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里亚蒂定义的理想社会“乌玛”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这个理想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永久地处于某种运动中，有明确的“方向感”，具有“动态含义”。第二，这个社会不是按照一般的定义确定的，既不是“地域”，也不是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共同体，而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的“信仰共同体”。第三，他们必须面对“经济”——衣食住行、财产分配等这些“社会存在”，其社会制度是以“平等、公正和人民财产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共同拥有社会财富，没有所有制导致的财富分化，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不平等。第四，这个理想社会是伊斯兰所向往的理想社会，也是先知试图建立的社会，是每个穆斯林的宗教天堂，是每个穆斯林的社会理想，拥有这种社会理想的穆斯林才是真正的穆斯林。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是有着某种道德信念，道德上“纯洁的”、有社会“使命感”的革命领导人领导下的民主，即“指导下的民主”，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建立在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之上的“民主”。这种“民主”更强调领导人的道德责任和前提，因为，一般的穆斯林需要在道德上予以指导。沙里亚蒂的“乌玛”所实行的“指导下的民主”政治制度对“道德责任”的强调，与霍梅尼对政治制度的“宗教前提”的强调，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为霍梅尼的“教法学家统治”理论不经意间提供了一条理论支持，虽然沙里亚蒂也强调过“指导下的民主”不会导致某种性质的“专制”。沙里亚蒂所勾画的“乌玛”的政治制度，一方面要求实行民主，另一方面又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给“民主”附加了“道德前提”，这一内在矛盾既反映了沙里亚蒂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怀疑和不信任，又反映了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伊斯兰道德观念，更反映了沙里亚蒂思想中，既要吸收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结晶——“民主”，又想保留伊斯兰社会的传统价值观的内在思想矛盾。沙里亚蒂思想的内在矛盾，反映了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中普遍存在的内在矛盾，说明了价值观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历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从早期的阿富汗尼到沙里亚蒂，再到后文所介绍的当代思想家琐如士，莫不如此。
在一些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和民族中，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个人可以在理智上、思想上表现得相当“激进”，相当“现代”，但在价值观上、感情上，甚至个人行为上，又显得十分“传统”、“保守”，理智与感情、思想与行为的反向分裂倾向，非常矛盾地在“变革社会”（借用亨廷顿的用词）中的知识分子身上呈现出来。就沙里亚蒂本人而言，虽然他可以做到非常激进地解释伊斯兰，对许多宗教问题和社会现实得出了石破天惊的激进结论，但他的价值观，归根结底还是向传统价值观倾斜的，或者说，他的价值观系统中，传统价值观仍然占据主流地位。这一点，在他定义伊斯兰理想社会“乌玛”时表现得最清楚。他所定义的“乌玛”，既包含了传统的伊斯兰价值（“人人皆兄弟”），又包含了现代的社会主义价值（“以平等、公正和人民财产所有制”），既有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臭气熏天的贵族政体，不是反大众的专制，也不是强奸民意的寡头政治”），又结合了伊斯兰的道德政治理想（“‘有领导能力[不是领导人，因为那样就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纯洁’、有使命感和革命性的领导阶层组成”）等。沙里亚蒂所勾画的“乌玛”，就像沙里亚蒂本人思想一样，既“现代”，又“传统”，既有“西方价值”，也有“伊斯兰本土价值”，甚至“乌玛”还体现了宗教团体的特征（“信仰共同体”、“实现人的崇高归宿”）。总之，沙里亚蒂所构想的“乌玛”与其本人的思想一样，包含着许多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价值观反向分裂，所以，有西方学者说沙里亚蒂构想的“乌玛”社会是“宗教乌托邦”，实在是非常深刻的。
