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中，穆斯林社会就应该在“公议”基础上实行民主制度，依靠自己的选票选举出具有“优秀品德”的领导人来领导和管理穆斯林社会。那么，哪些人才算是具有“优秀品德”的领导人呢？沙里亚蒂说：
在伊玛目隐遁期间，由于没有不再有先知，而且伊玛目也不在，那么先知和伊玛目的使命就降落在人民自己的头上，理解伊斯兰、把伊斯兰根本思想付诸实践、建立合乎伊斯兰的社会和指导人民的正是人民自己。穆斯林必须捍卫伊斯兰，捍卫伊斯兰的力量和团结，反对犹太人、基督教徒和其他敌人，发动圣战，进行“创制”，也要他们其中一些人专门学习伊斯兰理论知识，专门学习伊斯兰教法推理，专门学习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和时代眼前事态。他们（指“人民”——引者注）应该把社会、思想领导权以及对人民命运的责任交托给这个群体。让这个群体能够决定有优秀的、最有益的、最有良知的、最开明的、最纯洁的人来指导他们（同上——引者）。他们还可以从他们自己中选举出有伊玛目地位的人——这也是伊斯兰先知的地位，而且他们可以授予他权力。在行使他的重大责任——这也是伊玛目国家的责任——时，人民感觉到一种永久和直接的责任，建立一个智慧政府，或者像柏拉图说的，负责任的智慧政治。也就是说，这个人在隐遁之前由神来选定，隐遁期间，由穆斯林自己来选举。
显然，按照沙里亚蒂的理解，在第十二伊玛目隐遁期间（从941年至今），在此期间应该是实行民主的时期，穆斯林社会的领袖应该是人民通过民主程序选举而不是任命的。可是，在隐遁期间通过人民选举的领导人又很难保证他不偏离正道，所以，这个时候的穆斯林社会必须拥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专门学习伊斯兰理论知识，专门学习伊斯兰教法推理，专门学习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和时代眼前事态”，这个群体拥有“社会、思想领导权以及对人民命运的责任”，“从他们自己中选举出有伊玛目地位的人”“授予他权力”。这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宗教学者（“乌里玛”阶层）。从这个“特殊的群体”选出的领导人不仅要对自己的选举人——“人民”负责，而且还要像伊玛目一样对《古兰经》负责。这个人还必须是“最优秀的、最有益的、最有良知的、最开明的、最纯洁的人”。当这个被选举出的人担任“伊玛目国家”的领导人时，人民要把自己的权力“授予”“他”，听从“他”的领导，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智慧政府”。重要的是，在这篇演讲中，沙里亚蒂还引用两则伊玛目的言论作为论据。一个是，第十二伊玛目曾命令他的追随者，假如前所未有的事出现了并在自己不在的时候，要从自己的代理人“乌里玛”那里得到指导。另一个是，第六代伊玛目曾详细列举了人们选择教法学家作为“效仿源泉”的具体标准。
这就是沙里亚蒂所谓在伊玛目隐遁期间的民主，或者说“指导下的民主”含义所在。在这里，这个“特殊的群体”被沙里亚蒂赋予特殊的地位和使命——领导和管理穆斯林社会，对上，对《古兰经》负责，对下，对“人民”（穆斯林群众）负责。这与霍梅尼所强调的“乌里玛”在穆斯林社会的特殊地位和使命，或者说“教法学家统治”政治思想是多么相似。沙里亚蒂这一说法与传统的“乌里玛”看法是相似的，甚至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这种说法，不经意中为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构建的一整套“教法学家统治”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蓝本，为后来的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实施的政治模式——“教法学家统治”提供了重要的宗教理论支持。所以，后来西方一些学者，根据沙里亚蒂的这篇演讲说他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似乎也有一定根据的。