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未能成行。三天后，在与外交政策顾问的讨论中，肯尼迪总统提出了这一主意，却无人附和。腊斯克和邦迪客气而又坚决地劝阻司法部长从事这项特殊的使命。肯尼迪总统费尽口舌说服他们，罗伯特会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使者，但是，后来他还是作出让步，同意腊斯克的建议，由美国前驻苏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作为特使出访莫斯科。哈里曼计划在当月底出访。
独立和平人士诺曼·卡曾斯计划几天后重返莫斯科。肯尼迪决定请他捎给赫鲁晓夫一封私人信件。“迪安·腊斯克已经和你说过，我们希望能扫除禁核试验的障碍。”卡曾斯出发前夜，肯尼迪告诉他。肯尼迪想让赫鲁晓夫明白，美国不愿意接受只进行3次现场核查的协定。“我认为确实有误解。看看你能否让赫鲁晓夫接受这个误解的事实。”4月10日，卡曾斯离开美国。
“不管何时下蛋，”赫鲁晓夫告诉美国客人，“我都要来这里。”4月12日，卡曾斯只在莫斯科住了一夜，赫鲁晓夫就把他带到皮聪达。他告诉卡曾斯，此前他曾在这里起草过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讲话稿，还有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建议。现在，他说：“我有一些别的想法。”他说，他计划在5月中旬党的全会上宣布这些想法。
“我来这里下蛋，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赫鲁晓夫告诉卡曾斯，他已经在皮聪达待了三周，只会见了三位贵宾。他的生活遵循一种安逸的计划：早上锻炼身体，和教练或医生打羽毛球，然后去做按摩、散步，在游泳池游上一会儿。“之后我会思考片刻，再回来口授我的想法。累了就出去一会，再回来口授。”到这天结束，赫鲁晓夫又做了一次按摩。
卡曾斯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他很留意赫鲁晓夫的身体状况。莫斯科传说他的血压很高，卡曾斯不能肯定。“我只能说，”后来他告诉肯尼迪总统，“打10～12分钟的羽毛球，对他一个69岁的人来说，似乎并不是上气不接下气。他动作灵活，反应敏捷，皮肤似乎富有弹性。坐下来谈话时，精力相当集中。”卡曾斯认为不同寻常的是，赫鲁晓夫似乎很能喝酒。“对其酒量，我感到很吃惊。”午饭时，这位苏联领导人喝了两杯伏特加、两杯葡萄酒，还有一杯半白兰地。
赫鲁晓夫向卡曾斯透露，他准备结束与西方进行的禁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他重复了自己的看法——他已经给了肯尼迪在参议院通过这个条约所需要的东西，之后，他阐述道，不能再做让步。“我们伸出手，但没有被接受……现在我不得不关心国家的安全。”赫鲁晓夫宣称，科学家和军人们一直在向他施加压力，要求继续进行核试验。而且，他们说美国实施的核试验要比苏联多70%。如果赫鲁晓夫要控制国内的反对派，他将不得不签订一个无损于苏联安全的条约。因此，他不会再作出让步。“相信我的话，我在尽力而为。对我来说，已经到头了。”
赫鲁晓夫计划一周左右返回莫斯科。他给卡曾斯留下的印象很深：苏联人可能会收回现场核查的提议，继续进行核试验。“主席先生，”卡曾斯说，“你让我很伤心。如果错失良机，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这位苏联领导人回答道：“说得对，或许20年，或许我们将会这样再持续20年，但是，告诉总统，我尽力了……伤心的不止是你一个人。”他向卡曾斯透露，也是向华盛顿发出信号，5月中旬他有些话要说。
赫鲁晓夫并未密谋在第三世界给美国制造压力，但是，1963年4月，数千英里之遥的老挝发生的事件让他对诺曼·卡曾斯说过的话似乎显得更加可信。当月初，在那个动乱之地费尽周折达成的停火局面已经瓦解。一个亲巴特寮的派别脱离了贡勒的控制，现在，他们正在进攻梭发那政府军。然后，到4月8日，巴特寮的领导人苏发努冯亲王离开老挝首都万象，前往巴特寮控制的地区，这加剧了联合政府的分裂。虽然华盛顿对苏联人是否实际控制着巴特寮还有疑问，但是，肯尼迪政府确信，北越和其老挝的盟友已经在这个地区发动了攻势。
4月19日、20日、22日，肯尼迪和其外交政策顾问一起讨论了如何向莫斯科和河内施压以限制其老挝盟友的行为。肯尼迪总统担心，随着老挝中立派武装力量的瓦解，有关老挝的日内瓦协定也会落空。
因为不知道如何在外交和军事上作出回应，肯尼迪要求五角大楼提出美国的军事选择方案，包括再次派出海军陆战队（1962年已撤出），对北越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或者甚至对古巴施压以引起赫鲁晓夫的注意。与此同时，肯尼迪还想让埃夫里尔·哈里曼直接向赫鲁晓夫提及他对老挝问题的关注，后者已计划访问莫斯科。肯尼迪仍然相信，苏联的对外政策只是一种倾向，还能被左右。
因为肯尼迪颇重视赫鲁晓夫在东南亚问题上将要作出的选择，卡曾斯向肯尼迪汇报了他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情况。在设置秘密录音设备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卡曾斯告诫肯尼迪，赫鲁晓夫或许会在5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表一个强硬声明，还主张美国应采取某种措施来阻止此事的发生。卡曾斯就此提出两个建议。首先，他建议美国接受一个为期6个月的、试探性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件，肯尼迪否决了这个建议。卡曾斯又建议肯尼迪发表一个有关和平问题的重要讲话。肯尼迪总统曾在1961年9月25日的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过一次讲话，提及要以和平竞争取代军备竞赛，考虑到这个背景，卡曾斯主张现在正好提醒苏联人注意美国对和平所做的承诺。肯尼迪对此颇感兴趣。卡曾斯承认，他最担心的是，如果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坐大，那将会“影响和平，帮尼克松的忙”。（尼克松时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译者注）
