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无意于回忆自己的个人经历，而是谈到苏联丰富的铁矿石储藏，尤其是那些离他出生地不远的铁矿。肯尼迪然后把话题转到老挝，这是唯一一个双方似乎可以达成一致的主题。要是赫鲁晓夫想吸引肯尼迪的注意，这是个机会。在老挝，赫鲁晓夫有自己的问题。中国、北越和巴特寮都不想让他支持老挝的中立化。赫鲁晓夫可能还提到，鉴于这些地区冲突不能失控，因为超级大国在这一地区也有共同利益。如果他也这么做，那么肯尼迪将会表示同意。但是，赫鲁晓夫并非如此。相反，他攻击美国的政策和其泰国盟友，仿佛这是加剧老挝局势动荡的唯一因素。当肯尼迪总统试图回避老挝局势问题时，因为他上任之时就已存在这个问题，赫鲁晓夫也攻击了肯尼迪本人，并且不同意肯尼迪的这种说法。赫鲁晓夫听说肯尼迪亲自下令向老挝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但是，这道命令又被撤销。肯尼迪明白，这并不真实。但是，他也明白，他几乎差点就撤销了这道命令。
赫鲁晓夫不想再花时间来谈老挝问题，他首先主动把话题转到裁军、核试验和德国问题上。他知道，如果再不讨论这些问题，就没有时间了。在此之前，肯尼迪敲定一项事宜，即他和赫鲁晓夫一致同意应该支持梭发那·富马，老挝应该实现中立化。午餐时，赫鲁晓夫让参加会议的葛罗米柯和鲁斯科遵照执行。
老挝问题的会谈是这次会谈的一个小高潮。但肯尼迪将会对赫鲁晓夫有关禁核条约的说法感到失望。几年后，罗伯特·肯尼迪为其兄长的失望做了辩解，那是克里姆林宫通过博利沙科夫向白宫提供不实消息这一骗局造成的。从苏联档案看，是否存在这场骗局令人生疑。很可能肯尼迪未能理解赫鲁晓夫固执的原因。从他的讲话看，似乎他想实现缓和，然而，也就到此为止。他害怕实现缓和。
赫鲁晓夫花了些时间来解释其想法：要裁军而不是武器控制。他不打算向肯尼迪承认，就像他在1960年2月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卡伯特·洛奇无意中说过的那样，苏联人在导弹武器上和美国有差距。他解释道，他想分阶段销毁所有武器；美国若实行核查，除非这些武器全被销毁。他表示，禁止核试验远没有裁军重要。确实，如果销毁了核武器，那么自然就禁止了核试验。如果肯尼迪坚持禁止核试验的主张，赫鲁晓夫将会同意这个主张，但是，对强制执行的措施，苏联必须要拥有否决权。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对苏联境内可疑的地震活动进行大规模的现场核查。赫鲁晓夫作出的让步是，苏联将会允许每年进行三次核查活动。肯尼迪颇感失望。正因为预料到赫鲁晓夫将会接受一年十次核查，而且他也清楚任何一方都不拥有否决权这个方案，他才来到维也纳。肯尼迪告诉赫鲁晓夫，自己的建议有些类似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我们住在相邻房间，除非对方邀请，否则不得进入对方房间。“在这样的条件下，谁又能确定对方没有在自己的房间做一些可疑事情？”赫鲁晓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坚持道，美国要展示出接受裁军所应有的勇气。
然后是柏林问题。一天半的时间里，赫鲁晓夫表现得中规中矩，没有大喊大叫，他在克里姆林宫的粗暴行为也被小心翼翼地掩饰起来。当他递给肯尼迪一份写有莫斯科新通牒内容的备忘录时，其真面目才露了出来。赫鲁晓夫承认，他在柏林问题上的立场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苏关系，如果美国误解了苏联的立场，影响会更大”，然后阐述了其基本立场。苏联不寻求在中欧地区取得特别的优势，它只是希望扑灭二战以来的最后一处余烬。为此，急需和东德签订一项和平条约，条约将会自动结束所有的占领制度，包括通往西柏林的走廊。在此之前，他想和肯尼迪总统亲自达成一项协议，以便美国接受这个新的局势。但是，如果做不到，那么，他决心单方面和东德签订一项和平条约。什么协议呢？西方军队可以待在这座自由城市，但是，除非苏联人也在这里部署自己的军队。也可以签订一项国际协定来保护西柏林和世界的联系，但不再为北约保留特殊的通道，如空中、陆路和铁路通道。
