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八年抗战时期中华民国的陪都。1938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随南京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为了对付共产党，排除异己，军统组织机构由原来的四处二室发展为八大处和十多个室、委，并在歌乐山下设办事处、建集中营。
戴笠（1896-1946），浙江江山人，黄埔军校骑兵营第六期肄业。曾任蒋介石侍从副官，后任“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处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1946年3月从北平（北京）乘机飞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摔死。
戴笠一生追随蒋介石，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遗余力地从事特务活动。他在担任特务头子期间采用刺探情报、暗杀、破坏、造谣煽惑等手段，大肆逮捕、关押、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掌握着一大批训练有素的杀手、装备先进的特工、行动诡秘的暗探，其势力和影响之大，使人谈之色变，甚至被称为中国的希姆莱。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资料里有国民党对戴笠的评价，从中可看出他的政治特性和在国民党中的地位。
《中国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十二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祭文》中说戴笠：
……胡期一朝，殒此英贤，心伤天丧，五内俱煎。忆昔黄埔，君受陶铸，天资英敏，慧眼独具，志虑超群……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国民政府令》中对戴笠这样盖棺定论：
志虑忠纯，谋勇兼备。
戴先生的工作是惊人的，是传奇的，因为他的观念基于除国家外无个人事业，除领袖外无个人生命。
将军以一书生，学兵于黄埔，独得统帅信任，依之若股肱，寄之以心腹，因成一代勋名，自有足千秋者。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329）戴笠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以黄埔军校学生的身份，不断地处心积虑地向校长蒋介石递送情报，施展其从事特务活动的本领，终于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戴笠“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的特务工作原则，换来了蒋介石赐给他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处长的职务。1932年4月1日，“力行社”特务处成立，戴笠任特务处少将处长，由蒋介石直接领导。特务处采取军事编制，最先在南京鸡鹅巷53号办公；1937年南京沦陷前，又迁到湖南省长沙市梓园。“力行社”特务处是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反动方针的法西斯机构；“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是特务处的最高原则。
匪复兴社又称“蓝衣社”。该社规定社员必备的政治条件是“绝对服从”蒋匪，做蒋记“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遵守纪律”，“保守秘密”，和“坚决完成任务”。匪复兴社采用单线联系，即只能有纵的联系，不能发生横的联系。社员入社在符合上述反动政治条件的基础上，经过两人的介绍，填写申请书和登记表一式两份及附二寸半身脱帽照片三张，经基层小组通过，转报上级核准，然后定期宣誓，缴纳入社金一元，发给入社社员证，参加基层组织生活，才得称为匪复兴社社员。
……
匪复兴社社员证，为了对外保密，系规定用“南京厚生消费合作社”社员证代替。
社员证是六十四开厚磅纸印制，封面和封底均系蓝色。封面铅印有“南京厚生消费合作社社员证”字样。翻开扉页为姓名、年龄、籍贯、现职、入社年月日等栏，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填写。左下角粘贴本人二寸半身相片，加盖钢印。底页正中直写中华民国×年×月×日，靠右边编有发证字号。匪复兴社并在南京明瓦廊实地开设南京厚生消费合作社，以入社人所缴入社金一元为基金，供销日用生活必需品如粮食、煤炭之类，作为掩护，以免暴露。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档案资料M-a-P7-9）戴笠在特务处采用了法西斯的管理手段，限制特务处成员的人身自由，在内部实行督查制度，要求特工人员做“绝对服从”、“绝对效忠”的“无名英雄”。他恩威并施，给部下金钱、官职，也处以部下坐牢、杀头；他对蒋介石和权贵、元老以及家属、仆人投其所好，送钱送物；他制定了“生进死出，活着进来，死了算出去”
的特工纪律；他为实现疯狂的政治野心，为追求物欲的享受，不择手段地使用因间、内间、反间、生间、死间等各种特工伎俩。特务处的成员以黄埔学生、杭州警校学生、留俄学生和戴笠的家乡江山人为主，其中江山人最多。从1932年成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打击一切反蒋势力，收买叛徒，镇压共产党，力图消灭革命力量等成为特务处的主要工作内容。