5月的第一个星期，总统首席撰稿人特德·索伦森打电话告诉卡曾斯，肯尼迪已经采纳其建议，就和平问题发表一次讲话。对白宫来说，肯尼迪似乎将于6月10日美利坚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这次讲话。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这个大学位于华盛顿特区。索伦森让卡曾斯把其想法告诉他。
4月20日，皮肤晒得有些棕黄、神情也明显放松的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三天后，他会见了美国驻苏大使科勒和英国驻苏大使汉弗莱爵士。他们带着各自政府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建议，两份建议内容相同。“这个建议的理由不足。”赫鲁晓夫对两位大使说。华盛顿和伦敦仍然坚持要求进行三次以上的现场核查，并就此达成协定。“你们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安插你们的间谍，他们会从情报机构得到指示。”赫鲁晓夫说道，“我们不赞成这个主张。我们不会容忍任何间谍行为。”再次提及柏林问题时，赫鲁晓夫提醒美英两国政府，若柏林问题毫无进展，那么，也无法就军备控制问题达成一致。“你们不想对德国问题作出决定，但是，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若你们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军备控制问题就不重要，重要的是德国问题。”这是他最后一次阐述苏联的对外政策。
约翰·肯尼迪一直把1963年春视为冷战的转折点。4月25日，尼基塔·赫鲁晓夫请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这位苏联领导人想为莫斯科制订一条新的路线，准备让马利诺夫斯基来劝说军方，这条新的路线将无损于苏联的国家安全。
和马利诺夫斯基一同从皮聪达回来后，赫鲁晓夫带来两个新观点：第一，柏林问题不应当再成为美苏达成一致的拦路石；第二，如果不能就全面禁核试验和西方达成一致，莫斯科应该接受部分禁止核试验——禁止在大气层、太空和水下进行核试验，只允许进行地下核试验。11月以来，赫鲁晓夫回避了向西方施压的策略。1958年以来，施压一直是他的外交策略。4月25日，在主席团会议的讨论中，赫鲁晓夫有意要把这一想法确定为对美外交的策略。
赫鲁晓夫告诉主席团委员，与英美大使的谈话没有结果。之后，赫鲁晓夫提出一条新的军备控制政策。军事顾问告诉他，苏联将不再需要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并就此做了解释。赫鲁晓夫建议不附加任何条件，争取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方面达成一致。9月，他曾向肯尼迪提出过部分禁核试验条约，但有附加条件，即美国人也要同意签订一个为期五年的禁止地下核试验条约。他还表示，五年后若达不成永久禁止地下核试验的协定，届时苏联将考虑废除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次赫鲁晓夫并未提起地下核试验，而是强调，消除水下和空中的主要辐射源有利于宣传。在宣布莫斯科应准备向西方提交这个方案时，赫鲁晓夫对柏林问题的谈判只字未提。若不会为柏林问题付出代价，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将会达成部分禁核试验条约。
正如1962年10月25日所做的那样，当时赫鲁晓夫要求主席团委员批准和肯尼迪进行交易以结束导弹危机的方案，他自己则保留择机向美国和英国提交方案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有可能马上达成协议……这只是一个拟订方案的问题……现在我们只是形成这个策略并选择时机——最有利于我们的时机。”
次日，赫鲁晓夫会见了肯尼迪的特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并与之讨论了老挝问题，但并未披露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一重大变化。赫鲁晓夫只想向华盛顿转达这一看法：尽管他仍然信任日内瓦方案，但是，比起老挝这个小问题，超级大国实际上还有更大的问题需要关注。他告诉哈里曼，因为只有200万人口，老挝“实际上也没有产生严重的问题”。他认为，美国和苏联应设法“忽略这个问题”。赫鲁晓夫的美国客人发现，他无意利用东南亚近来发生的令人疑惑和滑稽的事件再和肯尼迪挑起争端。“赫鲁晓夫不耐烦地大声嚷嚷道，他不了解这些愚蠢的老挝人的名字，也分不清这些名字。”随行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迈克尔·福里斯特尔后来报告了白宫。然而，大约一周后，赫鲁晓夫要利用一次意想不到的机会向肯尼迪和世界宣布其他需要优先解决的重点问题。
1963年5月底在波恩召开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西德总理把苏联大使带到一旁。再过几个月，88岁的康拉德·阿登纳就要退休了。但是，在此之前，他还想促成一些事情。阿登纳告诉苏联大使，他希望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和莫斯科关系的正常化。西德总理解释道，他一直希望作出这种安排，但是因为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原因，这一目标还未实现。
阿登纳向苏联人转达的是，为改善两国关系，他经常不得不孤军作战。1955年，他决定要和莫斯科恢复外交关系，不仅遭到外交部长，而且还有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秘书，以及政府其他人物的反对。然而，外交部长和国务秘书还继续反对他的东德政策。也正是这两个人确定了驻莫斯科的首任大使人选，那个人后来证明极不适合这一位置。第二任大使汉斯·克罗尔成功地和赫鲁晓夫建立了直接联系，反对和莫斯科保持密切关系的那些人千方百计召回了他。“最后，就被弃置不用，不可能再回到莫斯科就任大使职位。”阿登纳说道。在召回大使这件事上，阿登纳称他完全是被动的。“当然，若没有我们的盟友出主意，也不可能使用这种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