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二战前后新独立的伊斯兰国家中，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非常脆弱，合法性来源混杂。由于传统的部族、部落和部民大量存在，地方势力分割严重，部族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产生了巨大差异和冲突。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既要面对传统，又要吸纳先进，既要借助于传统的权威，又要借重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随着政治参与空间的逐渐扩大，各国几乎都一下子出现了许多党派和组织。在新工业部门催生而出的众多社会阶层中，特别是军队和知识分子阶层中，涌现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思想。因此，用伊斯兰教作为自己的执政旗帜，政治精英们可以有效地号召或进行社会控制，用“社会主义”作为国家的施政纲领，可以清楚地表明其政治统治的进步性和民族主义立场。
其次，伊斯兰社会主义能在二战后大面积地从理论走向实践，与两级对峙格局下的“中间道路”（又称“第三条道路”、“第三种力量”、“第三势力”、“第三力量”、“伊斯兰中间派”）选择有着直接因果关系。二战后，两大阵营的激烈对峙和争夺，使得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时间无所适从。殖民体系的崩溃，给这些国家客观上提供了外部条件。是继续留在前殖民主义体系内，忍受着资本主义的剥削，还是另辟蹊径，实现民族独立和繁荣，这是一个空前的难题。早在1946~1948年之间，埃及伊斯兰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就号召建立一个非资本主义，又非共产主义的“第三阵营”，即所谓的“伊斯兰的社会”。他说：“真正的斗争是伊斯兰一方面要与东方阵营斗争，另一方面要与西方阵营斗争，伊斯兰教是反对由欧洲、美国和俄国同样履行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真正力量。”到了50年代，他又明确提出了“既非共产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论断。他所说的社会公正，就是指当时在伊斯兰世界颇为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他的思想为后来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泛伊斯兰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是伊斯兰世界对未来走向选择的一次大胆尝试。另外，还有一些活跃的伊斯兰知识分子对处于夹缝中的伊斯兰世界能否在世界两极对峙状态下，发挥伊斯兰世界的整体力量，形成“第三种力量”进行了设想。这一设想到了1948年的卡拉奇大会上，甚至还有人提出了“伊斯兰世界统一体”——“伊斯兰斯坦”。1951年第四届世界穆斯林大会上，“第三力量”的呼声已经得到很多伊斯兰国家的认可，1962年的巴格达第五届世界穆斯林大会上，有些国家正式提出了“伊斯兰世界”是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种力量”的论断，1964年摩加迪沙第六届世界穆斯林大会的政治决议中正式载明世界上除了“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第三世界”即“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一时间与世界“不结盟运动”遥相呼应，使得广大伊斯兰世界的政府和民间获得了极大的精神鼓舞和信心。在这种呼声下，新独立或正在独立中的国家，对道路的选择有了明确的指向。1972年，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又一语惊人地提出了“世界第三理论”，有效地吸引了全世界政治观察家的眼球。当然，到这个时候，伊斯兰世界以宗教为纽带的整体认同意识，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与“不结盟”国家在夹缝中不可能在国际关系中真正实现“独立”一样，“第三种力量”的“伊斯兰世界”所发挥的整体力量也是非常有限的。
伊斯兰世界“第三道路”呼声不仅响彻伊斯兰国家之间外交会场，同时也引起了伊朗国内思想界的共鸣。在伊朗，除了当时在政坛一度颇为活跃的“有神论者社会主义运动组织”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主张外（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还有著名的左翼政治活动家马莱基领导的政治党派，直接取名为“第三势力”。1949年到1952年间，马莱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一般的第三世界”和“特殊的第三世界”两个概念，并系统论证“第三条道路”理论。“一般的第三世界”，指在世界上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还存在着许多试图摆脱美苏两国控制而追求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的国家；“特殊的第三世界”，指的是那些不是按照苏联道路和模式，而是根据各国不同的文化特点和历史经验摸索出的具体的适合本国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他突破当时把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两大世界的做法，把世界分为“西方”、“东方”和“存在于东西方之间的广大的国家地带”，“这些国家既感觉不到在杜鲁门‘自由世界’的自由，也看不到苏联阵营的社会主义迹象”，“这些国家的人民渴望彼此之间能够相互合作，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社会认同”。他认为，“西方”是一个模糊的笼统概念，不是一个同质性概念，不足以涵盖那些拥有自己独特文化的国家和社会。比如说，西欧就有自己的特殊文化，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历史特色的实体，因此，西欧很快就会恢复既不同于美国的、又不同于苏联共产主义的西欧认同，有自己的历史、经济、工业和科学根基的欧洲文明迟早会从目前的战争创伤中恢复元气，不会一味地屈服于美苏两个文化上原本落后的超级大国。西欧目前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复兴，证明了西欧正在探索一条试图避免美国“自由经济”的残酷性和苏联“计划经济”带来的极权政治的这样一条“第三条道路”。这种思潮的普及极可能导致西欧各国走上社会经济联合的道路。按照马莱基的理解，这股思潮同样也存在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只是遭到苏联的拼命压制而已。“这种思潮只要在这些东欧国家抬头，立刻就会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特务和间谍。