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至1965年间，马哈福兹先后写出《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小偷与狗》《候鸟和秋天》《道路》《乞丐》等五部小说。如果说革命之初，作家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还把握不定，经历了一个观望、等待、探索的过程的话，那么，从1957年他重新握笔时，便开始了他写作生涯的一个新时期，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构成他创作中一个重要阶段。这些作品被评论家们称为象征主义小说。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1959年在《金字塔》报连载）共分五个部分，描写人类经历的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智慧与愚昧的斗争及其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在开罗近郊的一片荒漠中，杰巴拉维凭借个人力量建造起一座大房子，他让善良的次子艾德海姆掌管家产，却引起长子伊德里斯不满，他唆使艾德海姆的妻子偷看父亲文档中是否取消了他的继承权。杰巴拉维发现后，一怒之下将艾德海姆夫妇逐出家园。杰巴拉维的子孙后代情况不一，他本人则隐居不出。家族间进行着无休止的争斗。杰伯勒是哈姆丹家族的弃儿，被财产经管人的太太收养20年，后为救人失手打死对方而逃亡。祖父杰巴拉维鼓励他回到家乡，领导族人为争夺继承权而斗争，并终于取得胜利。这是小说前两部分《艾德海姆》和《杰伯勒》的主要情节。第三部分《里法阿》中木匠出身的里法阿继承了杰伯勒的事业。他为人治病，普行善德，让人们“摆脱仇恨、贪婪、邪恶之心”。他的行为引起头人不满，又被一个“他爱着、保护着的人出卖”。他死后，四个弟子坚持他的信仰，带领群众与头人斗争，终于取得与其他家族同等的权利。第四部分《高西姆》中，在一个流浪汉居住的地区里，孤儿高西姆成长起来。他决心效仿艾德海姆、杰伯勒、里法阿，以放牧为生，与一个富孀结婚。从此高西姆以俱乐部的形式发展力量，与头人、财产经管人进行多次武装较量后，终于使这个地区的人们过上有吃有穿、安定和平的生活，第一次享受到主人的地位。
小说出版以来，由于其象征和寓意，引起各方关注，而且长期争论不休。迄今为止，少有人真正点破书中人物象征着什么，作者对此也讳莫如深。倒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来得干脆，在颁奖词中称：“《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则令人感到惊讶。它就像人类的一部精神史……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伟大人物——尽管呼之欲出，却把自己伪装起来应付各种紧张的新情况。”在颁奖的两个多月前，即1988年10月，在授予马哈福兹该奖的决定中，曾明确指出书中人物所象征的先知名字：艾德海姆——亚当，杰伯勒——摩西，里法阿——耶稣，高西姆——穆罕默德。
第五部分《阿拉法特》写阿拉法特（象征科学）与杰巴拉维（神）的关系。阿拉法特系女巫之子，自幼学会巫术，一次他潜人大房子偷看杰巴拉维的动静，在与女仆厮打中，杰巴拉维惊吓而死。阿拉法特被人们活埋，临终前他将写有各种秘密的本子传给汉什。汉什决心继承阿拉法特遗志。人们都希望通过魔法使杰巴拉维重新复活。
马哈福兹年轻时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对社会问题、人类命运的思考显然超越了本地区、本民族的范围。他写的是一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正在经历并苦苦求索的人类发展史，一部人类精神史，一部人类苦难史，一部人类奋斗史。他笔下的先知人物，都是历代伟人或贤人的化身，都是他心中所呼唤的率领群众争取自身解放、消灭人压迫人现象的理想人物。而杰巴拉维的复活，标志着人们期待已久的精神力量的再创。那时，他——杰巴拉维，或精神，或信仰，或神，将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千千万万子孙后代面前。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连载后引起很大争论，并未在埃及出单行本。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关于本书的争论又重新燃起。他和他的小说均遭到宗教界人士的激烈批评，并要求他收回小说。但作家坚持自己的立场，表示“人不可能从他所写的东西后退”。许多作家、评论家纷纷发表文章和声明，维护马哈福兹，要求为小说开禁。1994年10月14日，作家竟遭到一名恐怖分子行刺，幸未有生命危险。