肯尼迪想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会像其前任一样不能接受赫鲁晓夫喜欢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谈论的不是老挝问题。”肯尼迪说道。他对西方盟国的描述是，他们脆弱之极，一道结束其在西柏林占领权的命令将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他们会把美国的承诺“视为一张废纸”。他补充道：“当我们讨论西柏林问题时，实际上我们就是在讨论西欧问题。”
肯尼迪总统要设法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要如此坚定地改变中欧现状。他告诉苏联领导人，他认为苏联和美国一样强大，赫鲁晓夫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然后，还要理解为什么要强迫美国放弃它在取得二战胜利后赢得的权利？肯尼迪重复了自己的关切，即如果美国接受赫鲁晓夫的立场，它将失去其盟友。他说道，他不想当一个“分裂自己国家”的美国总统。
赫鲁晓夫冷静地打断了肯尼迪的讲话。“我要这样来理解为何你不想签订一项和平条约。”然后，他补充道，如果肯尼迪需要改进美国的战略地位，那么，其雄心似乎要把势力扩张到莫斯科市中心。赫鲁晓夫回忆道，他在二战中失去一个儿子，葛罗米柯失去两个弟弟，而米高扬也失去一个儿子。结束对德国的占领将阻止西德的复仇主义分子妄图使用武力统一德国的阴谋。对肯尼迪拒绝理解因消除这场危害而为世界带来和平的重要性，赫鲁晓夫感到遗憾。
“不能也没有必要再耽搁下去了。”赫鲁晓夫说道。“和平条约将会阻止进入西柏林吗？”肯尼迪问道。赫鲁晓夫答道，会的。然后，他平静地告诉肯尼迪，他仍然可以同意订立一个为期6个月的临时协议，他曾经希望艾森豪威尔在巴黎接受临时协议。现在摆出的这个姿势和过去一样，毫无意义，因为赫鲁晓夫解释道，一旦6个月期满，无论如何，苏联都将会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无论如何，赫鲁晓夫告诉肯尼迪，到当年年底，他都会签订和平条约。
午餐之时，会谈结束。对肯尼迪来说，这是一顿极不愉快的午餐，他根本不想让会谈在这样一种敌对的氛围中结束。他想实实在在地改进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希望破灭了。考虑到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肯尼迪要求午餐后和赫鲁晓夫举行私人会谈。肯尼迪总统仍然认为，苏联国内的强硬反对派是赫鲁晓夫坚持其顽固立场的原因，或许单独相处他会改变立场。
暂且不说赫鲁晓夫，肯尼迪强调，他不想头顶着苏联最后通牒这把剑回国。他要苏联领导人理解，对他来说，苏德和平条约和进入西柏林的权利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他可以接受前者，但不能接受后者。赫鲁晓夫也同样坦率地告诉肯尼迪，如果美国想在和平条约签订之后行使这些权利，那么就会遭到武力回应。他是非常严肃的，他已经让克里姆林宫作好了准备。肯尼迪可能看得出来，这不是虚张声势。“战争还是和平，将取决于美国……签订和平条约的决定是坚定的、不可改变的。如果美国拒绝临时协议，苏联将在12月签订和平条约。”赫鲁晓夫说道。
“那将会是一个冰冷的冬天。”肯尼迪答道。峰会结束了。
赫鲁晓夫已经看到，他的生硬和直率对肯尼迪产生了效果。对自己的表现，他非常满意。在最后的会谈中，他观察到，这位年轻的美国总统“不但显得焦虑，而且还非常不安”。肯尼迪的表情有些垂头丧气，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证实了这一点。在机场送走肯尼迪总统后，他见到赫鲁晓夫。“总统在机场显得很沮丧，”克赖斯基告诉赫鲁晓夫，“他看上去有些不安，脸色都变了。显然，这次会谈对他来说进展并不顺利。”这正是赫鲁晓夫以前想要达到的效果。他曾经希望找到解决柏林问题的办法，但是，既然做不到，那么，他就想让美国总统感到焦虑。就奥地利总理的观察，赫鲁晓夫也做了同样的回应。肯尼迪之所以不安，是因为“美国总统仍然没有完全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他还没有完全理解军事力量的重新结盟，而且，他仍然在依靠着其前辈们制定的政策，尤其就德国问题而言”。
