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民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同年5月，他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又对这一论断做了进一步强调。“三个代表”的思想是江泽民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对如何搞好党的建设，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行战略思考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源泉，是对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历史任务的新概括。它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他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报告中，他还指出：“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理论的一个创举。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井冈山地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包括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的酃县、茶陵等县，周围五百余里。这里的有利条件是：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还可利用两省敌人既要互相争夺地盘又要各自保存实力的矛盾；党和群众的条件较好，大革命时建立过党的组织、工会、农会和农民武装，党和革命的影响仍然存在，还保存着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地势险要，幅员广大，有游击战争的回旋余地；自给自足的地方农业经济，具有为红军初期发展提供给养的经济力。这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影响湘赣两省乃至于湖北。因此，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既有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又有利于推动全国革命走向高潮。
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武装，向井冈山地区转移，在芦溪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在战斗中英勇牺牲。1927年9月29日，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将一个师缩编为700余人的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辖第1、第3营和特务边、军官队、卫生队；在部队中确立党的绝对领导原则，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的小组，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军由党的前委委员会统一指挥；确立官兵平等，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10月3日，部队到达宁冈的古城，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通过地方党组织争取当地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接着，在井冈山北面山脚的茅坪，设立了医院和留守处，于10月底到达井冈山的茨坪。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部队在井冈山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反动地方武装，深入发动群众，重建地方党组织，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群众武装。11月攻占茶陵，建立了党的县委、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为主席）和赤卫大队。在总结茶陵战斗经验时，毛泽东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三大任务是：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与此同时，重建了宁冈、永新县委，恢复了莲花、酃县党的组织活动。1928年1月，部队占领遂川，建立了党的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以及暴动队、赤卫队、农民协会、工会等群众组织。在遂川，毛泽东对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经过三个多月的游击战争，井冈山区和宁冈、永新、遂川、茶陵、酃县靠近井冈山的地区，都为工农革命军所控制。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地方武装，经过团结改造，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2月，工农革命军攻占新城，于21日在砻市成立了宁冈县工宵兵政府。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成。毛泽东点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在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照亮了胜利前进的航程。
深圳经济特区是怎样产生的
1978年4月6日，习仲勋同志经中央委派，南下广东，主持省委工作。习老到任后，抓紧时间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盛夏7月，他驱车前往深圳考察，沿途经过宝安，见到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土地荒凉，颠簸一天才到深圳。第二天，在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人陪同下到沙头角，见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街那边属于香港，显得繁华热闹，我们这边却荒凉冷清，而且还有不少人跑到香港那边去了，习老看到这些，心里非常难受，对县委书记方苞和沙头角镇的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破坏遗留下来的，许多本来对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吸引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对此，习老鼓励大家解除思想顾虑，“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紧接着，习老先后到了当时的梅县、汕头、惠阳等21个县进行调查研究。回到省委后，习老召集省委一班人研究论证，大家一致认为，根本出路是向中央提出，让广东“先行一步”。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北京先开了一个多月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老代表广东省委汇报了广东的工作，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会余地。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习老出席了1978年12月8～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作出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1979年1月8～25日，习老从北京回到广东，即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联系广东实际，明确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更加有利改革开放。广东省委决定，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国务院于1979年3月5日批复，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市，并决定三年内，国家拨给1．5亿元作为建立出口商品基地、旅游区和新型边境城市的启动基金。与此同时，省委还同意交通部香港招商局投资在深圳蛇口建立加工工业区。1979年4月5～28日，习老与王全国同志再度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王全国同志代表省委作了三次发言，建议运用国际惯例，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建立对外加工贸易。习老还直截了当地向中央负责同志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给新的体制政策，让广东先行一步，能放手干。
对于广东要求中央放权，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邓小平同志一直非常关心，十分支持。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当中央政治局听取各组汇报时，小平同志在插话中就举新加坡为例说，可以吸引外资厂，取得利润，又有劳务收入和税收，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每年收入1000～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广东、福建8000多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会议期间，习老将广东的想法又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得到政治局常委的赞许和支持。之后，习老又单独向小平同志作了专门汇报，要求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小平同志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当说到配套建设资金时，小平同志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5月中旬，按照中央的决定，“谷牧同志率领一个由中央各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会同广东省委组织的文件起草小组，于6月6日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谷牧同志又到福建，帮助福建省起草准备报告中央的文件。两个文件起草完毕后便带回北京。7月15日，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方案，决定对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这就是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央50号文件下发后，广东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由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三位书记组成三人小组，负责落实50号文件精神。会后，习老即和王全国同志到深圳，与深圳市委共同研究建设特区各项工作。
1979年9月20日，谷牧同志再次来广东，习仲勋等人向谷牧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行一步的情况。22日，谷牧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等省委负责人谈话。谷牧强调说：“中央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广东要快马加鞭，走在全国前面。”他又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老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吴南生表示同意，于是成立了以吴南生为主任的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全省三个特区的管理工作。
1980年9月20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研究提出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确定了深圳、珠海特区的范围，并同意广东省的提议，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设置济特区，并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