《小偷与狗》（1962）写赛义德复仇的故事。主人公被机会主义的暴发户“导师”欺骗而人狱，出狱后决心复仇，但他的子弹击中的却总是无辜者。原来这些富人们处在法律的保护下，个人的反抗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碰得头破血流。《候鸟和秋天》（1962）通过一个前华夫脱党成员伊萨革命前后的经历，他的失落和痛苦，表现了变动着的社会与僵滞的人之间的矛盾。《道路》（1963）叙述一个寻父的故事。萨比尔到埃及各地寻找生身父亲。由于他经不起种种诱惑，个人品性堕落，最终未能找到父亲。寻父，在这里意味着寻本、寻真，或寻求崇高的神性。只有品性纯正，目的崇高的人才能达到愿望，一旦人品堕落，便失去寻本求真的资格。《乞丐》（1965）表现一知名中年律师的精神追求。主人公对一切感到厌倦。他名声显赫，家庭富有，却像乞丐一样不断祈求他需要的东西即支撑他活下去的精神。
综观这时期马哈兹的创作，可以看出如下特点：摆脱了过去纯现实主义的方法，将现实主义与象征性融为一体；大量运用意识流、内心独白，既拓展了表现空间又丰富了小说内涵：由以往描写某个社会阶层、某个家庭或某个街区的人物群像，到集中表现作为社会主体的独立个人，突出“人”的思维、意识、行为和追求，表现了对更高的人类精神价值的向往和求索。
马哈福兹是一位有政治责任感的作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创作的不同作品，其手法也随之变换。后来他又回到现实主义方法。他的其他重要作品有表现知识分子苦闷求索的《尼罗河上的絮语》（1966），表现战争题材的《在伞下》（1969）以及《米拉马拉公寓》（1967）、《平民史诗》（1978）等。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同样引人注目，如短篇小说集《安拉的世界》（1963）、《名声不好的家庭》（1965）、《黑猫酒店》（1969）等。晚年，他还写有充满哲理的自传体作品《自传的回声》。
阿拉伯各国文学及重要作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拉伯各国仍被英、法、意、西班牙等殖民国家占领，或成为它们的保护国、委任统治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拉伯各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空前高涨，许多国家先后独立，或推翻本国封建统治者，建立共和国。
阿拉伯国家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或是酋长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直至20世纪末，都经历了社会的巨大变化。世界及地区性的风云变幻，对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切都不能不反映到文学上。50年代和60年代初，在民族解放斗争高涨时期，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影响下，许多阿拉伯作家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在小说、诗歌方面都产生了一些重要作品。而另一些作家则更多受到西方影响，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或西方文学流派中的不同方法创作，同样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还有一些文学家，主要是诗人采用传统手法创作，又融人新的生活内容，同样取得骄人成绩。阿拉伯国家众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加之阿拉伯东方和阿拉伯西方（马格里布）在文化传统和面临的社会问题上也不同，因而在文学上也表现为风格互异，各有特色。阿拉伯马格里布地区因长期受法国殖民统治，不少作家用法语创作，五六！‘年代阿尔及利亚产生了穆罕默德·狄布等一批优秀作家，直到现代马格里布仍有一些作家用法语创作，这些作品是现当代阿拉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些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如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20世纪末，优秀作家、诗人辈出，文学欣欣向荣。另一些国家由于种种原因，现当代文学发展相对滞后，如马格里布诸国，特别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其阿拉伯文学的真正发展，长篇小说的产生，是在六七十年代。海湾国家的文学也大约是70年代才真正发展起来，而且以短篇小说创作为主。从总体上看，阿拉伯各国文学发展虽然不平衡，成就大小也不相同，但从五六十年代起，特别是70年代以后，其创作空前繁荣、活跃，各国都产生了一些重要作家、诗人和很有影响的作品。如叙利亚的哈纳·米奈及他的长篇小说《蓝灯》、伊拉克诗人白亚帖和他的诗歌、巴勒斯坦作家格桑·卡纳法尼和他的《阳光下的人们》、苏丹作家塔依布·萨利哈和他的《移居北方的季节》、摩洛哥作家阿·卡·埃拉布和他的《我们埋葬过去》、阿尔及利亚作家塔·沃塔尔和他的《拉兹》、本·哈杜格和他的《南风》、阿联酋作家艾·哈米德和他的《打场工》、巴林作家阿卜杜拉·哈里法和他的《珍珠》、科威特王室女诗人苏·萨巴赫和她的诗歌、沙特阿拉伯作家阿·拉·穆尼福和他的《大众的土地》等。
