忍，他被迫乘船东下至上海，参加了郭春涛等组织的“民主同志联谊会”，并担任秘书组长，还为该会草拟了政治纲领，提出：推翻蒋介石独裁卖国政府，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
1948年1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上海“民主同志联谊会”也更名为上海民革，王白与参加了上海民革的成立大会，会上确定了上海民革的主要任务是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的爱国人士起义。3月，王白与等筹备了一次酒会，欢迎川、康、渝的国大代表和立委、监委委员，以及上海党政军各界人士。王白与借酒会，劝勉在川的故旧友好，投入反蒋行列，并鼓励他们支持四川进步报纸宣传真理，反映人民的意志和痛苦。
1949年6月，杨杰来重庆，在周均时家和王白与、何鲁、王国源秘密会面，杨杰分析了形势，要求大家做好配合解放军进军西南，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王白与还提出了建军和策反同时进行的建议，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王白与被推选为民革川东分会负责人之一。为了迎接黎明前的战斗，王白与的活动日益频繁。8月，他托弟弟王叔云带信给蓬安县参议员陈颖川、西充县参议员王浪平，要他们借充实县民众自卫总队之名，用参议会的名义来渝运输500支枪，以响应解放。
王白与等的活动被打入民革组织内部的军统特务李君英、严守三出卖。8月20日，特务逮捕了王白与。被捕后王白与先后被关押在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和白公馆监狱，11月27日，王白与被押往松林坡刑场，押出囚室时，他昂首挺胸，神态自若，一边放声大笑一边说：
痛快，痛快！
从容就义。
在重庆“六一大逮捕”的白色恐怖下，民盟与共产党协同作战，展开大营救；徐远举答应放人，却又屡屡作梗民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演变发展而来，1941年在重庆成立。1944年正式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吸收个人会员，扩大民主运动。有许多共产党员为了工作的方便，同时参加了民盟，有的还担任领导职务，帮助民盟建立健全组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牺牲在重庆军统集中营的27名盟员中有20人是党盟交叉关系，民盟是在中共的影响和领导下成立、成长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正如中共中央给民盟的五大贺词中说：
中国民主同盟长期同我们党风雨同舟，并肩战斗，是我们党的亲密战友。具有爱国的、革命的光荣历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民族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大搏斗，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时期，民盟组织和广大成员作出了重要贡献。民盟一些同志为此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直为人民深切怀念。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1947年2月查封《新华日报》，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迅即在全国各地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5月宁沪平津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全国各地奋起响应，共同决定于6月2日举行总罢课和游行示威。6月1日，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在全国各地对新闻出版、教育、文艺、工商界等进步人士及学生骨干实行规模空前的大逮捕。重庆被捕人数达二百余人，居全国之首，是为全国性的“六一大逮捕”事件。
“六一大逮捕”的被捕人员中有不少是民盟成员，为营救这些同志，民盟重庆负责人鲜英，以及在南京的民盟中央负责人梁漱溟、黄炎培等曾分别写信给国民党政协代表团代表，和成渝两地国民党反动当局要求释放民盟盟员，但均无结果。
1949年1月，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被迫“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在这种风云变幻的局势中，张群被任命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