沙里亚蒂用定义伊斯兰理想社会的方式，提出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美好的理想社会，他对穆斯林社会中不符合“理想”的、人剥削人的、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批判，对沦为统治阶级政治帮凶的“萨法维什叶派”教士进行了批判，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统治、经济剥削和文化渗透进行了批判，对以引进西方进步思想为幌子、实为统治阶级帮凶的“西方化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批判。他对西方文明成就的景仰和怀疑，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对理想人物和“完美人”的心仪，对波斯曾经辉煌的自豪和对现实败落的痛心，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思想上的彷徨和抑郁，这一切，都根源于他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过人的社会敏感性。在44岁的短暂生命旅程中，他竟三次做牢，真正享受的自由只有“三周”时间。他的学生回忆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总是感到时日不多。他不停地讲，不停地写，常常通宵达旦，即使在萨瓦克的软禁中。革命高潮中，他正式出版的书在伊朗有20000册被人传阅。他的头像与伊玛目霍梅尼的头像一起被革命学生高高并举。”而美国权威的伊朗学专家凯蒂回忆说：“（伊斯兰革命期间——引者加）当时我看到在德黑兰大学书店卖的都是他的书，还看到有小贩以卖沙里亚蒂的著作为生——而著作只是几张印有演讲稿的纸。”
至于沙里亚蒂的“人的崇高目标”指的是什么，似乎只有联系到他的神秘主义倾向才能理解。神秘主义的最高境界便是“人”与“神”的“完美合一”，是“人”的修行越来越接近于“神”的崇高“美德”和“善”，是“人”通向“神”的“完美合一”的精神境界，是“人”通往“神”的道路上逐渐接近神的宗教理想主义崇高境界。
对于具备充当“乌玛”社会的领导人问题，沙里亚蒂的回答是非常干脆的：“自由知识分子”，但是，他认为这种领导不是政治上的“直接领导人”，而是作为“思想领袖”和“思想启蒙者”直接为“政治领导”提供“一种革命性的伊斯兰意识形态”，直接担任“政治领导”的应该是“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的革命者本身”，因为知识分子都容易犯“急躁”、“偏执”和“软弱”的毛病。他认为，在经济落后，绝大多数人还处在宗教蒙昧之中的伊朗，“自由知识分子”肩负的直接责任是“唤醒”和“启蒙”群众，赋予他们“觉悟”，因为群众的社会责任感、个人权利观念和“意志”皆被堕落成反动阶级麻痹人民的工具的传统宗教窒息了，而那些具有西方现代思想和文化的世俗知识分子，只是西方的“应声虫”，不了解社会的“精神实际需要”，因此，能够领导这个社会进步的阶层唯有“自由知识分子”，即所谓“启蒙知识分子”。
对伊朗社会独特性的体认
沙里亚蒂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吸收了“阶级分析法”，不仅把历史上各种宗教划分为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统治阶级的宗教”（他又称为“官方宗教”、“黑色宗教”、“起到麻醉作用的宗教”、“压迫者的宗教”）和“被统治阶级的宗教”（他又称为“人民宗教”、“红色宗教”、“激励人民斗志的宗教”和“被压迫者的宗教”），而且还直接把伊朗人民普遍信仰的什叶派宗教划分为“阿里什叶派”和“萨法维什叶派”。这种划分有明显而明确的现实针对性，那就是，造成伊朗社会的今天局面——贫穷、落后、依赖和不发达的局面，不仅有历史原因，更与宗教界保守、安于现状、偷安和僵化，并且与统治者密切勾结在一起有直接关系。他认为，在历史上一直掌握社会教育资源和拥有价值创造者和传播者这一崇高社会地位的“乌里玛”的“精神退化”和“生活堕落”，是造成伊朗社会落后的深层的内部原因，国家强大的前提是每个国民精神上的强大，强国必须强人，强人必须强心，至于外部的冲击和压迫，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可能是一场空前的灾难，但只要民族精神还在，民族自信和认同感还在，那么，这个民族终究会有望振兴的。总之，要摆脱目前压迫、贫穷、落后和依赖的现状，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所能做的工作，首先是要深入研究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别是伊朗民族文化的精髓——什叶派文化，吸取其中的精华，为现实服务；其次，要充分吸收西方文化遗产的精髓，尤其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的精髓，把两者结合起来，然后普及到整个社会，在伊朗掀起一场“伊斯兰清教改革运动”。“自由知识分子”所肩负的使命即为此。沙里亚蒂对什叶派伊斯兰传统教义的革命化解释，前面已经有所介绍，本节主要考察一下沙里亚蒂是如何看待当时伊斯兰世界（当然，包括伊朗在内）的社会现状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
在《伊斯兰教中间派》一文中，沙里亚蒂曾经痛心地指出过，造成伊朗今天落后、不幸和种种问题的根源在于人民精神贫乏，丧失了真正信仰，伊斯兰已经被那些传统教士“玷污”和“歪曲”得不成样子。而且，社会中普遍流行着各种“不纯洁的”思想，道德沦丧，青年人的“信仰的火光”被各种各样的西方“伪学问”、“伪道德”所充斥，一切社会问题的最终根源就在于社会成员的“心智未开”、“人民愚昧”和“信仰不纯”。总之，“不幸、不满和不发达的根源是精神贫乏”。
既然“不幸、不满和不发达的根源是精神贫乏”，那么，“精神贫乏”的现状是怎样的呢？在一篇演讲中，沙里亚蒂首先分析了伊朗现行的社会结构及其性质。
我们最紧要的任务是必须看到我们的穆斯林社会处在什么样的历史位置。有人说，我们穆斯林社会不是与欧洲一样同处在二十世纪，那么欧洲人解决问题的办法、欧洲思想和思想家的思想对我们不是可能有用吗？我们穆斯林社会不也是生活在一个工业时代，有着与其他工业社会一样的问题吗？难道我们穆斯林社会没有进入现代资产阶级时代？不也经历了宗教一统天下的时代？……他们意思是，我们穆斯林也与欧洲一样都进入了现代社会，都面对同样的问题。事实上，在这些问题上，存在很多错误认识……一旦理解我们穆斯林社会的现存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我们就不会提出这些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