1958年，赫鲁晓夫的势力还不足以在柏林问题上对西方发动攻势。这次，不管有多么困难，他都要随心所欲。维也纳会议一结束，赫鲁晓夫就对美国及其盟国施加压力。次日，他抵达东柏林后宣布，12月31日是解决柏林问题的最后期限。6月9日，塔斯社发表了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议上交给肯尼迪总统的柏林问题备忘录。一周后，赫鲁晓夫在苏联电视上重申当年底签订和平条约的决心。然后，在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20周年之际的讲话中，赫鲁晓夫身着黑色苏军中将军服，郑重宣告，想试探苏联在柏林问题上的决心的那些人，他们将会“和希特勒的下场一样”。
回到克里姆林宫后，赫鲁晓夫让速记员尽快整理出一份有关他和肯尼迪首次会谈的记录。他想更广泛地下发这份纪录，这是对西柏林开展政治攻势的一个方面。“会谈展示了在柏林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的智慧，”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上这样写道，“必须要放弃幻想，即迄今为止，肯尼迪总统或美国政府还在准备采取措施改善美苏关系的幻想。”苏联机密文件的收发名单既要表现出赫鲁晓夫与肯尼迪打交道的自信程度，还要表现出他对待盟友的方式。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会收到这份文件。中央委员会特别强调要把菲德尔·卡斯特罗加在这个名单内，即使那时古巴还未被视为一个共产党国家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驻柬埔寨、埃及、伊拉克、巴西、墨西哥和加纳大使将会约见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并为其宣读这个文件。这只是名单中所列举的18个国家中的一部分。最后，甚至也以口头方式向铁托简要介绍了其内容。铁托还不可靠，所以没有给他文件。
赫鲁晓夫的心情不止是坚定的，而且也是隐晦的。他对待美国新总统的那种焦躁情绪现在也延续到了对苏联国内问题的处理上。在收到一些有关高失业率、偷窃和流浪的报告后，6月中旬，他要求撤销对苏联司法制度所做的一些改革，那些改革与他曾经发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有关。自从1957年把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排挤出去后，他的语言虽然粗鲁、刺耳，但却最有权威。
赫鲁晓夫把民众不满情绪的加剧和犯罪率的上升归咎为过度自由化。他认为，对克格勃和民兵组织等专政机构的改革过于极端，以至于“所有的事情都出在道德上”。当苏联总检察长罗曼·鲁登科解释说，不是所有的小偷都要判处死刑时，赫鲁晓夫回应道：“见鬼去吧……小偷偷窃，你们为他们起草法律。这是为什么？你们变成了什么自由主义者？一个人不杀，你们在期待着资产阶级的称赞吗？而他们一直还在抢劫工人和农民。”
鲁登科：“不管你如何挖苦我，如果法律没有规定死刑，我们就不能执行。”
赫鲁晓夫：农民有句老话：“要把坏种子扔掉。”这些事情上，斯大林的立场是正确的。他过于极端了，但是我们从不对罪犯仁慈。我们和敌人的斗争应当是无情的，也要得到正确指导。
对苏联普通民众而言，赫鲁晓夫声明的大意是不吉利的。但是，考虑到他已经发动的这场国际危机，这种危险的情绪可能暗示着一场灾难。愤怒、自负、受挫的赫鲁晓夫在1961年7月强行实施了一系列的审判制度改革，死刑罪犯更多，克格勃的警察规模也扩大了，从1956年以来苏联人一直在逐步推进的温和的自由化趋势被逆转。
在其他方面，赫鲁晓夫的决心也很坚定。6月8日，在对苏联军事学院毕业生发表的讲话中，他宣布苏联国防预算增加三分之一，暂停原定在1961年实施的裁军计划。整个领导层一度了解到，苏联的经济衰退了，这象征着1959～1960年的“大跃进”政策出现了大倒退，“大跃进”是赫鲁晓夫亲自发起的一场通过非军事化和缓和对外关系来改善国内生活水平的运动。如果这还不足以证明他正在为一场战争作准备的话，那么他也会谈到要单方面启动已经暂停的核试验，而此前他曾告诉过主席团，他不会启动核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