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篇演讲中，沙里亚蒂对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名义把第三世界纳入“虚伪的世界整体”，以扩大其文化“势力范围”进行了批判：
“人道主义”在西方曾经把人从神的压迫和束缚中解放出来，有过积极的进步意义。然而，我们今天看到，“人道主义”被西方大国用于对殖民地和第三世界政策中，变成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建立虚伪的世界整体的工具。它以消除与（殖民者）对立方之间的敌意、斗争和仇恨状态为目的，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个深不可测的、人道主义的、普遍的和平。我在此不想讨论“人道主义”的科学和哲学内容，因为人类的同一性，也即是凡是人都有人的基本属性，这肯定是神圣的真理。我想说的是，即便是神圣的真理也被当作一种殖民手段来使用。难道东方与西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不同样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吗？
对西方国家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民族自决”政策，沙里亚蒂也提出了批判：
就某个具体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可能会变成一个掩护，以此为掩护，人为地按照同一血缘原则来破坏一个地区和国家，成为某些根本不相信民族主义的人掠夺人民利益的工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是建立在同一血缘的基础上。殖民主义者和他们的（殖民地）民族代理人手段是多么高明！
……
在存在共同宗教信仰和礼仪的幌子下，宗教也被用来建立掠夺者与被掠夺者之间的虚伪关系。宗教礼仪、口号和假布道都可以用于这一目的。其结果是，本来是敌人的人在“宗教上兄弟友爱”的虚伪说法中消失了。
为了证明那些所谓学者也照样服务于资本家的殖民商业利益，因而丧失了自己学术公正性和客观性的说法，沙里亚蒂还在另一篇演讲中回忆了自己在法国的一次亲身经历：
当我在法国留学期间，曾看到一家汽车工厂招聘研究非洲的社会学家的广告。我出于好奇就到了那家工厂。那家工厂的负责人非常友好地接待我，并向我展示一张黑非洲的地图，然后指着地图对我说：“这些地方的人民对我们的产品有没有兴趣，取决于，一是看我们的产品是否实用，二是看他们需要与否。他们需要是肯定的，因为那里落后。但是，他们那里没有公路，修公路没有问题，我们工厂已经向政府做过详细咨询，政府正在研究对这个地区的援助和贷款方案，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懂得当地语言和文化的社会学家先到那里做宣传准备工作，还要招聘法语教授到那里培训当地居民，以便公路一修好，我们就可以把产品在那里很好地促销。”社会学家和学者也要服务于资本家追求利润的需要，政府也是在为资本家的商业利润而努力。为了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殖民国家会动用一切资源来实现商业、政治和文化扩张，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也不例外。
在这篇演讲中，沙里亚蒂还对西方通过培养所谓“西方化的”知识分子，从穆斯林社会内部来破坏其文化和宗教信仰表示了深切的忧虑：
研究过思想史、文化史和各大宗教史的人都知道现代人的精神和思想状态。东方的、非欧国家，尤其是伊斯兰世界中，真正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当今的剥削秩序和经济崇拜结构，连同“鄙俗的唯物质主义精神”和“消费哲学”——这些消费精神和观念又分布于现存经济秩序的宗教和道德信条中——再加上科学、哲学、技术、艺术、文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的力量，连同战争、和平和政治等手段，总是竭尽一切可能地使用阴谋和非人道的手段把整个世界变成商品市场。一句话，所有人必须变成“消费动物”，所有民族必须抛弃自己的可靠性（authenticity），自己身上一切特征一定要去掉——精神的、历史的、宗教的、民族的，而这些正是塑造自己的性格和独立性的品质。而且，所有人还必须在同一个模子中加以锻造，变成整齐划一，结果是把世界上的人，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亚洲穆斯林还是东方佛教徒、不论非洲土著民还是拉丁美洲基督徒，完全变成依赖于“世界帝国”这一生产机器。人们必须有单一外表、单一灵魂，有相似的需求、相似的生活方式，以及同样的思维方式和想象力，以便成为这个克罗伊斯式的这个世界秩序的“平等”消费者。一切妨碍西方掠夺的必须铲除，一切阻碍“西方物质主义消费帝国”和“文明的野蛮”扩张的独立性和民族文化特色必须消除。
