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表明自己看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他再次向麦克米伦重申了自己的坚定信念：艾森豪威尔实际上并不应该为U-2间谍飞机事件负责，要负责的是艾伦·杜勒斯。中情局长向总统施压，促成这次事件，艾森豪威尔现在是在保护杜勒斯。赫鲁晓夫要求华盛顿承认，这是一种极其无礼的、错误的行为，“苏联不是古巴，也不是关塔那摩，更不是巴拿马或爱尔兰。”会谈结束之际，赫鲁晓夫似乎对次日的会议还抱有适度的乐观。他感谢麦克米伦来这里讨论峰会事宜，然后又变得忧伤起来，“我希望你做做艾森豪威尔的工作。”这次谈话里只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对赫鲁晓夫来说，参加这次峰会有多么难，“现在我不信任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常常会陷入那些强烈的假设之中而不能自拔。他已经看见一个影响极大的设想就这么破灭了。
从5月17日起，赫鲁晓夫仿佛已经作出决定，他和苏联代表团不得不离开巴黎。甚至在麦克米伦来看赫鲁晓夫之前，后者就在苏联使馆前面的人行道上安排了一场临时记者招待会。他说，他很快就要离开法国。就在一天前，他还向戴高乐保证，不会发表任何公开声明。然后，在记者和使馆车辆的簇拥下，赫鲁晓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前往马恩战场遗址。一战期间，在沙俄军队服役的马利诺夫斯基曾驻扎在巴黎郊外。他想带赫鲁晓夫看看自己曾经住过的一个小村庄。
苏联人去了马恩，而西方领导人却聚集在一起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艾森豪威尔再次告诉麦克米伦和戴高乐，他不能接受苏联的最后通牒。为挽救峰会，戴高乐做了最后的努力。他建议，邀请赫鲁晓夫在当天下午3点再次赴会。并向苏联大使馆发出邀请信。
整个上午，赫鲁晓夫都在尽情享受着田原风光。马利诺夫斯基前房东的儿子用酒和奶酪招待苏联代表团。马利诺夫斯基和赫鲁晓夫喝起酒来，国防部长讲起了以前的故事。“我有个印象，”赫鲁晓夫后来说道，“那个老妇人（已故前房东的妻子）不想再回忆过去，她的脸上有一种漠然的表情。”酒喝得时间太长，以至于马利诺夫斯基也开始谈起他所认识的女人。“马利诺夫斯基喜欢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赫鲁晓夫观察到。故事内容越来越吸引人，当地法国人也加入其中，人越来越多。尽管过了40年，马利诺夫斯基还能讲一些法语，确实是个奇迹。
代表团玩得尽兴，下午早早就回到苏联大使馆。最晚在下午2点，似乎赫鲁晓夫就见到了那封赴会的邀请信。赫鲁晓夫既没有回信，更不要说赴会或给戴高乐、麦克米伦打电话了。对他来说，会议已经结束了。要知道，那个时候，赫鲁晓夫有多么伤心。不过，他发给克里姆林宫的电报内容却很清楚：“那种能让我们留下来的变化并未发生。因此，我们决定离开巴黎。”下午2：15，赫鲁晓夫还向主席团建议，让东德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回国途中在东柏林发表讲话。他想重申自己解决德国问题的决心。艾森豪威尔在U-2间谍飞机事件上羞辱了赫鲁晓夫，这是后者对前者的报复。
对于那天还在等待他作出决定的三国领导人，赫鲁晓夫一点也不想和他们打交道。他派出一个低级别的外交官给法国带去一封信：“如果会议要讨论昨天已经讨论过的事情，那么，赴会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要在下午5点之前开会，因为赫鲁晓夫还没有吃午饭。然而，如果要讨论其他问题，那么，赫鲁晓夫先生就不准备参加了。”这是在撒谎。“赫鲁晓夫先生”已经决定不参加任何会议。那天晚上，赫鲁晓夫转告法国：次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后，他将离开巴黎。
当艾森豪威尔听到赫鲁晓夫拒绝赴会时，非常生气，以至于都无法说出苏联领导人的名字。在他口里，赫鲁晓夫变成了“这个人”。戴高乐也对赫鲁晓夫感到厌倦，他不辞而别到马恩，这是法国领导人最不愿意忍受的乡巴佬行为。麦克米伦知道，不要强迫美国人来接受赫鲁晓夫的条件。此时，他也非常失望。“我曾对这次峰会寄予很大的期望，为此，作了两年准备，现在就像一座火山一样，一下子全毁掉了！这是一种耻辱，也是一场悲剧，真是不可思议……”在许多场合，麦克米伦都指责过他的老朋友艾森豪威尔，说他在峰会召开前的几周内没有作出准确的判断。
世界各地的报纸纷纷报道峰会破裂的消息，把它当成一场灾难。尽管发生了U-2飞机事件，但峰会召开前数周，人们的期望值都很高。现在，峰会未取得任何结果，人们同样感到非常失望。
在莫斯科，克格勃告诉鲍尔斯，他入侵苏联的行为导致了峰会的破裂。鲍尔斯答道，不要错误地把他想象成有某种右翼倾向的傻瓜，阴谋破坏美苏关系。“在我看来，无论谁下令让我飞行，他都不想破坏这次峰会。如果他们知道飞行会导致峰会破裂，那么，他们就不会这么做了。”当被要求谴责美国“反动分子”的这种入侵行为时，鲍尔斯礼貌地拒绝了：“如果我认为这些飞行对保护美国安全的是必要的，我就不会谴责他们。”
