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朱可夫解释了为什么苏联会有这么多的军队。苏联情报部门偶尔会给领导人送上一些警告，“北约准备从那些靠近苏联边界的基地发动对苏战争”。在这样的环境中，朱可夫解释道，莫斯科不得不谨慎行事。他提醒艾森豪威尔，1941年他们两人都目睹了各自国家遭到突然袭击，成为牺牲品。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苏联已经遭受法西斯德国的入侵。“当然，这些军队，”朱可夫解释道，“是苏联沉重的经济负担，但是苏联不想重复1941年的悲剧，美国也无法承受这种反复无常的安全游戏。”
朱可夫“敦促”艾森豪威尔听取“一个士兵”的话，苏联想减轻这场军事对抗的压力。他说，两国“应当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以实现缓和”。他相信，尽管美国是“一个富国”，美国人同样欢迎“减轻军备负担”。
艾森豪威尔的回应也很积极。和朱可夫一样，他也认为，两国负责任的领导人都会反对战争。然而，艾森豪威尔也相信，冷战更多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不是一场利益冲突。艾林豪威尔小心翼翼，不让美国国会和新闻界因为和苏联人的会谈而感到被轻视。他设法解释，美国政府缓和局势的行为会受到遏制，因为公众意见在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他也提醒朱可夫，不要期待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缓和，这会“花许多时间，直到目前互不相信和恐惧的心理状态被克服掉”。
午餐时，会议仍在继续。此时，美国总统显得兴高采烈。当苏联元帅解释道，苏美声明中停止争论是迈出的第一步，艾森豪威尔解释说，美国总统的权力非常有限，赫鲁晓夫可以控制《真理报》，但作为总统，华盛顿政府的三个部门中，他只能控制其中的一个，还不能控制任何一家报纸。艾森豪威尔说道：“要经历一些大事或许多大事，它们或许可以改变这种心理状态。”
朱可夫也提出同时解散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此基础上，朱可夫提议建立一个全欧安全体系。两个人并不打算消除他们的分歧，如到底是把共产主义的波兰描述成一个自由国家还是一个苏联军事占领下的国家。
艾森豪威尔不露声色地试探着朱可夫对开放天空计划的反应。他问朱可夫如何看待这种检查制度，即对一些“不能被隐藏的大型设施，如机场、远程轰炸机，还有导弹工厂实施检查”。当朱可夫指出，他喜欢这个主意时，艾森豪威尔谨慎地询问，从政治上看，这个想法“在苏联是否可行”，朱可夫的回答还不太肯定。“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还要研究一些细节问题。原则上，他完全同意总统的观点。”朱可夫说，他的理解是，这种检查是对防止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保证。
与战友的相逢，艾森豪威尔对自己的开放天空计划有了信心，这可能是启动他心理状态发生变化的催化剂。不清楚的是，这位苏联元帅是出于他自己的原因，还是出于赫鲁晓夫的原因，而表示支持这个可以发现大型军事设施的检查制度。
次日的正式会议上，当听到艾森豪威尔开放天空计划的细节后，赫鲁晓夫很生气。对他来说，在裁军之前实施空中检查，这是不可能的。假如允许美国飞机对每一个苏联军用机场都实施侦察，那么，华盛顿很快就会发现，在核武器方面，他的国家是一只“纸老虎”。
就开放天空计划，赫鲁晓夫和朱可夫之间产生了分歧。透明度到底会加剧还是减少美国首先发动袭击的威胁，两人看法不同。“敌人的军事潜力很大，”赫鲁晓夫说道，“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军事潜力大，它都会对军事情报感兴趣。”日内瓦会议之后，这种分歧也没有消除。随着苏联势力的增大，赫鲁晓夫更加强化了自己的观点，即情报工作对裁军影响很大。这是两人关系紧张的根源。
正式会议之后的鸡尾酒会上，赫鲁晓夫接近艾森豪威尔，他们在一个小酒吧相见了。担任翻译的查尔斯·波伦听到赫鲁晓夫说，“总统先生，我们不怀疑你提出这个计划的动机，但是，实际上你想愚弄谁？”在艾森豪威尔回答之前，赫鲁晓夫又说道：“在我们眼里，这是一个透明的间谍手段，那些向你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很清楚他们要做什么。你不能期待我们会认真对待这件事。”
赫鲁晓夫的强烈反对，让这位美国总统吃了一惊。这是他的建议，贫乏的情报和公众的焦虑情绪混杂在一起，华盛顿充满了火药味，他就是想努力打消人们那种容易激动的情绪。当艾森豪威尔指出，这种空中侦察是双向的，试图以此来打消赫鲁晓夫的疑虑时，这位苏联领导人只是答应“研究”一下，但是他仍显得很倔强。
日内瓦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有关德国的声明不再对赫鲁晓夫有吸引力，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东德的合法性，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更不用说会把它想象成一个欧洲联盟的平等伙伴。西德坚持，德国统一前，不减少驻军，不签订集体安全协议，不实行最小程度的现场核查制度。
7月23日，日内瓦会议结束。会议达成一项协议，与会的四国外交部长将于10月在日内瓦再次举行会议，继续讨论欧洲安全问题。西方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并没有就这个中心问题达成一致，即先在欧洲进行裁军还是先实现德国的统一。苏联的立场是，先裁军尔后德国统一，而美国、法国和英国则不同意这个立场。为了避免会议在积怨中结束，双方同意让他们的外交部长同时就这两个目标进行讨论，希望以后能缩小差距。
尽管在裁军和德国统一问题上都没有取得进展，但苏联代表团却高高兴兴地回国了。这表明苏联代表团对参加这次高峰会议并不抱有多大期望。不仅没有因为未达成协议而有失败感，相反，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们很兴奋，因为他们被其他几个大国礼貌相待，结束了苏联在外交上的孤立状态。7月24日的机场告别仪式上，布尔加宁说：“日内瓦所做的一切对缓和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迈出了新的一步，这应该归功于合作精神，人们已经了解了这种精神。”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出国访问期间，由米高扬主持工作。他告诉记者，“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情况在变好。当情况变好时，一切都会变好。”
