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然，原名陈崇德，河北人，1923年11月11日生，殉难时年仅26岁。
小时候，陈然是一个好动喜玩的孩子。从职业学校毕业后，他以满腔的热情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加入地下党组织后，在湖北遭陈诚国民党军的迫害而逃往重庆，因此失去组织关系。在重庆中粮公司机器厂工作时，积极寻找党组织，策划创办《彷徨》
杂志，团结进步青年，利用香港地下党组织寄来的杂志和新华社的消息，传播共产党的消息。《挺进报》开办后，他接上了党的关系，重新入了党，积极、努力、认真地为党工作，担任了《挺进报》特支书记。被捕后，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正如他在《论气节》中所写的那样：“……在狂风暴雨袭击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致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
刘国，四川泸县人，1921年出生在一个号称泸县“首富、望族”的家庭，从小有“七莽子”的昵称。1936年至1939年在成都建国中学普九班读高中。在学校，他参加读书会，接受了马列主义，寻找改造中国的道路；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研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1940年，他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在四川叙永分校读书。由于他积极争取进步的表现，地下党四川叙永分校支部发展他为党员。1941年迁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本校就读。四年的大学生活和学习，更加坚定了刘国追求真理，献身共产主义的信心。1941年，在给侄子的信中他写到：
……真理需要的是人的理解，而不是人的信仰；而真实的理解，自然会产生信仰的。二者的程度的关系是成正比的，而理解是主变的因素。
1944年，西南联大毕业后，刘国响应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人应该到农村去、到敌后去”的号召，受南方局的派遣到云南陆良县中学，担任教务主任代行校长职务。
在陆良中学，他积极发展进步力量，安排进步人士任教；他认真整顿校风，注重教学质量；他通过办墙报、组织文艺晚会、读书会等形式，培养发展学生积极分子。抗日战争结束后，由南方局调遣于1945年11月回到重庆。
抗日战争时期，刘国的五哥刘国琪是从事银行业的大富翁，曾要求刘国去美国留学，由他提供1万美金。1987年，刘国琪到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参观时，曾讲道：“我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希望国能多读书，并且希望他能到美国去读书，可他坚决不去，他愿意在云南，他要参加革命工作……”刘国的未婚妻曾紫霞在《刘国》一书中记录了袁成源（刘在大学的同学，现名袁用之，原在云南林学院工作）的一段回忆：“以大学为阶梯往上爬的知识分子不乏其人，国有条件出国，可他拒绝出国。他选择了一条危险、艰难的道路，他把自己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是十分可贵的。瞿秋白同志说鲁迅一生是封建阶级的叛逆、宗法社会的贰臣，我认为这个评价对国也是适用的。”刘国回到重庆后，家人又提出让他到美国去读书，但他仍然拒绝。
在重庆，他的公开身份是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资料室的研究员，后又到《商务日报》作记者。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在云南暗杀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刘国以“西南联大留渝校友会”的名义，奔走呼吁，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
8月12日还专门举行了闻一多的追悼会。在1946年8月20日的《新华日报》上，刘国化名刘刚，写了一篇《略论闻一多先生》的文章，他写道：
……闻先生学贯中西，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造诣已经超越前人，中国学术界如何地需要这样的通人！中国民主革命虽然已经有了重大的成绩，无可否认文化战绩却远落在政治战线之后，而处在幼稚的境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正需要闻先生这样的人！精通外国的和中国故有的，而又懂得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劳动的人；合乎辩证法的规律，这样成熟了的学者，中国怎么损失得起……为了民主的文化和政治，为了中国的革命，闻先生付出了生命，这是中国学者的光荣，这是中国文人的范型，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啊，闻先生的道路应当就是我们的道路。联合起来，沿着闻先生的道路前进！
1947年2月，《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后，刘国在彭咏梧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挺进报》的工作，他筹集经费，提供稿件，负责《挺进报》的部分发行工作。
1947年5月18日，国民党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南京、天津学生奋起反抗，造到国民党的镇压，重庆、上海、杭州等城市学生纷纷罢课声援，刘国积极策划抗议活动！“六一”大逮捕后，地下党市委决定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六一社”，刘国参加建立和领导工作。11月，地下党市工委决定成立“沙磁特支”，由刘国担任特支书记，张文江、邓平同志为委员。