东欧的唯一例外是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因为这个国家从未被苏联红军征服，或者用共产国际用语，‘解放’。”马莱基尤其欣赏南斯拉夫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试图摆脱斯大林的控制，敢于独立自主地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他对铁托在国内的大搞个人崇拜、独裁专制和限制个人自由的做法大为反感，抨击铁托对“修正主义者”、反斯大林主义理论家米洛温·迪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政治迫害。他说：“我并不关心铁托政策的具体内容，也不关心那些引起他人批评的重要政策有哪些，我所关心的是他的主张即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与建立健康合理的国际关系并不矛盾。一个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以换取暂时的合作同盟，终究是不能长久维持的。”“由孙逸仙博士开创、毛泽东正在继续的运动，最终将不会使中国仅仅作为苏联的卫星国而存在。实际上，本人很有把握地预言，中国迟早会步南斯拉夫的后尘。未来形势的发展在形式上不会走南斯拉夫的老路，但实质是一回事：抵制苏联的各种压力和大国扩张行为。”
总之，在马莱基看来，“自由世界”的国家决不会一味地听从美国的指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不会一味地屈服于苏联这个“世界无产阶级大本营”，因为美国的“自由”不过是维护其国家利益的借口，苏联的“革命大本营”不过是其扩张主义的工具。国际关系中的压迫和不平等是反殖民主义运动的现实根源，将来仍是国际斗争的根源。“第三世界”国家面对的共同敌人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两个超级大国的强权和争霸使两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找到了团结合作、共同对外的立场和根基。“第三世界”要想独立地捍卫自己的主权和独立，必须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又能保持和促进其民族文化的发展道路，必须在充分吸收两个超级大国的成功经验，克服它们已暴露的弊端基础上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第三条道路”。他指出，除美苏之外的众多国家，为了避免充当它们的工具，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都在积极地探索这样的“中间道路”，从西欧到中国，再到伊朗国内，都有主张“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势力和积极人士。马莱基“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核心是，“第三世界”国家对外倡导和追求“国际民主”，抵制和反对大国霸权，而对内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全面实现“社会正义”。也就是说，“第三条道路”既隐含国际秩序的建设主张，也隐含着国内社会道路选择的内容。
那么，对于伊朗国内的发展道路选择，马莱基又提出了哪些主张呢？
马莱基认为，“第三条道路”对伊朗的含义是，伊朗必须走独立自主的、不依赖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独立路线。这是一条民族自我实现和发展的自强之路，是一条非外部强加的社会发展模式并能体现热爱自由的伊朗男女意愿的现代之路，同时还能表现伊朗文明多少世纪以来积累的历史经验。马莱基反对国家利益大于、超越和凌驾于个人利益的“极权主义权利观”，主张政治对话、民主参与和社会改革等和平渐进，逐渐使伊朗走上民主之路，使伊朗摆脱外国控制的历史命运。他特别强调和突出个人权利的本位性，赞成政治选票的个人自由和议会民主的制度化，以防止个人权利被国家、政党、集团等集体组织“空心化”。他认为，政治秩序、政治规则以及社会经济立法是任何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必要条件，但是，“与极权制度相比较，我们强调，以社会计划为基础的立法及其优越性在于它的民主性。我们不能牺牲个人自由于公共组织，无论如何也不允许这样的公共组织绝对地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共产主义以面包牺牲自由，共产主义反对者又以自己的自由牺牲他人的面包，而我们认为：面包、自由和社会福利彼此互不矛盾。”
在强调个人权利本位的同时，马莱基还主张实行土地改革，实现妇女社会平等。他认为，目前的伊朗土地制度是封建性的大土地所有制，地主拥有大量农村土地但住在城里坐享其成，雇佣种地的广大佃农完全与土地所有权分离，如此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种地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受到挫伤；另一方面，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不愿投资农业，不愿扩大农业再生产，因而造成伊朗农业生产低水平重复，生产效率低下，引发了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化速度的畸形经济结构。反之，土地所有权改革可以使占全国总人口80%的种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束缚和掠夺中解放出来，这不仅是社会正义和道义的应有之意和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农业发展、改善社会经济结构的有效手段。在妇女社会平等问题上，他主张，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不完全是因为道德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需要，劳动分工和生产技能普及使妇女作为与男子同样的社会劳动力进入生产领域，成为现代社会之必需。
总之，伊朗左翼社会主义理论家、政治活动家马莱基对伊斯兰世界“第三条道路”所进行的积极探索，特别是他的“第三条道路”对伊朗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具体含义和内容，在当时的伊朗思想界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相形之下，沙里亚蒂关于“第三条道路”和伊斯兰社会主义的表述就显得十分不充分，不仅没有突破其他伊斯兰社会主义理论家的理论框架，更没有达到因“第三条道路”而出名的左翼社会主义理论家马莱基的高度和深度。尽管如此，他的许多文章和演讲所流露出来的思想倾向，又明显地可以看出伊斯兰社会主义的理论痕迹、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当然，作为社会政治制度，伊斯兰社会主义能否最终实现，我们实在难以预料，但是，作为社会正义和平等的价值追求，无论如何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人的生活一天也离不开“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