当然，沙里亚蒂“指导下的民主”与“教法学家统治”理论还是有些差别的。沙里亚蒂强调人民在选举自己的领导人过程中的作用，警告“不虔诚的、反动的”“萨法维什叶派”滥用这一模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人民头上，因为“萨法维什叶派”乌里玛总是不信任普通穆斯林有能力在乌里玛阶层中“辨别”并“选出”“最有学问的、最虔诚的”乌里玛来担任伊斯兰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沙里亚蒂作为一个文学家，有着优美和感人的文学表达天赋。作为一个积极倡导社会关怀、介入现实的知识分子，他又有着自己心目中的榜样。他“理想中的人”或者“完美人”的形象，都是通过对自己的心仪人物如阿布·扎、艾克巴尔、霍尔以及《我的偶像》一文中所列举的人等描绘中塑造出来的。
1951年，沙里亚蒂还在马什哈德师范学院读书期间，他读到了埃及现代作家阿卜杜·萨哈尔的小说《阿布·扎》。在父亲的鼓励与支持下，他开始翻译并于1955年在马什哈德自费出版。在翻译过程中，他在原文上加进了许多自己的思考，在原文基础上作了大量的借题发挥，所以，如果不对照原著，他人几乎不可能区分哪些是沙里亚蒂的意见，哪些是原作者的思想。原书没有副标题，沙里亚蒂在翻译时特意加上“一个崇拜神的社会主义者”为副标题，以示阿布·扎是“有神论社会主义组织”的典范人物、“伊斯兰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化身。
沙里亚蒂在该书的长篇序言中写道：
阿布·扎是一个完美的人，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者，一个“伊斯兰教共产主义”的积极献身者，也是一个“我们当代人所矢志追求的自由救星”之一。
如果各尽其能和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的口号，那么，阿布·扎则完美地体现了这一信条。
沙里亚蒂把西方思想的“社会主义”概念改造和转换成伊斯兰遗产。作为欧洲自身历史和文化的一种思想遗产“社会主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内容被抽走，剩下的只有“社会主义”概念的伊斯兰理想化的内容。一个地地道道的宗教传说人物，一则1300年前的宗教故事，被赋予了最令人向往的社会主义灵魂，代表20世纪人类最高价值的社会主义价值，在1300年前的一个下层普通穆斯林身上找到了着附体。为了构建他心中理想的伊斯兰，一个蕴含了所有社会政治优越性和人类所有进步思想的伊斯兰，他曾多次对历史上的，或者借用外来的概念、理论加以非历史性地剪裁、改造和嫁接，对“社会主义”概念的做法是第一次。沙里亚蒂第一次接触到本书时，年仅18岁。
阿布·扎的身上有着伊斯兰一切最完美的品质，有着与“社会主义”理想完全一致的精神面貌：为了挽救穷人的伊斯兰，被压迫者的伊斯兰，低贱者的伊斯兰，他蔑视财富，蔑视权力，蔑视宗教权威。阿布·扎是正义的、反抗者的化身，他敢于对抗和挑战伊斯兰帝国中最高政治宗教权威和教义的合理性。“当先知身边众多的人忙于享受刚获得的财富和权力时，一群忠于先知的人在政治上被排挤到一边，而其余人被迫沉默并私下在家中祈祷时，阿布·扎以人民的名义，向第三任哈里发的种种不公和不道德行为发起挑战。”
在沙里亚蒂笔下的阿布·扎，曾命令哈里发奥斯曼结束社会种种不公平现象以及当时普遍盛行的财富分化现象。
有些人在真主之路上埋下金银钱财而不是按照真主指引的方式去花，我对他们宣布最严厉的惩罚：那一天，火狱之火从财富中发出炙热之火，用这样的火在他们的前额、腹部和后背上刺下文字——“这就是你为自己埋藏的财富：你尝尝你自己埋藏的财富吧”。
阿布·扎发誓要将反邪恶的斗争进行到底，“直至所有财富在全体穆斯林中平均分配”。沙里亚蒂说，每当先知的基本信条——“平等和博爱”被牺牲时，阿布·扎就会抛弃一切恐惧、隐忍、退让和退缩的弱者心理而举起“革命”和“平等”的伊斯兰大旗。
