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里亚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思想。为了实现伊斯兰的永久振兴或者说“革命性”变革，使伊斯兰成为具有生命力的意识形态，能对现代社会发展和变革做出积极回应，变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动力，沙里亚蒂借用马克思历史唯物论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和“阶级分析法”，用存在主义的“人的自由意志”和“选择责任”等思想，对伊斯兰教进行一系列“革命性的”解释，赋予传统伊斯兰教基本概念以新的内容。他把宗教分为“统治阶级的宗教”、“官方的宗教”和“被压迫阶级的宗教”和“人民的宗教”，进而把伊朗主流伊斯兰派别什叶派大胆地划分为“萨法维什叶派”和“阿里什叶派”，“萨法维什叶派”是“人民的精神鸦片”，与“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构成了统治人民的“三位一体”统治集团。沙里亚蒂与当时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样，对西方民主制度抱着比较矛盾的态度，即一方面承认西方民主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怀疑西方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更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适合搬到伊斯兰世界和伊朗等“第三世界”。他认为，包括伊朗在内的伊斯兰社会的普通群众蒙昧无知，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因此适合实行一套“指导下的民主”，也就是由一个具有进步思想，又有无私品质和“先锋队”性质的革命领导层来领导社会进步。“启蒙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是通过“唤醒”和“启蒙”群众的方式，为革命者提供一套“革命性的意识形态”。为了证明自己的“指导下的民主”的合理性，沙里亚蒂从《古兰经》中寻找这一主张的伊斯兰依据。他强调“个人改造”是“社会改造”的起点，是通往理想社会的必由之路，强调“个人修养”和“完美品格”的塑造，培养“社会使命感”和“社会觉悟”。他所设想的“完美人”的一切品格似乎在宗教人物阿布·扎和印度著名穆斯林诗人、思想家艾克巴尔两人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为了改变伊斯兰社会的落后面貌，必须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来一次“伊斯兰文艺复兴运动”，而有能力和有资格掀起这场运动的，非“启蒙知识分子”莫属，为此，沙里亚蒂又为“启蒙知识分子”开列了“六大使命”。“启蒙知识分子”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对伊斯兰社会的社会现状和历史地位进行分析。对此，沙里亚蒂提出，伊斯兰社会的文化属性是“宗教社会”，宗教是包括伊朗在内的伊斯兰世界的最大特点，伊斯兰社会在历史发展阶段上，虽然与欧洲同处20世纪，但是要比欧洲落后五六百年，还处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13~14世纪。他的结论是，欧洲进步的知识分子曾经用“宗教反宗教”的方式推动了欧洲社会的进步，穆斯林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必须学习。
作为伊斯兰革命的理论家，沙里亚蒂又为未来的革命构建了一个理想的“乌玛”社会蓝图，这个社会是“以生产资料人民所有制为基础”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人平等”的社会，这个理想社会也是先知穆罕默德曾试图建立的社会，先知的宗旨是把这个社会建立成一个没有“政治君主专制制度”、“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没有“反动的、堕落的宗教制度”，也没有“统治阶级的政客和贵族”的“人人平等”的社会。
在对国内政治高压和不平等、不公正现象进行批判的同时，沙里亚蒂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种种危害也进行了抨击和揭露，并对西方文化在“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名义下对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根基——宗教的破坏，表示深刻的忧虑。他认为，西方国家为“第三世界”培养“西化的知识分子”，并以其作为西方利益先锋队，最终达到控制和统治“第三世界”的目的。帝国主义推行的“新殖民主义”，不仅在政治上实行“控制”，经济上实行“掠夺”，更重要的是“瓦解”“第三世界的文化根基”，用“工业化”、“启蒙”、“进步”和“现代性”观念达到“同化第三世界”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目的。
沙里亚蒂的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一直是他的向往和追求。但是，由于当时言论环境所限，沙里亚蒂不可能公开谈论“社会主义”，因而没有完整而系统的理论形态，仅仅是在提出自己的“伊斯兰中间派”的主张时，批判“资本主义的丧失道德前提”时，或在演讲过程中提到“某某是社会主义者”这样的表述时，才间接地表露其“社会主义”思想。因此，本书采用探讨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潮在伊斯兰世界兴起的来龙去脉、基本要点和社会根源的办法来间接地探询一下沙里亚蒂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倾向。