历史的、科学的、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经验已经教会殖民者：在任何一个社会拥有“经济生产力”，成为他人的物质生产永久消费者之前，这个社会的“智力生产”必须停止。它必须成为他人“思想产品”全面消费者，最终失去“人的独立”。历史经验已让殖民者得出教训：当面对外来者时，宗教是赋予一个社会强化认同、自立、信念和独立的最强大因素。
正因如此，在他们的全面渗透中，殖民主义者总是把自己欲殖民社会的宗教视为进行文化和政治渗透到欲殖民社会的最大障碍。而且，他们还会比殖民地人民更会利用这些社会的“文化可靠性”、“历史特殊性”和“牢固的传统根据”，把其中一切能够促进社会凝聚的能量和营养统统瓦解，好让这些“肤浅的消费主义文明”和“同一生产的普遍精神”不再在这些社会遇到任何阻力。……那些殖民帝国，尤其是早期阶段，总是披着“打击狂热主义”外衣打击宗教，在“反对反动思想”的名义下破坏历史，以“消除迷信和过时观念”为借口攻击传统，竭尽全力造就一群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文化、没有宗教和没有任何认同的人。在殖民主义面前，人们像猴子一样，他们以“新消费观念”最时尚为骄傲，丢弃自己的传统，表现为华而不实的模仿和同化。结果，他们热情地为敌人（指殖民者——引者加）敞开了大门，变得两手空空，甘心情愿成为“消费哲学”和“金钱宗教”的奴隶，成为假民主、假人道主义、假哲学的工具。……当殖民主义进入新阶段，把手伸到亚洲时，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现代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名义下破坏各大宗教。具体地说，这些殖民者为了能把宗教中最积极的因素变成具有麻痹和销蚀人民意志的东西，让那些普通群众只关心宗教表面的礼仪，有意识引导他们去陷入幻想，而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幸不敢正视，同时极力消除殖民地精英身上的宗教意识，总是尽一切力量把那些殖民地宗教改革和复兴意识消灭，分化宗教力量……西方的殖民帝国通过给第三世界培养人才的方式，通过彻底同化的方式使这些所谓“西化的”知识分子成为西方利益的先锋队，通过消除殖民国家文化和宗教的方式，来实现对殖民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征服，成为他们的附庸国。以工业化的方式，辅以“启蒙”、“现代性”、“进步”这些观念，使全世界都变成与西方和欧洲一样的“进步”的“同化运动”，殖民地丧失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认同，这将是所有第三世界，尤其是穆斯林社会首先要警惕的。
如果通过上述引文，就得出沙里亚蒂具有反现代化意识的结论，那么，可以说没有真正读透沙里亚蒂的复杂思想，至少也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沙里亚蒂反对的只是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对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沙里亚蒂对西方的殖民文化渗透和扩张，对殖民地国家造成不利结果的担心和忧虑，一方面是当时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同时也是沙里亚蒂对巴列维王朝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一边倒”外交政策表示不满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是在间接地批判巴列维王朝的西化政策。沙里亚蒂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价值观确实存有相当程度的抵触情绪和矛盾心情，但是，就沙里亚蒂本人来说，还存在一个无法直接表达不同意见的舆论环境限制问题。借助于批判西方，其真正用意在批判巴列维王朝，更具体说是针对巴列维王朝对美国的种种政策。这是当时知识界的普遍做法，没有什么其他选择。问题是，他是否就倒退、封闭、排外到反对西方一切的程度，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他的实际行为表明，他对西方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他回味在巴黎享受的种种自由和开放，经常向学生叙述国外的自由、开放和价值多元，对法国经历的人和事也充满了美好回忆。尤其值得玩味的是，他还亲自把16岁的儿子送到美国这个令他又恨又爱的“帝国主义”国家去读书，而且当他发现自己在国内难以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时，他首先想到的还是西方。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矛盾现象——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中的思想家，都是用西方思想反西方，用西方概念诠释自己的文化和宗教，对西方的态度呈现了“精神分裂症式的爱恨交加的矛盾态度”（Mehrzad Boroujedi）。沙里亚蒂便是典型例证之一。如果不联系到凯蒂所说的寻找民族“认同”的价值诉求，沙里亚蒂这一矛盾态度该如何理解？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家普遍存在的这一矛盾态度又该如何理解？
