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沙里亚蒂研究
现根据笔者接触到的材料做一些介绍。
我国中东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西北大学的彭树智先生是国内最早注意和重视中东社会思潮变迁、最早研究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的老一辈史学家，曾出版了一大批重要专著。但是，在彭先生专门研究“中东社会思想”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版）、《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伊斯兰教与中东的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版）这三本著作中，没有一本涉及“沙里亚蒂”。当然，造成这样一位当代伊斯兰世界有影响的思想家竟然在彭先生关注视野之外的最主要原因，可能是这些论著写作和出版的时候，沙里亚蒂还没有引起英语国家学术界的重视。我国中东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宛耀宾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没有“沙里亚蒂”词条。陈嘉厚主编的研究“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潮专著《现代伊斯兰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从“阿富汗尼”一直讲到“霍梅尼”，唯独没有提到“沙里亚蒂”。刘靖华、东方晓两人研究“伊斯兰”与“现代政治”互动关系的专著《现代政治与伊斯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中，没有介绍“沙里亚蒂”的文字。肖宪在《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一书中，非常清晰地梳理了一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的思想脉络，可是竟然忽略在西方被普遍视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当代代表人物”的阿里·沙里亚蒂。陈德成主编的《中东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书中的“伊朗的宗教与政治现代化”一章中，只有几句话讲到沙里亚蒂对伊斯兰教的政治解读，“有效地动员了知识青年投入到伊斯兰革命”。我国专门研究中东政治思潮的知名专家吴云贵和周燮藩主编的《近现代伊斯兰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中，只是简单地涉及沙里亚蒂，说他有激进的伊斯兰思想。书中还误称沙里亚蒂有句名言“天天是阿舒拉、处处卡尔巴拉”。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沙里亚蒂的原文出处在生命最后岁月中的一篇散文《霍尔》，是沙里亚蒂引用什叶派第六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约669~765年）之言而不是沙里亚蒂本人之语，由此可见该书对这个问题的疏忽。我国伊斯兰教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金宜久先生主编的《伊斯兰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在“第四编近现代伊斯兰教”中，从19世纪初的“瓦哈比”运动，一直讲到“塔利班”，唯独没有一句话涉及“沙里亚蒂”。刘中民所著《挑战与回应——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对中东各国的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思潮进行了全方位地、相当细致地梳理、介绍和论述，然而，其中只字不提“沙里亚蒂”。
然而，国内偶尔也有一些文章和著作相对深入地涉及和介绍了沙里亚蒂。其中，最值一提的是，西南大学的冀开运曾在国内第一次发表了沙里亚蒂研究的论文《伊朗青年学生的伊斯兰革命理论家——阿里·沙里亚梯（蒂）》（《西亚非洲》，1997年第6期）。这篇文章主要介绍沙里亚蒂的政治生平、主要思想以及沙里亚蒂对伊斯兰革命做出的贡献，介绍和引用的材料都是根据其他学者的专著，没有直接利用沙里亚蒂本人作品。尽管如此，该文仍不失为我国中东学界研究沙里亚蒂的“开山之作”。之后，据笔者查实，国内再也没有第二篇专门研究沙里亚蒂的论文出现了，更多的还是引用这篇文章。
云南大学的伍庆玲在其专门研究中东地区妇女的著作——《现代中东妇女问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版）一书中，专设“阿里·沙里亚提（蒂）的妇女形象”一节，介绍沙里亚蒂的妇女观——“男女有别，生而平等”（Separate but equal）及其伊斯兰革命以来在伊朗社会中的影响，同时也介绍了沙里亚蒂的重要著作之一Fatima Is Fatima（也是演讲稿汇编）一书。然而，本节写作并没有直接依据沙里亚蒂本人的著作，书中所提到和介绍的沙里亚蒂的妇女观，都是直接来自西方学者的两本论著。
南开大学的哈全安在《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认为，沙里亚蒂从伊斯兰教内部进行现代改革，把伊斯兰教中的落后内容予以抛弃，注入现代思想以适应社会现实需要，对此作者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沙里亚蒂是“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先驱和伊朗现代宗教政治的杰出理论家”。但是，笔者注意到作者所引用的材料转引自美国著名学者厄温德·阿伯拉哈米安（Ervand Abrahamian）的相关著作，而不是直接根据沙里亚蒂的本人作品。在《伊斯兰传统文明的基本特征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轨迹》（《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中，也把沙里亚蒂评价为“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杰出理论家”，然后同样转引了厄温德·阿伯拉哈米安著作中所引沙里亚蒂的原话。