沙里亚蒂思想的影响和地位，是与伊斯兰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沙里亚蒂不仅为伊斯兰革命构建了一套“伊斯兰意识形态”，更以自己的思想直接影响和促动了一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武装反抗巴列维王朝的革命道路。有许多他直接教过的学生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加入了“伊朗人民穆加黑丁”游击队和“伊朗人民费达依”游击队，更有许多社会知识青年在阅读了沙里亚蒂的文章和著作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伊朗革命期间曾经为推翻巴列维王朝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穆加黑丁”游击队组织，1981年初被新生的伊斯兰革命政权“定性”为“破坏革命的恐怖分子”而遭到镇压，又一次转入地下活动，沦为当时政权的最大政治反对派。但是，这个组织自始至终都尊奉沙里亚蒂为“精神导师”。伊斯兰革命经过了25年之久的长时间孕育期，在这期间，真正打破巴列维王朝“不可战胜的神话”，并开始动摇“共同敌人”巴列维王朝统治根基的反对派力量，正是伊朗的左翼游击队组织，而不是进行“道义上和宗教上的理论批判”的宗教势力。武装游击队为伊斯兰革命贡献了许多革命烈士，用鲜血浇灌了“伊斯兰革命之花”。而这些烈士的精神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沙里亚蒂。本书第六章专门探讨了沙里亚蒂对伊朗游击队的影响和游击队组织对伊斯兰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沙里亚蒂在伊朗是“伊斯兰革命理论家”和“游击队之父”，对当时的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和成功建立了不朽功勋。这是沙里亚蒂在国内的影响和地位。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把沙里亚蒂的思想放在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中加以纵向考察的话，那么他不仅属于伊朗的革命理论家，更是一位属于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思想家。本书认为，沙里亚蒂在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中，是继100多年前的阿富汗尼和20世纪初的艾克巴尔之后，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在比较了三位思想家的思想异同后，笔者认为，沙里亚蒂对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最大贡献是，将西方的现代思想元素注入了伊斯兰，使伊斯兰变成了一种“伊斯兰意识形态”，不仅使伊斯兰具有时代特色，更变成了伊斯兰革命的行动指南，并在伊斯兰革命中得到初步实践。至于伊斯兰革命后，其政治实践向传统政治模式和“政教合一”的回归，笔者认为，这与传统政治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沙里亚蒂对此也早有提醒和警告。伊斯兰革命后的“政治实践”正是沙里亚蒂的学生之一、今天仍活跃在伊斯兰世界的著名思想家琐如士所思考和探索的起点。琐如士在沙里亚蒂的启发下，关注和讨论“政治宽容”、“宗教多元主义”、“去宗教意识形态化”和“民主政治的宗教性”。这是本书第七章所要讨论的问题。
沙里亚蒂是20世纪50~70年代伊朗和西方特殊历史条件下，多种思想和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呼罗珊——这块“英雄史诗”和“神秘思想之都”——肥沃的文化土壤的产物。沙里亚蒂既是思想家、演讲家、革命鼓动家和活动家，也是文学家、诗人，甚至还是一个苏非主义者。他的思想中既有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也有根深蒂固的“波斯民族文化自豪感”和“伊斯兰价值崇高感”，甚至还有传统而不入流的“苏非主义”。他代表着一个极其矛盾的思想混合体，是一位非常复杂的思想史人物，其复杂程度已经达到了用一般思维、理智和逻辑难以理解的程度。他的偶像中有1300多年前的伊斯兰宗教传说人物阿布·扎，也有20世纪最时髦的存在主义大师萨特。为了展示一下沙里亚蒂思想的复杂性，本书第八章结尾部分专设一节，大体介绍了沙里亚蒂思想中很明显的“苏非主义”倾向和“存在主义”影响。
沙里亚蒂作为伊斯兰革命公认的理论家，其理论具有明显的所谓“第三世界理论家”的理论特征。从沙里亚蒂对西方的态度、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立场、对摆脱东西方帝国主义控制为核心内容的“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和追求、对民族文化和伊斯兰价值的维护和尊崇、对社会底层群众生活状态的关注和同情、对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价值诉求等理论倾向和立场来看，他与所谓“第三世界理论家”的倾向和立场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他的理论基本上也没有突破第三世界理论家的思想框架和立场。作为伊斯兰革命的理论家，他的思想和立场对伊斯兰革命本身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地说，他对西方的立场和帝国主义的态度、对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诉求，在伊斯兰革命后一度也确实变成了现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伊斯兰革命也有第三世界革命的一般特征，至少在霍梅尼的“教法学家”统治的政治理念全面付诸前具有这样的特征。换句话说，至少在霍梅尼进入权力中心，逐渐使巴列维王朝苦心经营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被“伊斯兰化”之前，伊斯兰革命政权的性质不是西方学者所笼统地加以概括的“反现代主义的原教旨主义”革命。至于伊斯兰共和国的社会和政治实践越来越在“伊斯兰价值高于一切”的名义下，向“教士专制制度”（clerical despotism）或者“教士独裁”（clerical dictatorship）的转变，这正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塑造作用”的结果。它与巴列维王朝的关键区别不在于“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区别，也不在于“世俗化”和“伊斯兰化”的区别，而在于“孔雀宝座的君主独裁”与“戴头巾的教士独裁”的区别。革命后政治制度在本质上又回归于传统政治模式，这是世界上爆发的大大小小的各类“革命”中屡见不鲜的现象。伊朗伊斯兰革命也没有摆脱这样一条“革命周期律”。从沙里亚蒂思想内容对伊斯兰革命的影响来审视伊斯兰革命的性质以及沙里亚蒂的个人悲剧色彩，这是本书结尾部分最后两节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