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天洞外，有一草坪。每遇天气晴朗，将军就由夫人陪伴，在晚饭后来到这里散步，身后跟着大群便衣，开初他尚不习惯，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仿佛这些人根本不存在。在妻子的搀扶下，在这里待几十分钟，向妻子讲述自己身世，讲述坚守西安八个月的悲壮经历，谈论目前的抗战局势，夫人总是忠实的听众，每到激动处，禁不住长嘘短叹，热泪盈眶，而谢葆真总是好言宽解，她像一位慈祥的母亲，抚慰着将军心灵的创伤。将军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草坪上：看云在天空飘飞，看苍鹰搏击长空，农舍升起的袅袅炊烟，汽车在山脚下的公路上奔驰……每到黄昏，觅食一天的鸟儿飞归山林，他不禁想起了自己几个孩子，无父无母，他们的命运会是怎样？
鸟儿尚有家，而自己却处在这样的境地，每念及这些，不禁黯然失色，甚至流下泪来。
虽身陷铁窗，但将军的心无时无刻不牵挂着抗日战场。上山后，消息被封锁，经过“批准”，他自费订了一份报纸，关注着抗战局势的发展。每看到战场有捷报传来，他总是眉飞色舞，连声叫道：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此役总算扬我国威之类的话。
但更多的是令将军失望的报道，半壁河山陷入敌手，日本飞机轰炸陪都重庆，造成大惨案，每看到此类消息，他的心情就格外沉重。一次，他外出散步，照例有几条黑影跟随，当天战场失利的消息本已使他很烦闷，这几条黑影令他更觉愤怒，于是跑过去，对着那几个人大声吼道：“你们年轻人，是国家抗战的有生力量，为什么不上前线？
这样下去不全完啦！”弄得这些特务面面相觑，恼怒不已，幸亏夫人听到吼声，赶过来打圆场解围，才算平息风波。将军也觉自己毕竟囚室之人，刚才举动，有所失态，从此以后，他总是控制自己的情绪，任凭感情在胸中波涛翻滚，只久久沉思无语。
贵州有句民谣：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这里的山上多烟岚雾露，空气潮湿，洞内终年不见阳光，臭气扑鼻。这对于习惯北方干燥气候的杨虎城来说，自难适应，加之心情抑郁，便常常生病。这时杨已看出蒋介石短期内决不会释放他，要改变居住环境，当不可能指望蒋氏的善心发现。1938年秋，他提出自己掏钱，另建新牢，作为一家三口长期安身立命之地。看守杨将军的特务队长李家杰，贪财如命，早就觊觎将军钱财。今有如此捞钱机会，他岂能放过。平时秉承戴笠旨意，对将军拿颜拿色，而此时装出一副古道热肠的样子，为修房事在戴笠面前极力窜掇，戴笠被缠不过，批“准如所请”。将军对此也很高兴，拿出400美金，交李一手操办。李在兑换美金时就揩了不少油水，建房、购物时，又雁过拔毛。花400美金建起来的屋子简陋不堪，唯遮风避雨而已。事已至此，将军也只好认了。
夫妻团聚，给将军的囚禁生涯增添了一些亮色。谢葆真无愧于贤妻良母的称号，每当将军心情烦闷、痛苦时，她总是好言相劝，陪伴将军左右。而她自己，何尝又不痛苦。自从入狱以后，四个孩子是死是活一概不知，孩子是母亲的心头之肉，他们的命运不能不让她揪心。常言说：有父母的孩子是个宝，无父母的孩子像根草。柔弱的小草却要经受狂风暴雨的摧残，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外面的孩子们免不了遭受世人的白眼，特务的骚扰。然而，谢葆真只能把这些深埋心底，反过来还得强作笑颜，劝慰将军。不仅如此，她还得忍受特务的凌辱，这些大小喽啰，自恃有戴笠撑腰，常常是狐假虎威，不仅对杨将军不恭，对谢葆真更是动辄喝斥。谢本为性格豪爽之人，哪受得了这些窝囊之气，然为将军安全考虑，只能隐忍不发。双重痛苦的压力，即使铁骨男儿，也会被压垮，何况是一个柔弱女子。1941年，谢葆真生下一个女孩，这给她精神上带来了不少安慰，但这种暂时的安慰，很快就被现实粉碎。由于粗劣的伙食，儿子拯中入狱不过三载，变得又黑又瘦，毛发枯白，母亲已觉悲痛；拯贵出生，无奶可喂，整天饿得哇哇大哭，谢忧心忡忡。不得已，只好请示批准后，自己出钱，延请奶妈。
