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的利益集团尽管在社会中大量存在，但在政治生活这个最大的公共领域内，其存在和身影却完全被淹没了。这是专制政治制度带来的必然结果。从历史上看，伊朗的专制传统源远流长，权威主义政治文化代代相传。按照魏特夫的看法，古代波斯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最典型之一。“世俗的最高权力代表也是最高的宗教权威的体现”，“大流士被称作神圣的霍拉斯”和“善良的神”。“萨法维王朝的伊斯马仪，显然认为他自己是神的化身。”马克思同样谈到“东方的普通奴役制”，国家对它的臣民劳动力及劳动力生命和财产都拥有最高支配权，“在亚细亚制度”下，国家才是“真正的地主”，农民和地主实际上“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国家变得无限强大，而私有财产变得极度软弱”，除拥有最高支配权的君主及皇室外，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君主的奴仆。处于君主之下的奴仆，其人身、财产都交给了统治者。伊朗古代的文献中记载，所有遇见君主的人都要四肢匍匐在地上，口念诵词。君主既是“大地之主”、“神的影子”，又是“万王之王”（the king of kings）。然而，这种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到了近代却出现了很多颇类似于生物学上的“政治拟态”，即传统的专制本质披上现代民主的外衣，在现代政治环境中左右逢源。现代国际环境下的巴列维王朝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充分演绎了这种“政治拟态”：宪法、议会、选举、公投、两党制等。然而，这些西方现代民主形式，在巴列维国王手中却一一变成了维护专制传统的现代工具，宪法成“一纸空文”，议会为国王的“橡皮图章”，议员是国王的“举手工具”，连最受国王信赖的首相阿巴斯·胡韦达，也不得不哀叹自己“仅仅是副首相，真正的首相是国王本人”。总之，一切必须具有“人民性”这件外衣。国王的专制统治依靠庞大的国家官僚阶层、强大的帝国军队和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其专制手段一是操纵议会，利用议员；二是钳制舆论，实行严格的书报审查，整个60年代至70年代，国家只有两份“合法的”报纸《世界报》（Kayan）和《宇宙报》（Ettellat）；三是思想灌输，大搞君主制崇拜；四是压制民间社会组织，一切民间社会“官方化”。从1949年起，国王便借口在德黑兰大学遭遇刺杀事件，开始向人民党开刀。1953年的“8·19”政变之后，趁打击人民党之机实行党禁，查禁了其他一切政治党派。1959年国王授意组织“国民党”和“民族党”，实行“两党制”，而两党党魁必须由国王任命。1975年，又取消“两党制”，组建“复兴党”。“复兴党”成为唯一“合法”政党，据称党员有600多万，包括所有议会议员和中央各部大臣，加入该党的门槛是“拥护宪法、君主制和国家现行制度”，只要做到这三点就是“合格的”复兴党党员了。巴列维国王甚至狂言：“那些反对宪法、反对君主制和国王与人民的革命的人只有两条出路——监禁和流亡。那些不愿加入这个组织的人只有两种可能：他们或许属于某一非法政党，如人民党，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入狱；或者有幸无需提供出境签证，便可带上护照到他们喜欢的地方去。”对于那些与“白色革命”相伴而生的社会团体和政治组织，巴列维国王则完全关上了政治大门。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第二民族阵线”、左翼社会主义者的“第三势力”、代表中产阶级的“伊朗自由运动”，以及社会根基复杂的“伊朗党”，甚至包括伊斯兰社会主义者的“有神论社会主义运动组织”等，最终都没有逃脱被镇压的命运。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组织“穆加黑丁”和“费达依”等，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屡遭严酷镇压。“关门政治”导致了新兴的社会政治组织与巴列维王朝处于长期而尖锐的对抗状态，使得城市中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对国家的一切政策采取“对立”、“反对”和“不妥协”立场，与“国家吵个没完”。
巴扎是伊朗各地城市中，由成千上万个小店铺构成的商业区。与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商业区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城隍庙附近这一情形非常相似，巴扎一般集中在人口流动大和人口比较集中的清真寺附近，主要从事小商品市场的生产、零售和批发生意，属于沙里亚蒂所鄙夷的“小中间商”。但是，巴扎在历史上一直是伊朗传统经济体系的主脉。“白色革命”带来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国家西式信贷体系，对巴扎商人的经济独立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大量西方廉价商品的进入、大型超市和购物中心的扩散也威胁了巴扎在小商品经济上的垄断地位。1972年，国家以“食品安全”为由强行推广机器生产的食品，许多传统的手工食品生产被迫停止，单是面包作坊就有6000多人失业。1975年，政府取消巴扎商人和手工业者自行组织的行会，掀起反巴扎商人囤积居奇的经济运动。在这次反暴利运动中，遭到逮捕和被迫背井离乡的巴扎商人共有8万多人，4万多间店铺被迫关门停业。尽管巴扎商人遭受了国家推动的现代化政策的不利影响，但是，他们仍然维持相当大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独立性。巴扎商人和手工业者仍然遍及城市和乡村各个角落，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作为巴列维国家现代化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在社会中丧失了地位和影响力，但是在清真寺中，他们可以获得生活上的帮助和心理上的慰藉。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巴扎-清真寺共生关系”，在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狂热追求中再一次复活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作为一个以土耳其世俗主义政权为榜样的模仿者，巴列维王朝对宗教的贬抑、压制、削弱和利用的态度由来已久。早在1925年，礼萨汗宣布采用伊朗古代波斯历，取代伊斯兰纪年。1928年，礼萨汗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服装法”，禁止男子着传统服装（头巾和长袍）。1935年，国家颁布法令，禁止女子戴面纱出入公共场合。同年，礼萨汗又亲自率领一支骑兵袭击了马什哈德的苟哈沙德清真寺，逼迫这里的毛拉舔自己的军靴，故意羞辱宗教界。50年代初，在摩萨台领导的国有化运动期间，宗教领袖卡沙尼和塔尼加里又坚定地站在摩萨台一边，直接对国王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这使得国王对宗教界的仇恨耿耿于怀。在大波斯主义（即所谓“伊朗主义”）观念支配下，巴列维王朝对宗教界在教育、底层司法争讼领域内的影响力和权力十分在乎。1925年，伊朗议会中宗教界人士占24个席位，到1940年减少为零。到60年代的“白色革命”期间，不要说宗教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踪影，甚至宗教界的物质基础和生活来源似乎都成了问题。土地改革涉及占全国可耕地面积30%的清真寺地产（瓦克夫），而所谓“扫盲大军”和“公正之家”的直接目的便是为了削弱清真寺在教育和司法领域内的影响力。从1965年到1975年，全国清真寺的数量从20000多个减少到900多个。单单就首都德黑兰的清真寺数量变化来讲，便从60年代初的32个减少到1975年的23个。1963年6月的“库姆惨案”仅仅是巴列维王朝对来自宗教界的公开批评和挑战的一次武力解决而已。从1971年开始，政府从全国各大学中选拔“宗教工作队”，将这些“现代化的毛拉”派往各地，取代传统教士的社会地位。各个清真寺处于一片慌乱之中。总之，宗教界人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从表象上看似乎跌到了最低谷。
然而，就在新兴的社会各阶层被挡在政治大门之外，宗教界的社会地位跌到表象上的最低谷的同时，宗教势力却像弹簧受到压力后开始反弹一样，也开始崛起了。造成宗教正好在巴列维统治时期“复兴”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历史原因，更有现实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