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1924年初，李大钊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19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为实现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年3月，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号召人们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
李大钊的革命活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他们下令通缉李大钊。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闻天
张闻天，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的殷实农户家庭。17岁时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随后在报刊上公开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同年，他在上海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翌年7月去日本东京学习，1922年夏又自费留美勤工俭学，1年多后回国。1925年6月初，张闻天在上海入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他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从此即用译音“洛夫”、“洛甫”为笔名。因他在理论研究上高于留苏的其他人，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大力拉他，而张闻天因缺乏国内实际工作经验，一时也对他们的主张表示赞同。1931年初，他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部长，后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
张闻天通过实践，认清了“左”的错误危害，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会上，张闻天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替代博古总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0世纪30年代末期以后，他主要分管党的宣传教育。延安整风时，他检查了过去的教条主义倾向，要求到实际工作中锻炼。
1945年党的“七大”后，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却主动到东北去，曾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外交领域，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八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由于他对“大跃进”提出不同意见，被错误地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撤职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文革”中遭极“左”势力迫害，1976年7月1日病逝。
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宣传教育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党建、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知识分子工作和青年问题等学科的研究上，有高深的造诣与独创的见解。张闻天曾主编《红旗》、《斗争》，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主要负责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主编《解放》周刊，兼任马列学院院长。1948年9月起草《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论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提出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多种经济成分协调发展的方针。1960年11月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写出《关于按劳分配提纲》、《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等大量文稿。1963年作论文《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提出生产关系“具有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和所有关系方面”的理论创见。“文化大革命”中，写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等文稿近十万字，探讨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主要著作结集为《张闻天选集》、《张闻天文集》（四卷本）等。
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楷模——方永刚
方永刚，1963年4月生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人，1985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同年7月入伍，1992年12月入党，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军事学博士，先后在海军政治学院、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任教，生前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研室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沈阳军区联勤部客座教授、大连市讲师团成员等。专业技术7级。长期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20多年来，方永刚一直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军队教育事业和宣传党的创新理论作出了优异成绩，坚持深入学习、坚定信仰、模范践行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和社区，真情传播党的创新理论，被誉为“平民教授”、“大众学者”。多次被学院评为优秀教员、青年教员成才标兵。2008年3月25日在北京病逝。
方永刚几乎把业余时间全都用在刻苦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上，并及时把学习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先后主编了16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专著，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其中在国家和军队核心期刊上发表40多篇，荣获“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28个奖项，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军队重点理论研究课题7项。
学习、研究、宣传党的创新理论，使他深深地体会到：在当代中国，只有党的创新理论才能解决面临的发展问题，才是指引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之路、人民过上和谐富裕生活的唯一正确的理论；党的创新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是实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真理。正是靠着这种坚定的信仰，他一直把学习、研究、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作为自己最神圣的职责，看成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当成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方永刚认真履行一名思想理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近6年来累计完成1000多课时的教学任务，年均超额完成200%的教学工作量，连续多年教学质量被学院评为A等。同时，他还利用课余时间为学院教职员工和学员举办了200多场学术讲座。
1998年以来，方永刚作为辽宁省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沈阳军区联勤部客座教授、大连市讲师团成员，先后为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社区、企事业、干休所、学校等单位作辅导报告1000多场，从军队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从北国的漠河边防到南疆的海防哨卡，都留下过他传播创新理论的足迹。
方永刚把本职岗位作为践行党的创新理论的平台，不知疲倦地为党工作。早在2007年3月，他的病情就已露出了端倪，但是由于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做系统检查。当时学院正承担着海军基层政工班4期1500名学员的培训任务，他主动请缨承担了开班的第一课《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对海军基层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为了讲好这堂课，他精心准备，看了上百万字的资料，到基层部队进行调研，找老海军了解情况，向随舰出访的同志了解事例，12易其稿，试讲了10多次。正式讲课时，他不停地冒虚汗，4节课下来，内衣全都湿透了。课间，他不得不到休息室的沙发上躺一会儿。
在被确诊为结肠癌晚期的情况下，方永刚一方面以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毅力与病魔作斗争，一方面争分夺秒地抓紧工作。他表示：“不管癌症是中期是晚期，研究党的创新理论没有限期。我能舍弃我的生命，但不能舍弃我的事业；我不惧怕癌症，但害怕离开最钟爱的三尺讲台。只要不倒下，就要不停地学、不停地写、不停地讲，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创新理论。”2007年1月15日上午，在术后第二次和第三次化疗间隙，他坚持从医院回到学院为学员们上完他本学期的最后两节课。1月22日，他带病给大连市地税局作了《正确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辅导报告。1月23目，他又躺在病床上完成对3名研究生的学期教学和毕业论文写作辅导任务。方永刚同志用忠诚和青春诠释了对党的无限热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不懈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