阿布·扎是沙里亚蒂创造的第一个象征性人物，也是第一个重要的“意义符号”，体现了一个同时拥有最优秀的“伊斯兰”品质和最进步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完美者”的全部品质。在沙里亚蒂的眼中，对那些“有使命感的”、“敢于反抗的”和“革命的”穆斯林来说，对那些传播“平等”、“博爱”、“正义”和“解放”的穆斯林来说，阿布·扎便是指路明灯和前进动力。阿布·扎作为伊斯兰文明中土生土长的宗教式人物，在沙里亚蒂看来，完全可以代表对于追求“社会正义”、“平等”、“责任感”等“多重性的伊斯兰价值”，完全可以成为伊斯兰本土价值的典型代表，而不必认为这些价值都是来自西方。沙里亚蒂从事的是一项思想谱系的修正事业，采用“概念嫁接”或者说“移花接木”的手法，把西方许多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概念如“社会正义”、“博爱”、“平等”、“解放”、“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阶级”等，用伊斯兰宗教语言表述出来，然后把这些西方概念和思想的根源追溯到先知和《古兰经》，在伊斯兰教中寻找西方思想的根据，加以“嫁接”、“比附”和“糅合”。如此，沙里亚蒂便可自豪地宣布：“阿布·扎是法国大革命后所有平等思想流派的鼻祖”，还可以大声宣布：“‘社会主义’早在1300多年前的《古兰经》中就明确地由先知提出。”美国顶尖伊朗学专家凯蒂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以来，伊朗受到西方压抑，感到窒息，所以他们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认同。”沙里亚蒂对阿布·扎进行的伊斯兰式的理想化描述，显然是寻找自己的“认同”的表现。
对沙里亚蒂个人而言，阿布·扎成了一生的楷模。可以说，从18岁那年一直到他去世，沙里亚蒂对阿布·扎的英雄崇拜发展成为内心的崇敬。阿布·扎的“伊斯兰”，他的思想、嗜好、偏爱、教导、行为，甚至他的性情都成了沙里亚蒂一生的指南和生活的榜样。沙里亚蒂的父亲说：“他感到他是如此亲近阿布·扎，以至于他觉得自己是阿布·扎的投胎转世。”总之，在沙里亚蒂的眼里，伊斯兰宗教可以理解为一座可以生产“真正的人”的大工厂，可以生产出阿布·扎这样的“完美人”——这座宗教工厂最精美的产品，是一个信仰神的人，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阿布·扎所体现出来的“伊斯兰”就是沙里亚蒂理想中的伊斯兰，阿布·扎更是他所构想的理想伊斯兰社会的角色典范。
如果说，沙里亚蒂通过把历史上的宗教人物理想化地描述为“完美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那么，他对印度穆斯林诗人、哲学家艾克巴尔这个“完美人”的赞美和歌颂，则充分表达了他对理想伊斯兰的赞美和向往。
在艾克巴尔身上，沙里亚蒂看到了伊斯兰并非是单一维度的宗教（One-dimensional Religion），即，既不是纯政治性的，也不是纯诺斯提式的关注个人修炼的宗教神秘主义，它关怀的既是“后世事务”，也关心“此生世界”。沙里亚蒂说：
伊斯兰文化不仅仅是精神的、伦理的和形而上的，而且也是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并且激发责任感的。真正的伊斯兰是两者的综合。
伊斯兰对人类最伟大、最革命的贡献在于它能够释放宗教之爱的力量与诺斯提感情的神奇力量，这些力量总是在个体身上存在，指导他们走向革命、牺牲、迎接死亡和殉道，通向创造一个以正义为基础的人类社会，致力于这个世界的思想和物质进步。
沙里亚蒂在这里突出了伊斯兰的主要责任是关注现世生活，伊斯兰不仅要关注“此生世界”的个人道德境界的修炼和完美，而且还能够“激发”和“指导”穆斯林个体对为了追求“以正义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和“思想和物质进步”，能够焕发穆斯林的“革命、牺牲、迎接死亡和殉道”精神；既可以促进穆斯林的个人完美，更可以促使社会现实逐渐趋于完美。他还说：
真正的伊斯兰是一个无法割裂的多维度综合体，艾克
巴尔是其20世纪的代表人物。
从艾克巴尔——这位受过西方哲学训练、深谙西方文化的穆斯林哲学家、神秘主义诗人、鲁米的追随者、政治斗士、反殖民主义者、伊斯兰现代主义改革家——的身上，沙里亚蒂再次看到了完全与阿布·扎一样的“完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