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沙里亚蒂还接触了一位对他产生很大影响的反殖民主义战士、著名新闻记者法农。还在马什哈德师范学校读书时，沙里亚蒂就曾从父亲那里听到法农这个名字。法农的著作《全世界受苦的人》是整个“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典名著之一，1961年第一次出版时，由萨特亲自为之作序。法农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批判”，给沙里亚蒂以极大启发，也深深感动过沙里亚蒂。法农公开号召第三世界人民决不能模仿欧洲，绝不能消极被动地被欧洲人同化，要善于利用自己的民族文化，挖掘民族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来激发和凝聚自己民族，再造一个连欧洲也创造不出的“新人”。法农的一系列主张深深影响了沙里亚蒂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态度和批判，这一点，后文有专门介绍。法农也强化了沙里亚蒂的信念，那就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必须依靠自己，深入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寻找适当的、内在的元素和物质，然后在“新思想”和“新历史”的基础上创造一个“完美人”。在巴黎期间，沙里亚蒂和他的朋友们对法农的这本著作非常欣赏，彼此划分任务，共同合作把这本书翻译成波斯文。后来，这部集体成果在伊朗国内以沙里亚蒂的个人名义出版，轰动一时。据说，沙里亚蒂在法国期间曾独立翻译法农的另一本书《阿尔及利亚战争五年》，之后，他请法农为该书写前言，但这件事最终没有实现。当然，沙里亚蒂与法农之间也有过书信往来，曾就伊斯兰教在伊斯兰世界的反殖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交流过看法。根据沙里亚蒂的传记作者研究，他在巴黎期间，与法农之间共有三封书信往来，在其中一封信中，法农曾对宗教在反殖民战争中所起到的“分裂性”作用感到遗憾。沙里亚蒂不同意法农认为宗教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起消极作用的观点，并说法农的无神论倾向影响了法农对宗教的看法。
至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对沙里亚蒂的影响，那决不是用简单的几句话可以叙述清楚的。萨特对沙里亚蒂的影响不仅是思想上的，更是人生态度和性情上的。可以说，自由世界的萨特，在当时的伊朗思想界中，恐怕只有沙里亚蒂才算是得到了他的“真传”。萨特的存在主义是沙里亚蒂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直接影响了沙里亚蒂对很多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看法。萨特的存在主义对“人的自由意志”的突出和强调，对“个人自由选择”难题、选择带来的“责任和义务”、“个体独一无二的选择的普遍性”以及“个体的天生反抗权力”等一系列观点和思想，都是沙里亚蒂的思想和言论中经常出现的命题。在巴黎的时候，沙里亚蒂就感受到萨特思想对全世界青年有着强有力的诱惑力，也非常欣赏萨特思想中蕴含的非凡冲击力和推动变革的精神力量。萨特在20世纪60年代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加以调和，用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表达政治观点和立场，这对沙里亚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沙里亚蒂的所有作品普遍渗透着“存在主义”精神，而且他本人还多次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专门介绍“存在主义”。沙里亚蒂对传统宗教概念的解释、对马克思主义忽视“人对历史的反作用”的批评以及知识分子积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等问题的论述，处处渗透着萨特的“存在主义”的思想印痕。沙里亚蒂在侯赛因宣教堂1973年11月被当局查封之前的最后一讲就是专门对“存在主义”进行全面评述，他说：“当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穆斯林所呼吸的思想空气和文化空气中，有着社会主义、存在主义和伊斯兰教三足鼎立的思想成分。”关于萨特的“存在主义”对沙里亚蒂思想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本书将在后面有关章节中予以说明。
