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
快乐的人们，不问四季总是快乐；
哀哭的人们，不问四季也总是哀哭！
本书在编辑出版中，尽可能保留了原版本的惯用字、通假字和标点用法；人名、地名亦保留作者原译法。
193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由于“民间”视野的进入，给新文学创作带来了一股不同以往的生机和活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陈独秀、胡适自主意识很强的情形下推动出来的，而民间文化思潮是自在的、无意识的，在这些有民间立场的作家中，恐怕只有沈从文有些自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1930年代，五四新文化的启蒙运动受到了很大的阻力。知识分子不可能永远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无所依傍的状态，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包括鲁迅以及当时的一些左翼作家，都在思考以知识分子启蒙精神为特征的文学，或者说文化普及运动，如何与它的对象——中国的民众——结合起来。
这个时候就有一批新生代作家崛起了，他们的新的艺术实践，使得这些问题在创作上得到了回应。这批作家都是来自于中国民间和社会底层，这与“五四”一代作家不大一样。“五四”一代作家大多数都是出过国留过学，接受西方思想，然后带着一套现成的思想体系或社会改革方案回到国内来推广，有点像现在的“海归”。而老舍、沈从文、萧红、艾芜、沙汀、李劼人等等，除了李劼人是留法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于生活底层，带了一身本土文化，进入到这个文坛。像老舍，他是从北京市民中长大的知识分子，与市民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血肉联系。萧红则来自粗犷广袤的北方土地，坎坷的生活经历和敏感的内心世界，使得她的文字非常贴近中国存在的现实。我把从他们创作中体现出来的一个比较广泛的创作思潮，界定为：民间文化的思潮。
由此而来的是民间与启蒙的关系问题。从表面上看，它们是对立的。以启蒙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民间始终处于封建制度压迫下的野蛮、落后、愚昧的生活状态中，是需要现代知识分子来启蒙的。启蒙，就是拿了西方先进的文明思想武器来开启民众的心智，提高民众的素质，这是启蒙文学的基本特征。鲁迅所开创的乡土文学就有这个特点，我们读《阿Q正传》《风波》《药》，等等，在鲁迅笔底下的很多人物都处于被启蒙状态。而民间则是另外一种状况，当一批作家从生活中的民间社会来到文化的中心城市，献出自己文学创作的时候，他不自觉地连带献出了自身的生命能量，他们所要表现的是，在非常残酷的生存环境之中，民间的生命活力在哪里？
中国的民间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没有力量，它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如果以启蒙的角度来看，民间就是落后的、愚昧的，没有力量的，它也理所当然是不合理的，肯定要被消灭。如果用进化论的眼光来看，文明一定要战胜愚昧落后的，强大的一定要消灭弱小的。但是真正来自民间的作家不是这样理解，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民间那么愚昧、落后、糟糕，可是，它没有被淘汰，还在顽强生存。那么，我们要追问维持这种生存的真正力量在哪里？中国的民间生活方式有没有合理性？这些问题过去都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萧红谈到过她与鲁迅的区别：
“鲁迅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这似乎说明鲁迅真有高处，而我没有或有的也很少……这是我和鲁迅不同处。”（引自聂绀弩《萧红选集·序》）
这一方面道出了她的创作所受到的鲁迅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表明萧红是站在与鲁迅不同的位置上来观察和表现生活的。一个人受了一些新文学影响，带了自己非常丰富的感情和生活经验闯入文坛，她作品里包含了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她是受了新文学的影响，她要用五四新文学的启蒙精神来剖析她的家乡生活；可是另一方面，她自身带来的家乡民间文化，个人的丰富的生活经历，抵消了理性上对自己家乡和这一种生活方式的批判。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冲击力。