张群在奉命接受新任后，曾去上海虹桥拜访民盟主席张澜。张群面见表老时说：
“我要到四川去担任西南军政长官，表老，你有什么话要说？”表老说：“今天的大局你还不清楚吗？最好是跟人民走。”张群说：“我也明知不行了，但我不能背离蒋公，他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好背他，只有跟他走，现在我要回川了，表老，你还有什么意见？”表老说：“你回去应该为四川人民做些好事嘛！首先应该释放政治犯。
关起民盟那么多人应该放嘛！还有征兵征粮少做些嘛！也不要准备在四川打内战，这就是为川人造福了。”张群当面答应，这些事回川以后斟酌办。
接着张群又在1月24日去和黄炎培同志话别。他谈到他将去四川就职时说：“我明知事不可为，对蒋介石四十年关系，还有什么办法。过去一件件事你要我帮忙，今后要你为我帮忙了。”惨然而别。
（张松涛《营救渣滓洞被难同志出狱记》）
张群在此时上任，其实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结局，他去与张澜、黄炎培话别只是想拉点关系，卖点人情作政治上的交易。
张群到任后，于3月21日晚，约民盟中委兼成都市分部主委范朴斋来渝面谈放人问题，范应约来渝，张要范提供被捕盟员名单。
“六一大逮捕”后，重庆各界组织了“六一事件后援会”等民间组织，民盟也设法与狱中同志取得联系，知道他们中有的承认了民盟身份，有的根本没有承认。经过反复斟酌，民盟认为这次机会难得，特别是由张群亲自提出放人，真放的可能性很大，大家认为在“六一”被捕同志这一前提下，凡是知道的不管是否盟员都开出名单，共列出37人名单。
范朴斋同志把已经开列好的37人名单交与张群，并说，这个名单，就是成渝两地被捕关押的名单。此外还有外县的。凡是政治犯都希望一律释放。张群看了名单之后说，“杨伯恺、田一平两个是共产党员”。范说，我知道他们是盟员。还举出1947年3月5日在成都的四个民盟代表杨伯恺、范朴斋、田一平、张松涛去见当时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是为中共人员撤退后请按政协决议，切实保障民主党派成员合法权利及人身安全的情况，以证明杨伯恺、田一平是民盟盟员。范还说：今天喊释放政治犯，他们即或是共产党员也应该放嘛。随后大特务徐远举来向范说，名单中刘国是共产党。又指出几个名字说他们不是盟员。范说，我开的名单，我负责这些人都是盟员，必须放出。徐很坚持，以致彼此都说得生气了。范最后说：“名单开不开在我，人放不放在你。我就是这样开的，不能删除。”这时，徐才稍微缓和地说，“再斟酌”。
这是当时名单交出后的斗争实际情况。
过了一天，徐远举又来找范朴斋同志，拿出印好的保状，对释放人员要范朴斋和鲜特生两位同志署名具保。当时未谈下去。范说以后答复。这一下大家认为保状不好写，也不能写。过了一天，徐远举又来向范说，“人是要放的，但不是都放。”又说：
“我们把人放了，将来如果你们不承认，还来问我们要人，有何凭据？你们不写保状，也得办个手续。”范当时答应再商量后答复。又经过大家商量，不具保状，只办手续，作普通事件处理。人放出来，由范、鲜二人出具收条，写明收到释放人员若干名就行了。经过再次与徐远举交涉，双方认可，就这么办。释放人员由国民党反动政权直接送到特园交人。
3月27日下午，徐远举又来找范朴斋同志商量释放问题。徐又再次提出要求作“道义”的保证。所谓“道义”，是指同志们出狱以后，不要以文字发表狱中情形。
范答应了，并再三说，“只限文字，不限口头”。徐也答应了。范又说，“发表政治主张，我们不限制。”徐也答应了。范后来对我们说，他的原则是：“人情接受，条件拒绝。”
3月30日上午，徐远举给范朴斋来电话了，说是朋友们今天可以见到。这一下，特园的同志们兴奋极了，通知这个，通知那个，加紧把迎接同志们的工作做好。
黄昏和晚间，田一平、李康、唐弘仁、龙圣夫、张真民、孙文石、刘慕宇、张大昌、阳明、颜士奇、舒军、张明泛、仲秋元、周世楷、屈楚、罗克汀、王颖水、唐珍澜等十八个同志分两批送来特园。这时范朴斋和鲜特生两位同志都不在，送人来的特务说要取保，杨复全同志不同意，原来说好不要取保的，怎么又要取保了，那你们仍就把人带回去好了。这样就形成了僵持的局面。李康、舒军等同大家商量后。才由杨复全同志写了一张收条交与送人回来的国民党特务。
十八位同志回到了特园，同大家见了面，异乎寻常的高兴，有的同志兴奋得热泪盈眶。
3月31日上午，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又送出兰国农、何舒杰、熊鸿嘉（劳洪）三位同志，我们也照样开了一张收条交与送回同志的国民党特务。
（张松涛《营救渣滓洞被难同志出狱记》）除了被营救的同志，仍有27名民盟同志在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牺牲在重庆军统集中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