社会政治活动
沙里亚蒂的传记作者阿里·拉赫莱玛写道：“他或许是20世纪伊朗唯一一位能够激发社会力量，以达到社会运动并最终达至革命的知识分子……他可以是第一流的诗人、文学家、理论家……唯独不是革命实践家。”但是，纵观沙里亚蒂的一生，即使他不是“革命实践家”，但他也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其实，沙里亚蒂参与政治社会活动，在他的“第一个真正的启蒙教师”——父亲的直接影响下，早在师范学校读书时代即已开始了。
1950年，沙里亚蒂考入马什哈德师范学校之时，恰逢石油国有化运动的呼声席卷伊朗社会之际。沙里亚蒂初次介入政治活动也是在这一时期。石油国有化运动期间，各个党派的口号和政治承诺，对那些政治上幼稚、感情上冲动而又对未来充满理想色彩的青年人都有一定的吸引力。相对于40年代初礼萨国王逊位那段“自由化”时期而言，石油国有化运动则是另一个“自由化”的再觉醒时期，也是民族主义感情得到空前释放的时期。“日常生活的套路被打断了。政治和社会变革必须要求一种新语言、新做法和新政治行动。没有一个家庭、家族或者社会组织可以做到自绝于这一充盈在空气中的神奇魔力。处于积极精神的氛围中，年轻人同时是新手上路和努力实现梦想的勇敢者。然而历史很少给青年人以间歇时机，让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能够在行动前学会自己决断。”沙里亚蒂写道：“忽然，一阵狂风吹来，打破了世界平静。一阵一阵斗争从所有角落爆发出来，我从与世隔绝的平静中被震动了……新的故事开始了，新的一页翻开了。”1951年，沙里亚蒂参加“伊朗民众自由同盟”组织马什哈德支部，并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内部“激进青年派”。他们以“伊斯兰”与“社会主义”为共同目标，反君主制、反封建、反资本主义。从1953年3月起，“激进青年派”的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确，他们通过自己的机关报《伊朗民众》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激进青年派”还支持摩萨台民族主义立场和多党制度。
1953年8月19日，伊朗发生了一起重要的历史事件，即民选的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被美英两国策划的一起军事政变推翻。巴列维国王在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直接支持下，以“防止共产主义”为借口，恢复和加强自己的专制权力。政变后的第二天，当局在全国展开了地毯式大搜捕。马什哈德与其他地方一样，急剧变化的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大镇压，使每个人惊恐万状。政变后不久，伊朗各大城市出现了一份题为《运动在继续》的传单，传单上署名的“伊朗民族抵抗运动”秘密组织也宣告诞生。由于“伊朗民众自由同盟”领导人在德黑兰宣布该组织集体加入这一秘密组织，所以包括马什哈德分支机构在内的各地成员，自动成为“伊朗民族抵抗运动”成员，沙里亚蒂自然亦名在其列。
随着伊朗国内政党大批被取缔和镇压，马什哈德的“伊斯兰真理宣传中心”成为马什哈德地区的摩萨台分子进行政治活动和宣传鼓动的大本营。包括著名自由派伊斯兰反对派人士巴扎尔甘这样的人都可以在“宗教学者身份”的掩护下来这里做报告。
沙里亚蒂在政变前后参与了“伊朗民众自由同盟”和“民族抵抗运动”两个组织的地下宣传活动，并因此于1954年2月底遭到当局逮捕。沙里亚蒂一生共坐过三次牢，这是第一次，时年刚21岁。除了直接参加地下宣传活动外，沙里亚蒂还在这段时间内，把部分精力放在社会政治理论翻译和写作上。1955年，沙里亚蒂出版了自己翻译的埃及作家描写先知第五个皈依者阿布·扎的小说。出版时沙里亚蒂另添一个副标题，改成《阿布·扎——一个崇拜神的社会主义者》。本书虽然是翻译作品，但是，沙里亚蒂在序言中做了大量的借题发挥，充分地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加到阿布·扎的身上，说阿布·扎是一个“完美人”、“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者”、“一个为‘伊斯兰共产主义’积极献身者”，还是一个“我们当代人所矢志寻求的自由救星”。还说“如果各尽其能和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的口号，那么，阿布·扎则完美地体现了这一信条”。