以《生死场》为例，启蒙和民间两种元素体现得都很充分。从大的方面讲，这个作品写的是这里的人是如何从愚昧、麻木的状态到最后的觉醒和反抗，这很明显是以启蒙的眼光来看的。比方说作品中的人物，都如同动物一般生活着，用胡风的话说，就是“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胡风《读后记》），用这种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民间生活，看芸芸众生都是没有灵魂的动物一般。像麻面婆，作者写她的语言都是用那些蠢笨的动物作比喻：“眼睛大得那样可怕，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那样，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让麻面婆说话，就像让猪说话一样，也许她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引自萧红《生死场》）。同时，作品中对农民文化的软弱性的批判也很强烈，比如赵三本来要反抗地主的压迫，却不幸因失误而进了牢狱，地主为了笼络他，把他从监狱中保了出来，他以后锐气顿失，不断地说“人不能没有良心”，拼命为地主讲好话，作者在写这个人的时候是用一种嘲讽的笔法，带着批判意味的，至少可以说赵三是一个没有觉醒的，还处于蒙昧意识中的农民。这都带着启蒙的印记，但如果《生死场》仅仅是这些，那它最多是一部思想进步的作品而已，还谈不上是一部有生命力的艺术品。问题是作者在这同时，凭着她对民间世界的了解和对底层人的情感，以她特有的艺术直感，写出了民间生活的自在状态，这使《生死场》又具有非常震撼的真实性，作者没有粉饰什么，就像赵三，中国农民就是这样，为情感而打动，重伦理，讲良心，看重民间简单的原始道义。中国农民天性中本来也有着不稳定性，受了惊吓受了挫折，他就不敢再尝试反抗了。这是非常真实的，没有故意去塑造一个高大的农民英雄。包括后来日本人来了，民众已经萌发了反抗意识的时候，作者也没有刻意去拔高什么，写“爱国军”举着旗子从家门口走过，“人们有的跟着去了。他们不知道怎样爱国，爱国又有什么用处，只是他们没有饭吃啊！”这是大实话。写二里半：因为要举行抗日宣誓仪式，找不到公鸡做祭品，只好杀与二里半相依为命的羊。二里半虽然不舍得，但也清楚救国事大，所以酸酸地说了句：“你们要杀就杀吧！早晚还不是给日本鬼子留着吗！”但当人们在豪情满怀的宣誓中，非常有戏剧性的一个场面出现了：“只有二里半在人们宣誓之后快要杀羊时他才回来。从什么地方他捉一只公鸡来！只有他没曾宣誓，对于国亡，他似乎没什么伤心。他领着山羊，就回家去。”这是非常逼真的一幕，在中国民间，似乎没有什么比与个人生存相关的东西更被看重的了。作者在写这些的时候，并非一味地批判，相反，她在更大程度上是不断地在认同和强化这些生存的法则。
谈到爱国主义的问题。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是“九·一八”事变，东三省已经建立了“满洲国”，民族就往的情绪高涨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很多人出于爱国，出于激励民众保卫国家的需要，往往是把日本人占领以前的生活描写得很好，田园风光，农民生活在田园牧歌中。然而日本飞机来轰炸了，老百姓流离失所，一切都变得暗无天日了。有一首歌叫《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就是说家乡的土地多好，庄稼多好，还有大豆高粱，现在一切都失去了。当时抗日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宣传是需要的，能够激励起大多数人的爱国情绪。但是，萧红不是这样。萧红写到的那种不能忍受的生活，就像胡风说的，像蚁子一样的生活，恰恰是日本人占领以前，是在抗战以前的中国，一个古老的中国。那么当日本人进入以后，生活更糟糕，连蚁子一样的生活也做不到了，人都被杀掉了，然后这些人要起来反抗，那么，以前是不是值得留恋呢？也不值得留恋。鲁迅曾经说过一句话，当我们在提醒读者做异国的奴隶是很糟糕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宣传了，就反过来说，我们宁可做自己人的奴隶。做自己人的奴隶也是糟糕的。对于人类来说，只有两种，一种是自由尊严的生活，一种是奴隶一样的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生活。对于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生活，不管是自己人统治还是外国人统治，都应该深恶痛绝。所以，萧红的《生死场》整个境界就比一般当时宣传抗日的要高得多。但是这样的东西不容易被人接受。可是萧红，她作为一个作家的良知就在这里体现出来，她并不因为日本人侵略了，就要把以前说得那么美好，这也是萧红写作的比较独特之处。
过去很多启蒙知识分子离开自己家乡的时候，他们的感情都好像是掐灭一个香烟屁股，恨不得赶快把这噩梦一样的旧的生活结束掉，奔向新的生活。就像上世纪80年代许多人出国时的感情一样，可是到了新的现实生活环境当中，在严酷的社会生活中滚爬，沾了很多污秽的东西，他突然发现，生活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有的时候，这两种文学也是有冲撞的。这种冲撞在萧红的作品里表现得特别强烈。萧红不像沈从文，沈从文是用美化自己家乡的办法来抗衡都市的现代文明，而萧红则在坚持启蒙立场，揭发民间的愚昧、落后、野蛮的深刻性上和展示中国民间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这两方面都达到了极致。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优秀的作家。萧红是很不聪明的，很粗糙的，甚至有点幼稚、粗鲁，但是，在生命力的伸展方面，她所能包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远在张爱玲之上。中国的读者喜欢张爱玲而不喜欢萧红，我觉得是很可悲的。
（本文作者陈思和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本文选自他的课堂讲义《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有删节。）
又是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