有的作家、诗人驰名阿拉伯世界，有的则具有一定的世界声望，如摩洛哥作家塔希尔·本·杰伦。
19世纪末，叙利亚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为反对奥斯曼暴政，进行了长期斗争。在埃及近代文化复兴和欧洲文化影响下，文学创作活动逐渐发展。早期不少诗人、作家用创作抨击奥斯曼统治，表达人民追求自由、解放、建设新社会的要求。1920年，法国对叙利亚实行委任统治。1921—1945年，人民举行多次武装反抗，这对叙利亚现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些作家取材阿拉伯历史或希腊神话，创作历史小说或戏剧，歌颂阿拉伯民族的光荣和反抗异族的传统。有的作家则描写现实生活，如艾布·埃尼迈的小说《夜晚之歌》、阿里·海勒吉的《春与秋》等，大多带有伤感情调。
30年代在小说方面有重大突破的是福瓦德·萨依布。他的短篇小说《机器的葬礼》（1932）表现先进技术在农村引起的巨大反响和矛盾；短篇小说集《伤痕史》反映了农民自发反抗奥斯曼统治的斗争。小说构思和情节均富有艺术特色，被认为是叙利亚现代小说的起点。舍·贾比尔的小说《贪婪》（1937）、《捉弄人的命运》（1939）描写西方文化侵入给叙利亚社会带来的变化，反映了青年的生活、理想和内心矛盾，是30年代产生的重要作品。
1951年，一批作家成立“叙利亚作家联盟”，他们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提出文艺“为人民、为生活、为社会服务”的口号，对推动叙利亚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作联”成立不久，出版过一部短篇小说集《通往顶峰之路》。1954年，哈纳·米奈发表长篇小说《蓝灯》，描写二次大战中叙利亚人民的生活和反对法国占领的斗争，是叙利亚现代文学中的一部重要作品。
五六十年代是叙利亚文学的繁荣期，短篇小说的创作尤为突出，大量作品表现了反抗殖民者的民族斗争。著名的作家及其作品有：阿·赛·欧杰利的短篇小说集《背叛者》、阿·巴沙的《英雄的土地》、穆·西巴依的《最初的火星》、白·哈基的《忧伤的土地》等。不少作品表现了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如赛义德·霍拉尼的短篇小说集《两年，森林在燃烧》《又一个严冬》等，表现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如在《第三个孩子》中通过一个农村女佣遭主人家两代人的蹂躏的悲惨故事，对社会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控诉。女作家乌勒法·伊德莉比的短篇小说集《别了，大马士革》《叙利亚故事》等以大马士革为背景表现了各种生活场景及主人公们的人生故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西方现代派文学对阿拉伯现代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叙利亚现代文学中表现似更突出。原因是不少叙利亚作家曾留学法国，五六十年代中东地区剧烈动荡的形势、国内保守势力与世界发展潮流脱节在青年和知识分子心中引起的矛盾、苦闷和不满，使他们较易接受西方现代派思潮，特别是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的影响。一段时间中，按存在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家和作品大量涌现。如穆·帅法迪的短篇小说集《英雄的影子》、长篇小说《命运的一代》，乔治·萨利姆的短篇小说集《穷人们》、《地上的坟墓》、长篇小说《在流放地》，扎·泰米尔的短篇小说集《白骥的嘶鸣》、长篇小说《灰烬中的春天》（1963）和《惊雷》（1970），都是叙利亚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之作。乔治·萨利姆的短篇《一个阴雨的早晨》写一个学生清晨上学，看见一个因侄子死去交不起房租的老人被赶出屋外。他会去到什么地方呢？养老院？教堂门口？乞丐行列？这时学生们正围着街上一只死狗观看。通过简单对比，表现了人的价值、命运和归宿。沃·伊赫拉绥的短篇《木马上的旅行》写一贫穷青年为获得姑娘的爱，投身赌场，输给女赌场主，当了一周奴隶……在获得自由、财产、爱情和当奴隶的矛盾中，他一直赌下去……表现了人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以后，存在主义的创作方法衰微，但一些作家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有益成分，形成自己的独特创作风格，如扎·泰米尔将现实和荒诞结合在一起，语言近于诗歌，简洁而富于表现力，在文坛独树一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