他通过“六一”社来积极发展重庆大学的学生进步力量，自己筹集活动经费，甚至利用工薪收入来开展活动、帮助同志。
他的未婚妻曾紫霞在《刘国》一书中写到：
爱情不需要语言，当你被人爱着的时候，你会十分敏锐地感到它的来临……当他发觉他已经爱上我的时候，他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他怕恋爱占去他宝贵的时光和妨碍他的工作，他怕感情发展最后给我真带来不幸的遭遇，可他愈是顾虑重重、愈是感到深深地爱上了我……
1948年4月，冉益智供出了刘国在荣昌的躲藏地址，19日特务在荣昌将刘国和曾紫霞逮捕，押往重庆渣滓洞、白公馆。
徐远举抓住刘国后，欣喜若狂，他分析这个出身豪门望族的公子哥儿参加革命是头脑发热，不可能像那些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了什么“解放”、“翻身”，他认为刘国不过是图新鲜、赶时髦，决不会从骨子里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于是决定亲自审讯刘国。
审讯室里，徐远举、叶翔之和渝站站长颜齐，三人会审刘国。
问：你的上级已经将你出卖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万贯家财的少爷，搞啥子共产党啊？只怕你的皮肉娇嫩，吃不消！
答：（刘没有回答）
问：你家有钱有势，你有吃有喝，你闹什么共产党？你共谁的产？你要知道，这共产是闹不得的，要坐班房，挨杀头的！
答：（刘没有回答）
问：你的上级冉益智、刘国定什么都知道，他们都说了，你说不说其实都一样，这是看你态度老实不老实！
答：既然刘、冉二人什么都知道，你请问他们好了，又何必来问我呢？你再问我，我也是什么都不知道！
……
特务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少爷”如此不识抬举，于是便用刑罚来对他进行惩戒！
在刑罚面前，刘国顽强地与敌人对抗……当他被押回牢房的时候，他大声叫喊：
冉益智叛变了！
在狱中，他认真学习历史，钻研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他积极参加狱室中的劳动，帮助同志；他经常做特务看守的工作，告诉他们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在又一次的审讯中，徐远举问他：从哪里学的马列主义？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
刘国回答说：
“我是从哲学的研究中找到这个真理的。”
“我自愿背叛我的家庭，我不是受任何人指使而是自觉自愿参加共产党的。我心甘情愿为人民牺牲自己！”
“我是共产党员，你们没有抓错。杀不杀我，你们有权；交不交组织，我有权。
要杀是可以的，要我交出组织是永远办不到的。”
……
刘国被捕以后，他的家人多方想办法营救。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中对此有交代：
……刘的家属怕我杀他，尽力奔走营救。经济部部长刘航琛移尊求教，登门拜访，来我家同我交朋友。言谈中，希望我保全刘国的生命，并示意，只要我同意这样，在他所开设的川康银行和川盐银行可随便透支用款（无偿的信贷）。何北衡也托我的妻舅、重庆市市长张笃伦向我关说……
接着，刘国的大哥刘国琪，也从香港赶回重庆，设法营救，送了我一只名贵的手表，在何北衡家中宴请了我和二处的刽子手们。刘国琪要求同他兄弟见一面，我想利用他哥哥来劝降，便答应他只要刘国交出组织，登报声明叛党，即可释放，并可以到美国去看看……
1949年3、4月间，国共和谈之时，刘航琛、何北衡给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写了一封信，要求保释刘国，叫他到香港去。张群将原信批交给我核办，意思是只要我同意释放就可以……我以刘国毫无转变之意为辞，推托了，没有同意他们保释。
国民党法官张界在审讯刘国的时候，劝说刘在脱党申明书上签字，否则性命难保！刘国回答说：“我死了，有共产党，我等于没有死；我活着，牺牲了共产党，还有什么用，还有什么意义呢？”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的三天，刘国从白公馆看守所被押往刑场，在奔赴刑场的途中，刘国高声呼叫：共产党万岁！人民革命必将胜利！我没有玷污党！
我永远是党的忠诚战士！……殉难时年仅28岁！
刘国虽然生在一个剥削阶级的家庭，但他是剥削阶级的叛逆！而这种叛逆的精神不是他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这是他在社会实践的选择中所形成的。学生时代，面对许多同学为学费而发愁，为生活费而苦恼，他对家庭有许多思考，对人生有许多疑问；大学时期，面对社会的灾难、恐怖、欺压、腐败，他有许多忧虑；面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生活，他有许多激愤；面对自己的奋斗、追求和人生价值，他有许多想法。
从刘国在1939年10月19日写给五姐刘国惠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认识和他为什么会走上“叛逆”的道路：
您过去的漫长的岁月，多都消磨在家里，而这个“家”，却是旧社会垂死的身躯上底一个烂疮，它具有旧社会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溃烂性的毒质，又加以外面侵来的微菌，它已经完全是一块脓血和腐肉。生活在脓血和腐肉里的人，自然不会健康的（无论是精神或身体）。
我们要得到完全的幸福，只有让新的产生，让旧的死亡，要新的产生，就应当增加新的健康的具有抗毒性的细胞，要旧的死亡，也只有增加抗毒体。我们要自救，我们又不愿变细菌，就只有把自己变成抗毒体，自救也就是救人！
要变成抗毒体，先得把自身遗传得来的和传染来的毒质除去，把自私虚荣、狭隘、胆小、无恒心、无毅力……等短处除去……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107），记载了杨虞裳被捕原因及狱内经过情形：
为叛徒涂孝文所交而被捕。曾受老虎凳、竹签子、烧红的铁丝烙脚等。没有交组织，坚贞，不屈。
在其生前为革命事业活动情况的记录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