戴笠在反共和为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活动中，利用中共叛徒进行反共活动，并替他训练特务学生；戴笠领导的特务处有一整套暗杀和绑票的手段，又最为蒋介石欣赏。
戴笠派人将吉鸿昌刺杀于天津国民饭店，将张敬尧打死在北平六国饭店，轰动一时。
在抗战爆发前，戴笠组织的一些重要活动大都是在上海进行的，他本人对此极为重视，经常亲自赶去指挥，深为蒋介石称赞。如，1933年6月将宋庆龄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铨（杏佛）打死在离宋庆龄住宅不远的亚尔培路，企图以此威吓宋庆龄，阻止她从事支援中国共产党和反蒋抗日活动；1934年11月在沪杭公路上打死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以威吓上海方面一些同情中共的进步人士；戴笠的组织还经常在上海逮捕绑架中共人士，破坏中共组织，戴笠还经常命令上海行动组在英法两租界内用绑票方式，秘密逮捕中共领导人员，他为了方便在租界绑票和搜捕共产党，就大量收买租界巡捕房的中国籍工作人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在为蒋介石排除异己方面，戴笠也不遗余力。当时在上海活动的安徽帮首领王亚樵专门从事绑票、暗杀，一些反蒋人士利用他来暗杀蒋介石，他先后在庐山和上海法租界刺蒋未遂。其中规模最大、布置最周密的，是1935年11月在南京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开会时，在中央党部内刺蒋未成而击伤汪精卫的事件。戴笠将王亚樵视为威胁蒋介石集团安全的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多次动手，后在广西梧州将王暗杀。
戴笠把他的特务学生、手枪、汽车看成是进行特工活动的三件法宝，他认为：
“只要有这三件宝，什么事都办得了。”
他从各种途径挑选特工人员进行受训，在“绝对效忠领袖”的思想管制下，戴笠要求特工人员把组织看成是“家庭”，每一个成员必须服从“家长”。他在“家庭”中依靠江山籍成员实施“内部监控”，并制定了严密的“家法”。纪律条例的主要内容是：不得违抗命令、不得有小组织、不得泄露秘密、不得诬陷同志，违犯以上四条之一者，处以极刑；不得贪赃纳贿、不得狂嫖滥赌、不得娶妾，违犯以上三条之一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戴笠嗜枪如命。讲求手枪的数量和质量，重视使用方面的实用特性，强调杀伤力强、携带方便、射击准确。即使在国难当头、国库空虚的情况下，他也不惜重金购买枪支，包括嵌有金丝盘花纹的勃郎宁式手枪，以及用不锈钢精制的强力式、美国制造长管无声手枪，以及专用来讨好女人的钢笔式、打火机式的小手枪。
戴笠对汽车特别感兴趣。特务组织为了逮捕、绑票、暗杀和跟踪监视的方便、迅速、准确，拥有大量汽车。戴笠自己经常使用的各式小轿车就有十多辆，他使用汽车要求同一年份制造、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各备两辆，只是牌照号码不同，以使别人不可能知道他坐在哪一部汽车内。抗战期间，他以各种名义不惜重金购买大量汽车，但每次见蒋介石时，总是坐一辆美制卡迪拉克老式汽车，以博得蒋介石的好感。
戴笠还有一大嗜好是玩弄女性，只要看得上眼的就要绞尽脑汁用一切手段搞到手。
他对兴建房屋的特别兴趣是为了“金屋藏娇”。他对女性任意蹂躏，有专门替他经管这类事务的亲信秘书。为了讨好一个姓余的女秘书，他可以把自己的化名也改为“余龙”，以示他是余家的乘龙快婿。生活上奢靡、豪华的享受与他对部下的要求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这也是戴笠个人品质所决定的。
特务处从1932年4月1日成立到1938年4月解散，“绝对拥护蒋介石”，“彻底消灭共产党”是其组织一切活动的宗旨。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迫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在形势的压力下，“力行社”这个法西斯的秘密特务组织被解散，并入公开的三民主义青年团。1938年8月，蒋介石把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第一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编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力行社”特务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
戴笠因资历不够，军统局局长一职名义上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兼任，戴笠升任为副局长，掌握实权。
“一手接派令，一手提头颅，成功为敌人所杀，失败为领袖所杀”，这是戴笠当初受命为特务处处长时的“豪言”，“有功归之领袖、有过我们承担”，这是戴笠贯穿于军统工作的两句口号，其为蒋介石政权倾心倾力、不惜肝脑涂地，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上，提起戴笠就会说到蒋介石，谈到蒋介石也少不了戴笠，他们是镇压人民革命、阻碍中国民主进程、倒行逆施的历史人物。
1938年10月，武汉三镇沦陷，军统局西迁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战时的陪都，戴笠利用军统特务活动的种种特权，在重庆扩大地盘、强化组织机构，把原重庆市区观音岩下的罗家湾警察训练所作为军统局的临时办公处，枣子岚垭的“漱庐”作为军统局的接待室，又强行征购罗家湾19号和曾家岩50号房屋作为办公和宿舍区。1939年初，又以躲避日机轰炸为名，强征磁器口缫丝厂五灵观、杨家山、钟家山等一带的房屋，建军统乡下办事处。同时，戴笠开始了扩大组织、强化特务活动职能的机构重组工作。