一日，将军一家正围桌就餐，看着饭桌上粗劣的饭食，拯中又黑又瘦的面孔，听着孩子哇哇的哭叫，谢葆真不觉心烦意乱，顺口说了句：怎么饭菜弄得越来越糟糕？
恰好李家杰路过，他不仅不致歉，反无礼顶撞。忍无可忍之下，谢兜头一碗朝李砸去。
李情知理亏，落荒而逃。随后放出风声，说谢葆真有神经病，并以免得影响杨生活为由，坚决将谢葆真和奶妈赶回洞内居住，活活拆散了这个家庭。
谢葆真迁居洞内后，由于离夫别子，精神更受刺激，逐渐发展为间歇性精神失常。
她常隔窗大骂特务，甚至用碗盆、桌椅，朝特务砸去。一次，她躲在门后，一个特务路过时，她把小便朝特务劈头盖脸泼去，弄得特务狼狈不堪，更加怀恨在心，终日把她关在房内不让出来，也不延医治病。将军每闻叫喊，犹如钢锥刺心，却又不敢劝慰，只有暗中挥泪，难过异常。后经再三请求，特务始同意让谢搬出洞内，住在自建的房屋里，杨则搬进阴暗潮湿的玄天洞去。
一日，戴笠上山，借看望之名，实则想亲自看看杨虎城的饮食起居，身体状况，好向蒋介石复命。落座后，照例是一番假惺惺的寒暄，无非是身体怎样？生活是否习惯等无关痛痒之话。听着戴笠不休的唠叨，想着自己回国参加抗战，却身陷囹圄，累及妻儿，狱外孩子们生死不明，狱中拯中还是少年却像老头，妻子被逼致疯，不觉热血上涌。忽然，他站起来，用力猛击桌面，指着戴笠的鼻子大声吼道：“这种日子我没法过了，请你转告蒋某人，要么放我出去打日本，要么把我枪毙算了。”
戴笠这个杀人魔王，中国的希姆莱，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这样放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显得有些慌乱，但他很快便镇静下来。待将军发泄完毕，马上软言劝慰。
无外乎是请将军息怒，安心静养，把将军的苦衷转告总裁等鬼话，多年沉积的愤懑，今一吐为快，他也懒得理睬戴的这一套，不过，他坚决要求撤换李家杰，派医生给夫人治疗。
回到重庆，戴笠认为李看守有功，提升李为中央训练团警卫组上校组长，改派龚国彦接替李家杰职务，并加派张静甫（湖南临澧特训班毕业）为特务队副队长兼医官。
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些嗜血成性的特务，全没有人性。龚虽外表比李温和，而实际上同李是一样的毒辣阴险，对将军的折磨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是后话。
谢葆真经过一年多的调养医治，病情有所好转，杨又搬回新屋，与她同住，苦捱时光。
戴笠自从遭到将军喝斥后，再也没有上山来过，而是指派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经常去打探情况。周是戴笠的小同乡，此公外表斯文，一副君子模样，内里却狠毒无比，是笑里藏刀之人。受戴笠指示，不时去玄天洞与杨打牌、喝酒、聊天，博得将军好感，将军曾对人谈起：较之其他特务，周养浩似乎尚有一点心肝。然而，他至死也不会知道，正是此人，将他送上了黄泉之路。
时光在苦熬中一天天过去，山上的树绿了，又黄了，候鸟几次来回，几度寒暑，几度春秋。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当人们载歌载舞、庆祝胜利时，并没有忘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基石的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释放张、杨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提出释放张、杨等政治犯。但蒋介石不是推诿，就是装聋作哑。抗战胜利的消息，犹如一股春风，缓缓地解冻着将军那颗因失望而冷却的心。他以为自己一关八年，已足抵西安蒋被扣半月之仇，况抗战已胜利，恐怕再没有理由关押他了吧。他苦苦地期待着，却没有一点释放的消息，而是一纸转移的命令。