甚至说阿布·扎是“法国大革命后所有平等思想流派的鼻祖”。阿布·扎是他创造出来的第一个象征性人物，也是沙里亚蒂心目中最理想的人物之一。他把西方概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由”、“平等思想流派”等）嫁接到宗教人物身上，使之成为一个理想化的伊斯兰人物，或者说，从伊斯兰经典中寻找西方进步观念的伊斯兰根据，来证明伊斯兰中同样也有最先进的思想内容。这是沙里亚蒂的一贯做法。值得重视的是，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做法自始至终能得到大批伊朗知识青年的喝彩和欢迎。有材料说，沙里亚蒂翻译的这本书至今在伊朗还是畅销书，被广泛地阅读。
另外，从1954年11月起，沙里亚蒂连续发表了三篇政论性的同名文章《伊斯兰中间派》。在这些文章中，沙里亚蒂反复说明和强调，伊斯兰教是有生命力的“第三条道路”的“根基”，是“伊斯兰世界的第三条道路能否走下去的关键”，“是，在哲学上，介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经济上，介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政治上，介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寻求伊斯兰世界认同，开辟伊斯兰世界的“第三条道路”，这一思潮在伊斯兰世界源远流长，沙里亚蒂也是这一思潮的热心拥护者之一。
在法国索尔邦大学留学的5年中，沙里亚蒂还积极参加了伊朗海外学生运动，担任海外学生组织的机关刊物负责人和主要撰稿人。这段时间，与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相一致的是，伊朗的海外学生组织的政治热情也高涨起来。国内，1960年7月，经过长达7年的政治高压之后，摩萨台的追随者地下政治组织“民族阵线”再次活跃起来。同年8月，在该组织的策划和组织下，德黑兰大学学生举行了自1953年政变以来第一次公开的政治性集会，参加群众达3万人（以学生为主）。1961年5月，巴扎尔甘领导的“伊朗自由运动”秘密组织也宣布成立。国内这两个较大的政治派别，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各自积极地向海外发展组织力量，尤其是在法国、英国和美国这三个伊朗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中。在法国，“民族阵线”和“伊朗自由运动”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但这些分支机构又同时组织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伊朗海外学生组织联合体——“欧洲伊朗学生联合会”。从1960年12月开始，沙里亚蒂就担任“欧洲伊朗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波斯人信札》的主编。1961年12月，“伊朗学生世界联合会”第一次大会在巴黎召开，参加会议的除来自欧洲大陆的伊朗留学生外，还有来自美国、英国以及伊朗国内的学生代表，沙里亚蒂也参加了这次大会。1962年12月，“伊朗学生世界联合会”第二次大会在瑞士洛桑人民大厦举行。沙里亚蒂是巴黎学生代表之一，并担任“大会秘书处”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大会文字工作。“几乎所有人一致公认，大会期间大量的会议宣言、决议以及大会给知名人士的正式公报都是出自沙里亚蒂之手。”据说，这次会议期间，沙里亚蒂曾代表“大会秘书处”给国内尚在软禁之中的摩萨台老人发去了“大会特别会议简报”，“简报”言辞之恳切、态度之坚定，令摩萨台感动得落泪。
沙里亚蒂于1964年6月在获得索尔邦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返回伊朗后，就不再有机会参加一切公开的“政治性”活动了，除了1968年在马什哈德大学教书期间，曾一度担任“社会救济工作者”之外，他甚至连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也没有了。可笑的是，就在这次回国途中，刚到边境关口，就被萨瓦克拘捕，坐了6个月牢，这是第二次坐牢。之后，一直到1973年8月侯赛因宣教堂被萨瓦克查封和沙里亚蒂第三次被捕之前，沙里亚蒂的活动舞台只限于大学讲坛、宗教性研究机构及个别清真寺，举办了大量的讲座、演讲。今天流传的沙里亚蒂作品，绝大部分内容就是这些演讲、讲座的文字整理和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