“伊斯兰与社会主义天生相通”
我惊奇于这一伟大的杰作。跨越三四千年的遥远年代，我仍然看到了巨大的碎石堆。“他们是什么？”我问向导。他说：“什么也没有，一堆乱石而已。”三万多个从数百里以外的远处每天搬着巨大石块而来的奴隶中，有数以千计曾被这些巨大的石块压得粉碎。我问的地方，就是掩埋这些奴隶的地方。这些奴隶的生命是多么低贱啊，一个坑就可以集体地埋了数百人。我告诉向导我想看看这些压得粉碎的奴隶到底是何种情况，向导大声回答我：“没有任何东西可看！”向导指我看了看那些遵照法老的旨意埋葬在金字塔跟前的奴隶墓穴，埋在这里的奴隶，其灵魂和肉体一样，将永远是法老的奴隶。
我请向导把我一人留下。我自己走到埋葬奴隶的地方，坐下来，我感觉到与这些埋在坑里的人是那么亲近，好像我就是这个种群中的一员。是的，我们都是来自不同地方，当被划分为某一类的人时，我们之间的差别也无关紧要了。从没有人对我进行阶级分类，也没有进行种族分类。可是，我对这些被压迫灵魂除了感情和同情之外，还能如何？我再回望金字塔，感觉到，不管金字塔多么巍峨壮观，我对它们是那么陌生，它们与我是那么遥远。换句话说，我对历史上用被压迫者的尸骨建造的伟大文明成就产生了强烈的憎恨心理！
这是沙里亚蒂在麦加朝觐期间，乘隙参观埃及金字塔后，写下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当时并没有能够公开发表，只是在他去世后，其家属清理遗物时才发现。50多年的伊朗“现代化”和“世俗化”建设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政治上以极端专制、经济上以严重畸形、社会上财富高度分化、思想上以严密钳制、文化上绝对的“伊朗主义”（即“波斯民族主义”，强调波斯民族的历史光荣和文化灿烂）一统天下，外交上完全依赖西方为代价的。这段历史事实已有很多著作作了详尽的记载。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意识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沙里亚蒂对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价值诉求一方面通过对伊斯兰理想社会（“乌玛”）的勾画表露出来，另一方面通过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追求表现出来。沙里亚蒂文章、演讲所表达出来的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压迫者的强烈憎恨，曾极大地感染了一批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有效地动员了伊斯兰革命前的知识青年投入到反巴列维王朝的革命洪流，并且还有一支直接号称以沙里亚蒂的伊斯兰思想为指导的、奉沙里亚蒂为其“精神领袖”的革命游击队组织——“伊朗人民穆加黑丁”。这个问题在后面详述，暂时不论。
沙里亚蒂曾把阿布·扎视为社会主义者典范，是“一个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又曾经把艾克巴尔和阿富汗尼视为自己的“精神偶像”、“完美者”，从这些人的身上，他似乎看到了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信仰神的社会主义。而且，艾克巴尔是伊斯兰世界第一个到莫斯科拜访列宁的思想领袖，他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穷人的革命”的热情歌颂也给沙里亚蒂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艾克巴尔曾撰文，称列宁的革命是把宗教的理想天堂在人间建成，告诫伊斯兰世界的人民，伊斯兰中也有社会主义，“伊斯兰与社会主义天生相通”，社会主义和伊斯兰的社会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如果真正回到伊斯兰的价值，做到只崇拜一个神（一神教），那么必然也是在实践社会主义的没有经济剥削、政治压迫、人人平等和财产共有的原则。
沙里亚蒂在定义伊斯兰理想社会“乌玛”时，曾明确提出“‘乌玛’社会的基础结构是经济，因为‘没有物质生活的人绝不会有精神生活’，而它的社会制度是以平等、公正和人民财产所有制为基础，以恢复‘亚伯的制度’——人人平等，由此而人人皆兄弟的无阶级社会”。这也是沙里亚蒂所勾画的“乌玛”理想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内容。
在《伊斯兰教中间派》一文中，沙里亚蒂指出：
伊朗人民正在经历着精神贫乏的痛苦，信仰的火光已在青年人的心中死灭，而年龄大的人所信奉的伊斯兰仅仅包含着少部分真理，因此，提出和总结一套适合而可行的思想体系或信仰派别具有极大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