1946年1月，旧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制止特务的罪恶活动成为各界人士的共同呼声。3月，戴笠在南京岱山坠机身亡，这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鲜血的刽子手受到天惩。军统局为应付各界舆论压力，改组为保密局。改头换面后，又装模作样撤销臭名昭着的息烽集中营，同时决定把杨迁到重庆继续囚禁。当杨得知要到重庆的消息，真有说不出的欢乐和希望。但无情的现实很快就把他的幻想撕得粉碎，等待他的竟是更加险恶的处境。
他们一家迁到重庆后，即被囚禁于军统设在歌乐山特区的杨家山秘密囚室。几个月后，“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之一──张学良将军也被押解重庆，关在离将军不远的白公馆监狱后山的戴公祠里，十几天后，又用专机押解去台湾。当然，这些情况杨将军永远也不会知道。
杨家山秘密囚室，地处山腰，有平房四间，由将军一家与龚国彦特务队分住，外层由一连宪兵设岗，特务队与宪兵连照例须将杨起居言行，逐日向上书面汇报。
关押杨虎城将军的重庆杨家山秘密囚室旧地八年的苦盼，终成泡影。至此，杨将军算是对蒋介石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谢葆真经此骗局折腾，旧病复发。将军为此忧心如焚，茶饭不思，久而久之，不觉火气攻心，牙龈脓肿，饮食难咽，特务却不准他看病。拖了很长时间，直到整个面部都浮肿起来，才批准为其拔牙。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105）保存了曾给杨虎城看牙病的蒋祝华医生1983年的回忆材料：
1947年夏季某日，伪中央医院谢锡琳院长打电话来，要我准备好医疗器械，有车来接我去为一个病人拔牙。后来就来了一辆美式吉普车，我带上我的一个学生简华彬和张维汉医生一同前往。车上还有一个人（特务）同行。车开到歌乐山下，经过一道大门检查，然后就到了一个办公室，有两个人陪我们吃中饭，吃完中饭，他们就带我们上到山上最高的一间房子，四面有持枪岗警。当我们坐下后，有一个人对我们说要我们不能多问，随后他们带了一个病人来与我对面坐下，并介绍这是杨老先生，个子高大，头发蓬松；未戴帽子，也未戴眼镜，未加修饰的脸上，留有二三寸胡须。穿了一身陈旧的黑色长绸衫，面容严肃，气宇不凡。但是他全身带着一股浓厚的臭气。当我跨进这个地方，我就意识到这个人不是一般的政治犯，既然要请我这种医学经历的人来替他看病，这个人决非一般的人。我开始为他检查，问他哪里不好？他没有说话，只用手指着上唇。我在检查时，发现他两颗上中前门牙松动，明显叩痛，是创伤引起的根尖脓肿，如果早就进行治疗，就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我于是提出这两个牙齿应该到医院照片、作根管治疗及根尖切除术。但管他的人说：“不行，我们这里没有条件，没有医生，你把它拔掉就行了。”我当时感觉很愕然，既不能按我提出的方案治疗，又要拔出能够保留的牙齿，心里感到是很不安的。杨老先生由于疼痛难忍，只有同意把牙齿拔了，我只好违心的为他消了毒，打了麻药针，很仔细的分离牙龈，轻轻的把牙拔了，再进行了止血。我问他疼不疼，他摆头表示不痛。手术后，他就被看管的人带走了。当时我就与他约定好：一个月后再去为他镶牙。后来，他们用吉普车送我们回市民医院去了。