实际情况对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不利。7月24日，在一场倾盆大雨中，他的专机降落在华盛顿机场。1938年，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结束了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慕尼黑会议后返回伦敦，这次会议招致很多灾难。担心有人把这两次访问相提并论，副总统尼克松禁止在迎接仪式上打雨伞。大雨从艾森豪威尔光光的额头上流下，浑身湿透了。面对一大片麦克风讲话时，对于新的国际局势，他没有赫鲁晓夫那么兴高采烈。艾森豪威尔称赞在东西方之间建立起“许多新的接触关系”，但也向人们透露，这对世界和平到底意味着什么，“几个月后”就会见分晓。
理查德·尼克松副总统过去极少见过老朋友福斯特·杜勒斯有这么疲劳。比总统晚回来两个小时后，他马上躺在了汽车后座上。在旁边的尼克松，让他的精神振作起来。他似乎就需要尼克松。他们一同回到华盛顿。杜勒斯感觉特别放松。“没有一个人会意识到，对我来说，这次会议的任务有多重。”杜勒斯说。尼克松在那天晚上的录音日记中这样说，（杜勒斯）说总统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他有必要提醒总统，要抛开许多小把戏，以便他发表即席讲话时，不会说出那些可能会被反对派用来批评我们的话。在杜勒斯的意识里，他很担心总统仅仅因为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而说错话。
杜勒斯承认，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高级别会谈中能否有上乘表现，他没有把握。和尼克松坐在一辆车上，杜勒斯透露，在日内瓦，美国没有任何损失，只是总统或许有些失礼。会议平安结束，杜勒斯也让自己享受一下其中的乐趣。他承认，会议可能至少有一个好处：“总统在共产党人面前曝光了。”特别对这次会见，总统就寄予过这样的希望，杜勒斯只不过表现出一种礼貌的轻视而已。艾森豪威尔拜访他的老“战友”朱可夫元帅意义不大。杜勒斯说道，总统以这种方式会见朱可夫，这让他自己明白了：即使把朱可夫看作朋友，也不管何时参加会议，朱可夫都会坚持强硬的共产主义路线。
会后，美国新闻界把它描述为迈出的有益的一步。“日内瓦不是第三次大国会议，但却拉开了其序幕。”《巴尔的摩太阳报》这样报道。《圣路易斯全球民主报》用同样的语调评论道：“（日内瓦）确实照亮了前面的路……假如世界再耐心些、克制些，那么，它不会这么漫长。”《纽约时报》的社论说：“我们不能裁军，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任何和苏联的协议，直到铁幕落下，自由降临俄罗斯的土地。重要的事要先发生，而且，这些就是重要的事。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消失，要避免这场可怕的悲剧发生，妥协是必要的。现在我们似乎离它越来越近了。”
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决定继续他的和平进攻策略。虽然他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的裁军建议没有受到西方的广泛关注，但第一书记还是相信，苏联的立场在战术上和战略上是明智的。7月，克里姆林宫单方面宣布裁军64万。斯大林生命的最后5年里，他把苏联军队人数增加了50%，赫鲁晓夫打算把这个数字降至400万。
第二次主动更具戏剧性。赫鲁晓夫认为，西德和苏联的关系最终会得到改善，因为苏联市场对德国资本很有吸引力。年轻时赫鲁晓夫曾在乌克兰的一个煤矿当管理人员，那个煤矿用的就是德国技术。以后赫鲁晓夫经常提起这件事，把它作为德国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实现各自利益的范例。赫鲁晓夫所关心的这件事，就是有名的拉巴洛时代。1922年，俄德两国在意大利的小镇拉巴洛（Rapallo）签订了重要的《拉巴洛条约》，条约名称就源自这个小镇。20年代，苏德保持着密切的、经济上互惠的关系。这个时期提供了一个样本，即西德如何和苏联再次相互影响。《拉巴洛条约》约定，德国承认苏联，并取消苏联的战争债务，两国间建立特惠贸易关系。康拉德·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党得到了德国大企业家的重要支持，这些企业家会从复兴的苏德贸易中受惠。这刺激了赫鲁晓夫，他要设法接近西德总理。
赫鲁晓夫第一次主动向波恩示好要早于日内瓦会议。6月初，几乎是巴黎协定批准后的一个月，克里姆林宫就向阿登纳发出访问莫斯科、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正式邀请。
1955年，如果有人比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更不可能为莫斯科提供一个外交突破口，那么这个人就是79岁的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公开讲话中声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欧洲最敌视共产主义的国家。克格勃也承认，阿登纳至少是欧洲最敌视共产主义的国家领导人。“阿登纳，”1955年克格勃给克里姆林宫的情报上这样写道，“是苏联的最凶猛的一个敌人。”来自西德的情报这样描述这位德国总理，他劝说人们，“和苏联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就像和魔鬼谈判一样。”
不管怎么说，6月，苏联邀请阿登纳访问莫斯科。直到日内瓦会议结束后，阿登纳才接受邀请。访问日期确定在9月初，阿登纳对这次访问根本不抱多大希望。8月的一次公开讲话中，阿登纳声明，除非克里姆林宫同意德国实现统一，并释放那些仍然被关押在俄国的德国战俘，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和莫斯科的关系正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