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男老人怒得不行,颤抖着从随身包里抓出玻璃杯,掷过来,却是在距母亲还有一米时掉下。女老人马上大哭:“都死了人啊,都没一个人出来做主啊。”母亲倒不怕什么村人,就怕人家又要中风了,强上几句嘴,便镇定地钻进车里,一溜烟回了县城。她找到派出所所长,所长二话没说,将刘国华申报为追逃对象。
又过去两年,风平浪静。母亲吃了往日好强的亏,在老年生活中落了单,被一个练功团队召去,每日傍晚大力鼓掌。她又偏偏是无神论出身,因此能在表象上自控,一时使外人不能察觉。只是那疯癫像肥肉,时常勾引着她心甘情愿地走,一不朝前走,便如万蚁钻心。
那朱卫见情况如此,回家便少了。人们只道闺女是小棉袄,见着朱丹每日仍归来。母亲开始无休无止地折磨保姆,比如怀疑投毒。那保姆嘴角长胡子,大字不识的一个村姑,哪里受得了这般侮辱?卷起铺盖要走,被朱丹拉住,加了两百工资。朱丹说:“三姑,你好歹在这里服侍八年了,就当她是个小孩,作弄你吧。”那保姆一听,心软了,后来还能开玩笑:“老怪,你说我下毒,我要下毒早就下了,轮不到今天。”
母亲说:“哼,你先吃,你下毒先把你毒死最好不过了。”
保姆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然后她们在宅子里旷日持久地玩游戏。母亲总是出其不意在角落放上画过奇怪图案的人民币,装作忘记了。保姆总是将它们收集起来,还她,她便蘸口水一张张地点,要是少了,便大叫:“我早就知道你是个不诚实的东西,你就这样贪心,连主家这点钱都偷。”保姆便打电筒去找,不久便真找到五块钱。
却说一日,母亲灵感来了,怀疑保姆将农村的亲人接来住,便闲不住,四处搜寻。她从一楼翻至四楼,一无所获,便去了阁楼。通往那里的楼梯又窄又陡,她一手扶着脑袋一手扶着台阶,爬上去。她一打开锁,便见里边灰蒙蒙一片,一只壮硕的乌鸦扑棱棱飞出窗户。
两只用不干胶粘得严严实实,又被包装带捆死的木箱躺在那里,暗红色的油漆尚未剥落。看得出来,它时刻等待被搬走,却像是不幸的孩子被永久遗忘。母亲抹抹盖上的灰,心说:“我可是从来没整理过这两箱东西。”
她下楼找保姆,没找着,便提着剪刀上来,撕裂不干胶,剪断包装带,将箱盖揭开。一股陈气几乎将她熏翻。接下来她所见的,让她痴愣。她先想到保姆父亲是宰牛的,接着判断这绝不是动物尸骨。她感到有意思了。这时,在她囫囵的脑海中,有两件事正相向而游,游到一块她就明白了。
尸骨……女儿。
但楼下此时正好传来保姆爽朗的笑声。三姑你还笑,你干的好事,你杀了人,还藏尸在此,坑害我朱家!她跌跌撞撞下楼,手翻笔记本,找儿子朱卫和女儿朱丹的电话号码。朱卫的手机一直没人接。朱丹的手机也一直没人接。第二次拨打时,朱丹已关机。母亲便在一阵强似一阵的恐惧中下楼去,走进光明的中午。她穿过护城河,走进知书巷,就快要撞着女儿了,却是侧身转进侧巷。兹事重大。她抄近路去城关派出所了。而朱丹走完知书巷后,走过护城河,和社员饭店老板交锋几句,便走到家门口。慵懒的保姆提着毛线及时闪现出来,笑着说:“丹丹回来啦?”
“我妈今天怎样?”
“还不是老样子。”
“我看她跑出去了。”
“不怕,她会跑回来的,她怕我偷她的东西。”
果然不久,母亲高叫着“别跑别跑”,带一伙警察跑来。这事有诸多蹊跷处——疯子报案从来没人理,即使那老所长是她一世情人。他们从初中好起,没牵过一次手,拥过一次抱,亲过一次嘴,却像世间最亲的兄妹,一向都由他来忍让、迁就她的骄横。这天她啼哭着猛然跪下,所长便老泪纵横:“如果是儿戏,就当是陪你儿戏吧,反正我也早退居二线了。”他带着一名警察和两名实习生走进朱家大宅。上楼梯时,他们看见朱丹正汗如雨下地朝下走,便一起退到转角处,让她先下。
“丹丹你这是怎么了?”他问。
“没事。”
她凄苦地笑着,扶着栏杆软绵绵地走。大约十分钟后,那四员警察在查看现场时茅塞顿开,争先恐后朝下冲,其中一位还拔出枪。他们看见朱丹刚走到桥边。这十分钟啊,她只走了十米,她的脚就像粘着巨大的口香糖,她就像在噩梦里那样无望地逃跑。
“我们发现死者的西服里有刘国华的名片,他是不是你的初恋?”