西北大学的中东研究在国内首屈一指，但是，在中东所的教授与学生中，至今没有一人专门研究沙里亚蒂这一细小的“微观问题”。笔者曾在读博期间专程到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查找沙里亚蒂研究方面的中外文资料，结果只找到两篇涉及沙里亚蒂的学位论文，一篇是任文卿的《伊朗现代资产阶级向什叶派宗教文化的回归》（西北大学，1994年硕士学位论文），文中论述了沙里亚蒂对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激进解释和宣传对青年知识分子回归宗教所发挥的作用，也提到了沙里亚蒂把西方思想引进伊斯兰教的传统概念。但是，这篇文章没有直接利用沙里亚蒂的任何作品。另有一篇是吴成的《霍梅尼“毛拉治国”思想研究》（西北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文中也涉及沙里亚蒂，并引用沙里亚蒂著作英文版What Is to Be done（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Islamic Studies.Houston.1986）。但是，文章说，霍梅尼的伊斯兰政府思想在“沙里亚提（蒂）、蒙塔哈里等青年一代人的宣传下，日益深入人心。作为一个世俗学者，沙里亚提对伊斯兰政府思想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笔者认为，作者在此疏忽了一个基本史实：霍梅尼的“教法学家统治”思想（即“法齐赫”思想或者叫“毛拉治国”思想）的表述基本上集中在霍梅尼著名的《伊斯兰政府》小册子中，这本小册子的写作时间是1971年年底，当时霍梅尼还流亡在伊拉克的纳贾夫，只是到这一年的年底才有部分小册子内容流入伊朗国内，但都是以录音带的形式。没有任何材料证明沙里亚蒂宣传的就是霍梅尼的“伊斯兰政府思想”。况且，根据沙里亚蒂所宣传的伊斯兰内容来看，也不是“教法学家统治”思想，相反，他还一再警告保守教士可能利用“伊斯兰解释权”而导致“教士专制”和“教士独裁”。由此可见，作者对沙里亚蒂思想之了解还不是很准确。不过，作者新出版的著作《社会思潮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在介绍沙里亚蒂的伊斯兰改革思想时，指出“沙里亚蒂的伊斯兰复兴思想对于树立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领导权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倒是十分中肯的结论。
在国内算比较深入地介绍沙里亚蒂思想的，首推王宇洁的《伊朗伊斯兰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版）。这本专著，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伊斯兰教，尤其是什叶派伊斯兰教与国家（State）之间的关系。在“巴列维王朝的什叶派伊斯兰教”一章中，专设“阿里·沙里亚提的宗教政治思想”一节，提纲挈领地介绍沙里亚蒂的“宗教政治思想”——沙里亚蒂反对“制度化的什叶派信仰”、对什叶派中人的问题做了“创新性的解释”以及对宗教传统持“贬抑态度”三条。最后，作者指出，“尽管霍梅尼与阿里·沙里亚蒂思想有着许多差异，但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都从什叶派的传统思想出发，构建出一套革命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得什叶派信仰成为发动群众运动最本土的、最有生命力的手段，深刻地影响了伊朗政治的发展”。可以断言，作者对沙里亚蒂的思想了解还是比较全面的。不过，本书所引用沙里亚蒂反西方的言论似乎不太准确。我国伊朗古史专家李铁匠先生所著的《伊朗现代史》中，也提到沙里亚蒂对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并认为他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中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是革命前国内政治反对派的领袖。不久前出版的复旦大学博士陈安全的博士论文《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一书也谈到沙里亚蒂的伊斯兰激进解释对伊斯兰革命的动员和爆发起到过重要作用，并认为他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对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引发的精神危机和“价值真空”有重要的替代作用。然而，作者在沙里亚蒂其人、其思想方面所用笔墨极其有限，也没有直接涉及沙里亚蒂本人的著作。
另外，笔者以“沙里亚蒂”和“沙里亚提”作为关键词在“Google”和“百度”上搜索，搜索结果无非就是上面所列举的几位涉及沙里亚蒂的国内学者文章。
至此，笔者有自信地说，本人所从事的这项专门研究在国内中东研究、伊朗学研究中非常薄弱，具有一定的补白性质。这便是本研究之学术价值所在。“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当然，笔者的研究是否得到了预想深度，则是另外一回事。
四、几点说明
下面就这项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做一些必要说明。
1.本研究主要是根据沙里亚蒂本人的英译著作和文章，直接引用沙里亚蒂本人作品的文字，采用不同字体，以示区别。所有引用文字，皆本人所译。
2.沙里亚蒂作品原文虽然都是用波斯文写作，本人因语言障碍无法阅读，但是，差不多他的主要作品及重要作品都已经有了英文版传世。本人的研究也就是根据沙里亚蒂的这些英文版作品来进行的。尽管如此，通过第二种语言来研究，而不能通过对象国语言直达研究对象本身，这无疑会使本研究的价值大打折扣，细想起来，令人汗颜。好在这种现象在国内的小语种国历史研究中甚为普遍，这倒是给了笔者一些心理安慰之理由。
3.沙里亚蒂毕竟是刚刚成为“历史”的思想家，而且，他的祖国对他的态度也是取决于现实政治需要（Real Politicking），目前远远没有得到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也就是说，“学术自由”远没有实现。因此，无论是伊朗国内，还是国际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一定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深化。比如，沙里亚蒂的遗嘱，直到去年在伊朗举办的首次“沙里亚蒂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才由他的儿子公布于世。由此可以断言，笔者目前对沙里亚蒂进行的研究，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充其量也只是国内沙里亚蒂专门研究工作的起步。
4.笔者所收集的沙里亚蒂的英文版作品，部分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部分来自“北京大学图书馆”，部分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沙里亚蒂之子艾山·沙里亚蒂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伊朗研究中心”联合开办的官方网站（www.shariati.com）以及伊朗民间学术网站（www.iranchamber.com）。论文注释中，凡引自纸质出版物的均标注引文页码，引自网上文章的只加文章题目。
5.纵览现有沙里亚蒂的作品，深感他的作品天马行空，没有相当的背景知识、经验体会和文学想象力是难以透彻理解的。因此，笔者所进行的研究，仅仅是提炼出其中最主要的、最明显的观点和倾向——“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对“伊斯兰的激进解释”三种主要内容，然后在“经济思想”、“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三个分类框架中交叉介绍和分析。这种分类不一定合适，但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至于沙里亚蒂作品中所表露出来的其他思想，笔者只用少量笔墨介绍了其中的“存在主义”和“苏非主义”，其他则不予详细论列。作为一个异域初学者，既有“文化隔膜”，又存在“语言障碍”，所以，笔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始终有着很沉重的心理负担，正合波斯谚语所言：蒙住眼睛的瞎子在黑房子里寻找碳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