秘书室下设文书科和译电科；一处负责军事情报的处理；二处负责党政情报的处理，下设党政科、侦防科、航检科、中共科、经济科；三处负责各种特工活动，下设行动科、警缉科、司法科；四处负责通讯联络，下设通讯科、机务科、工务科、考核科、电监科；五处负责司法工作，下设审讯科和预管科；六处负责人事，下设人事行政科、考铨科、福利科、卡片室；七处负责各种行政事务，下设综计科、审计科、预算科、财务科；八处负责后勤总务，下设庶务科、管理科、交通科；（军统后期还成立了训练处、警务处、布置处）督察室下设防奸股（专门监视军统内部使用的中共叛徒）。
还设有：特种技术研究室、经济研究室、总督核室、机要室、设计委员会、策反委员会、惩戒委员会、考核委员会、财产清理委员会等。
戴笠除在国内加强其特务统治外，还积极在国外发展其特务情报机构，其组织人员最多时已超过5万名。“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是戴笠领导的军统局一切活动的根本原则。
1939年1月，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建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高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旗帜，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对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政策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为得到美国的援助，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说，表示“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实际上其悲观失败主义情绪已十分严重。
他认为，若没有像美国这样强有力的国家支援，中国的抗战是难以继续下去的。因此，在五中全会上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要国民党以防共、反共为中心任务而加紧发展组织。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报告和讲话，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议规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权力。还制定了实施《国民抗敌公约》的办法，其中规定：全国人民以保甲为单位，宣誓“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宣誓后如违反誓言，要“依法治罪”，以此严密控制人民的思想、行动，禁止人民的革命活动。
戴笠和他的军统局坚决执行蒋介石的旨意，为破坏我党组织，捕杀共产党人，打击进步力量，强化其特务活动，首先在重庆开始了庞大的特务训练计划。
特务训练班于1938年在湖南开办，戴笠本想把特训班纳入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但未获军事委员会批准，最后由蒋介石插手将军统训练班划入中央警官学校范围，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政治警察训练班”，简称为“特警班”。军统对内反共反人民，消灭异己；对外勾结献媚，为蒋介石谋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专干那些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在特训班内，戴笠生拉硬扯把特训班说成是黄埔军校的继续，将黄埔军校的校歌作为特训班的班歌，在重庆特训班期间，他命令修改歌词，重订班歌。歌词是：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卫护着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着国家领土和主权。须应当：刚胆、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牺牲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戴笠要求训练班的特务“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并以此为标榜和号召。其内部定期刊印的《家风》小册子，宣传蒋介石“有共无我，有我无共”的反共思想；在实弹射击及野外战斗演习中，也是以共产党为假设敌人，培养受训特务对共产党的仇视心理。
1940年至1944年，是军统发展扩充最快的时期，仅这一个班训练的特务数量，远跟不上军统的需要，于是就在黔阳办第二期的同时，戴笠又在甘肃兰州另办了一个兰州特训班。这样还满足不了需要，从1942年起又在福建省建瓯开办了一个东南训练班。此外还在重庆办了一个渝训班，不过这个班的性质有别于以上的三个班，它是在重庆办的各种专业训练班的总称，包括参谋人员训练班、会计人员训练班、查缉干部训练班、外事人员训练班、南洋华侨训练班、电讯班、特种通讯班、爆破班、特种警卫人员训练班、国术班等等，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所有军统办的这些训练班究竟训练了多少特务，恐怕连军统局的训练处，也很难精确弄清。因为各个班每期在训练期间，就有大批调进调出的。但大致估计，在军统各种训练班受过训的人数，在15000～20000人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