在返回的路上，张维汉医生在我耳边细声问我，知不知道杨老先生是谁，我说不知道，他说这是杨虎城。使我很震惊。当时全国人民都不知道杨虎城将军囚禁在哪里，原来却在歌乐山麓。
一个月后，按照约定时间，下午两点钟有车接我前去为杨虎城将军镶牙，由于我已知道他就是发动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的爱国将军，在我心中对他产生了敬意。
我早已为他想好了最好的修复方案，采用当时最好的黄金丁牙为他修复，并且在他的唇侧设有基底，固定在最稳当、最舒适的牙上。当车到后，我便把给杨将军镶牙的想法讲给看守他的人听，当时遭到反对，我就只得为他安装瓷牙。当我与杨将军见面时，我看他仍然穿着上次的那件衣服，周身臭气四溢，但他仍保持着固有的威严风度。我便为他检查打样，取石膏模型。这些本来可以让我的助手去做的，但是为了对一个爱国将领的尊重及其完好的仪容，我都亲手制作，完成了假牙，就亲自为他装戴上，又经过修整，我问他是否合适，他点头表示满意。然后很快的又被管理他的人带走了。
一位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此时连镶牙的权利也被剥夺。反动派企图箝制舆论，然人民自有公论，从一个素昧平生的牙医那里，我们看到杨将军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正是这位牙医，在将军被害后，对其遗体作了科学鉴定，后文将谈及此事。
将军病体刚愈，夫人的病情却不断严重起来，经常痛骂特务，并指名道姓骂蒋介石没心肝。将军知道这样将会闯下大祸，时常劝阻，但谢这时已管不了这么多，她要一任感情痛快宣泄。特务更加恨她，再次强行将她与家人隔离。1947年12月，特务以治病为由，将她活活杀害。杨拯贵的奶妈吴琼珍回忆了谢葆真被害的过程：
夫人眼见抗日胜利，全家还是得不到自由，到重庆后，气愤得四十多天不吃不喝。
这时，杨将军和拯中、拯贵都是和夫人隔离的，只有我一人守候在侧。一天，她说想吃豆花，我到伙房为她弄回一碗，刚扶她吃了一口，特务进门来了。他们说来为夫人打针，马上将夫人手脚捆在床上，两根针同时从脚杆上注射，夫人痛得两眼直往上翻，很快就断了气。将军和拯中赶来抚尸大哭。”
（罗礼贤《杨虎城将军在玄天洞》《贵阳文史资料》）
杨虎城一生中有过三次婚姻。1916年与罗培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一女，后病故；1919年与张蕙兰结婚；1927年与谢葆真结为秦晋。谢葆真，西安人，出身城市贫民家庭。1927年春入国民联军第十军杨虎城部队，任政治处宣传员，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夏天，随部队开往河南参与北伐，与直鲁联军作战，经常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表现出勇敢、吃苦的精神。对这位处事果断、作风泼辣的青年，将军早有所闻，在几次接触中，发现她知书识礼、贤淑善良，便萌动了爱慕之情。谢葆真对杨更有着深深的崇拜，他不仅为人正直，而且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忧国忧民的思想。
婚后，夫妻相敬如宾。将军戎马倥偬，军务繁重，很少顾及家里，而谢总是承担起养育孩子的重任，不仅如此，她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从事妇女解放工作，堪称将军的得力助手。杨将军被囚禁后，她知道，将军是离不开她的，在将军痛苦时，更需要她的陪伴和安慰。她冒着生命危险，坚决要求到狱中照料将军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