“是。”
“他死了多少年了?”
“十年。”
据说在朱丹被铐起来时,母亲突然清醒了,她扑在女儿和警察之间,以极其正常的语言号叫:“是我干的,是我干的。”
“是我。”朱丹说。
那老所长几乎像拎一只兔子那样将她拎开了,她便抱紧他裤腿,大叫:“是我杀的,我一刀一刀地杀,一刀一刀地剁,我将他剁得稀巴烂。”
“是我。”朱丹说。
此后母亲便像扎进没有终点的深雾,再没正常过。她曾经去看守所门口守候,但并不知道守候的是自己的女儿,是保姆牵着她去的。当囚车驰过时,朱丹透过铁窗,看见母亲甚至在笑,这笑容冷淡而做作,像是笑一个血缘之外的人。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县城,甚至整个地区,每天都有许多人插着裤兜,来朱家门前,仰着头参观,有的人还掏出手机拍照。刘国华的亲属早就在这里贴满“血债血还”的标语,也拉上了横幅。母亲这时就像是他们中的一个,好奇地看着每一个细节,有时还用手抚摸白纸,用脑海里残存的对知识的记忆,念出一些字来。
案件在地区中院审理。出人意料的是,陈晓鹏忽然不顾母亲的指责,动用父亲及自己在政法系统的一切关系,替朱丹运作起来。他请来一位名贯三省的大律师,那律师在法庭上只一句话便使审理进入僵局:
“死者系服食大量安眠药自杀。我的当事人在死者昏睡后,探了他鼻息,才知他已断气。在慌乱中,我的当事人将他拖到床底,藏好。后来出于害怕,将他分尸,试图运走。如按照现在的刑罚,她构成侮辱尸体罪,但在当时,法律并未规定这一罪名。”
“胡扯。”
那本来就已闹过事的刘家亲属,在旁听席上鼓噪起来。法官这时敲打木槌,用一种长辈人的慈悲问:“被告,是不是这种情况?”
朱丹转过脑袋,看见刘国华的母亲正揪着一团白手绢,捂着唇鼻哭泣。哭着哭着,她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捉住鼻尖,清脆地擤下鼻涕,然后继续歪头歪脑地哭。在她大腿上有一张缀着白花的死者遗像。在意识到朱丹看她后,她站起来,大声说:“可恨这女子,这些年来总是到我家来,不是骗我儿子在广东,就是骗我儿子在福建,说是我儿子一定要赚可以买下一个县的钱才肯回来。你骗了我们多久啊。你这个骗子!”
朱丹说:“对不起。”
接着她转过来,对法官说:“我现在呼吸平稳,神态放松,医生说得对,当我转身面对恐惧时,恐惧便也如此。”
此后,公诉人要求出示证物。那两箱子白骨便被抬来,其中一只下肢还套着皮鞋,多数骨头被剁裂,裂口像开放着的喇叭花。“可以想见当时用力之猛。”公诉人说。
“这并不意味什么。你并没有证据表明此案系他杀。”律师说。
“我们有被告总共八份供述。”
“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而轻口供。”
“被告,你自己怎么看呢?”法官这时又慈悲地说,他的态度引得旁听席上一片震动,一伙由刘家邀来的亲友拍起桌子来,纷纷批评起这世道来。却是这时听到朱丹说:“我要说是我杀的,你们就会判定是我杀的;我要说不是我杀的,你们也就很难判定是我杀的。我如今要说,是我杀的——你们可以知道,我家地板上有一块划痕,那是他皮鞋蹭的。你们可以看见他的鞋跟有蹭掉的痕迹。那是我勒死他时,他的脚在本能地往地上蹭。他喝了我泡过安眠药的茶水,睡过去了,我扯下电话线,缠住他颈部,勒死他了。当时他的脑袋靠着我这边肋骨,这块肋骨现在还痛——人是我杀的。没什么好说的。你们刘家提出要赔偿,我这些年一直在积,积了有七万,算是对你们的补偿。”
她说完后,现场一片安静。那刘母举起遗像,想说却不知道说什么,便摇晃着它。“别让我看到他,恶心。”朱丹说。在处决她前,她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说:晓鹏,你一定要相信我是爱你的,我一直就在爱你。我们的儿子属于你。
她在牢里一直跪着,死命地闭着眼,就像枪决在即,但最终她是被注射处死的。
(感谢C先生为我讲述这个故事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