对峰会的破裂，华盛顿方面也有自己的看法。汤米·汤普森和查尔斯·波伦两位苏联问题观察家长期从事苏联问题的研究，在他们的引导下，美国政府开始认为，赫鲁晓夫在利用U-2间谍飞机事件作为其退出峰会的借口。华盛顿有许多人仍然不能理解赫鲁晓夫一月提出的单方面裁减军队这一声明的政治含义。他们认为，赫鲁晓夫的缓和策略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所以，他需要在巴黎峰会上取得柏林问题的突破，以稳定其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位。西方不会考虑反对柏林自由化的意见，并且坚持要在西柏林驻军。到4月，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因此，赫鲁晓夫要找到一个借口，以此来取消峰会。而命运不济的鲍尔斯就给了他这个机会。
对于巴黎发生的一切，艾森豪威尔似乎认同这个观点。峰会破裂之后的那天，他在写给哥伦比亚总统阿尔韦托·列拉斯·卡马戈的一封信里这样解释其原因：“我不甚了解苏联，这只不过是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个而已。来巴黎之前，赫鲁晓夫先生大概已经得出结论，要在这次峰会上取得进展，要么令人讨厌，要么就不可能。因此，甚至在峰会破裂之前，他就发动了这场精心策划的进攻，以确保这次会议的失败，还要保证让西方，特别是美国来承担失败的责任。”
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并未找到峰会失败的真正原因。赫鲁晓夫并不想让巴黎峰会破裂。他和艾森豪威尔同样都希望峰会能在一段时间内使国际紧张局势得以缓和。和艾森豪威尔一样，为了达到改善关系的目的，赫鲁晓夫确实也投入了政治资本，还有其个人的声誉。1959年12月以来，为实现缓和他做了许多努力。直到5月15日，鲍尔斯被俘后两周，这位苏联领导人仍然不愿意放弃这些努力。
然而，缓和并未实现。1960年也没有成为冷战的转折点。就像克格勃宣称的那样，峰会的失败要完全归咎于这次间谍行动？绝不是。从美国和苏联在巴黎峰会上的各自计划来看，要想在柏林问题上取得突破是不可能的，裁军同样如此。西方不愿放弃它对西柏林的保护，1958年11月以来，赫鲁晓夫对西柏林的看法就没有改变过。而在裁军问题上，赫鲁晓夫的看法却非常灵活。但他似乎过于害怕美国的实力和意图，以至于不愿意承认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建立现场核查和空中核查的制度，而华盛顿则需要以此来克服其对莫斯科的极端不信任。然而，在峰会上苏联将会被一视同仁，这种动机缓解了这位精明的苏联领导人的恐惧感。但是，U-2飞机事件的后果却让这一点变得不为人所知。
U-2飞机事件的启示是，在超级大国的对抗中，名声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两位领导人都任由其个人的声誉来作出1960年最重要的决定。关键时刻，两个人都没有忍气吞声；若此，就会淡化被关押在卢比扬卡监狱的美国飞行员事件。然而，这不能归咎于伟大或者渺小的错误。这是一场有关间谍飞机的心理战争，而不是一场传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超级大国最有效的防卫就是在战争发生前吓倒对手。因此，每个领导人的声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巴黎峰会后两个月，赫鲁晓夫再次提醒华盛顿：声誉很重要。虽然终止了U-2飞机的侦察活动，但是美国仍在继续派出侦察飞机沿苏联边界飞行。7月1日，苏联空军击落一架RB-47间谍飞机，这架飞机从位于英国的一处美国军事基地起飞，在巴伦支海执行侦察任务。美国情报机构的结论是，这架飞机从来都是在离苏联领空30英里的空域飞行。而苏联人则辩称，情况与此相反。4名飞行员死亡，两个活下来的飞行员成了苏联人的俘虏。和鲍尔斯一样，他们也被关入苏联监狱。苏联人也拒绝把这两名飞行员交给联合国的调查小组。
1960年8月，鲍尔斯被判处3年监禁，另加7年劳教。1962年2月，因用于交换化名为鲁道夫·埃布尔的苏联间谍威廉·菲舍尔，鲍尔斯被释放。虽然美国政府谈判过释放鲍尔斯的问题，但他回国后还是让人疑虑重重。美国人和杜勒斯的继任者、新任中情局长约翰·麦科恩都认为，在克格勃审讯之下，鲍尔斯有不忠行为。麦科恩在中情局成立调查委员会，由联邦法官贾奇·巴雷特牵头，对鲍尔斯的行为展开调查。像普雷迪曼调查委员会一样，这个调查也严格保密。这不仅剥夺了鲍尔斯洗刷名誉的机会，而且也让他失去了赢得公众赞誉的机会。克格勃的审讯记录一直被保密，直到此书公开出版才得以披露。
尽管U-2间谍飞机事件让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的尊敬大打折扣，但他无意全面放弃和西方实现缓和的意图。峰会破裂几周后，他指示苏联驻日内瓦的代表提交裁军计划，这原本是他要在巴黎峰会上披露的那个计划。1960年6月7日苏联正式提议，全面和彻底裁军的首要措施是销毁所有战略导弹和战略轰炸机。更重要的是苏联人同意，“所有的裁军措施，自始至终都要在国际社会的严格监督下实施”。
赫鲁晓夫也发出一个信号，他对柏林问题仍然有耐心。他还设想，要召开一次大国领导人会议以达成一项协议。短期内，他不愿再冒引发另一场柏林危机的风险，他的对策是等待时机，直到1961年1月艾森豪威尔的继任者上台。在剩下的这段时间内，他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什么期待。
赫鲁晓夫没有预料到，在三个发展中国家——世界上三个不同的地区发生的一些偶然事件，却使苏美竞争暂停6个月的愿望也化为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