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无意让美国和苏联违犯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要求。然而，他并不准备签署一个正式禁止核试验的条约，除非它可以被核实。对他来说，美国能监督苏联停止核试验和美国情报部门能准确地统计出苏联导弹的数量同样都很重要。1960年2月2日上午，艾森豪威尔总统告诉赫脱国务卿，“裁军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对双方都很公平、他能接受的方案，除非禁止试验能被核查。”对艾森豪威尔来说，关键是核查。他并不担心世界没有核武器，而最担心苏联人可能会欺骗美国以赢得核优势。
如果中央情报局或克格勃任何一方能知道对手的想法，那么，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就会发现，1960年2月，世界两大巨头都有着同样的想法。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都认为需要消除核武器，而且双方也都意识到，如果要把核导弹当成威慑力量，那么，他们可以不必拥有更多核导弹。在2月4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概括了其想法：“你想要的已经够了，一种威慑就够了。威慑物并不能增强实力。一旦它完全可以强迫任何潜在对手重视你，那么，就让他谨慎行事吧。”半个世纪后，直到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举行峰会，美苏两国领导层才最后结束了销毁核弹头的谈判。截至1986年，美苏各自拥有9000枚核弹头，而1960年只有10枚。
向主席团委员们介绍有关裁军的新想法一周后，赫鲁晓夫试图要把这个想法转达给艾森豪威尔。他利用了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访问莫斯科的机会。上一年9月访美时，洛奇一直全程陪同他。现在，他要为艾森豪威尔总统6月访问莫斯科提前作准备。这是戴维营会谈的一个副产品，那次会谈时，赫鲁晓夫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莫斯科。
对洛奇来说，赫鲁晓夫在访美期间说了一堆大话。但赫鲁晓夫在加利福尼亚时放松了警惕，披露苏联的经济并不太好。离那时还不到半年，这位苏联领导人甚至想更坦率地承认苏联远远落后于美国。当洛奇提及对苏联住宅印象深刻时，赫鲁晓夫根本不理会这种称赞，“要赶上你们，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洛奇说苏联人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美国，战略导弹就是其中之一。此时，赫鲁晓夫的内心活动表露无遗，直截了当地说道：“没有，我们确实没有超过美国。”
美国情报部门未能从赫鲁晓夫直率的谈话中察觉到某种暗示。洛奇把赫鲁晓夫的话报告给国务院，也未能引起华盛顿的注意。艾森豪威尔关心的是，如果他知道这是交流看法，那么，赫鲁晓夫和洛奇的谈话根本就没有什么新意。美国总统已经相信，美国走在了前面。竞选中领先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也持同样观点。艾森豪威尔和艾伦·杜勒斯在私下交谈中都同意，美苏在导弹方面存在差距的说法并不可靠，其实那是时事评论员和游说国会的军方制造的一种有害氛围，否则，这场有关美国受到威胁的辩论就不会发生。许多重要人物，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空军将领、军火承包商、“国家安全”专栏的作者很可能都会从所谓的“导弹差距”中获利，而这种说法仅仅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
3月，赫鲁晓夫得了感冒，未能如期访问巴黎。那时他一直想试探西方国家是否对他仍然保密的核裁军计划感兴趣。于是，将访问时间调整到3月底、4月初。一到巴黎，赫鲁晓夫和戴高乐总统就合演了一出好戏。就像2月初在克里姆林宫解释的那样，赫鲁晓夫将会利用法国的裁军计划。会谈中，他让戴高乐提出“他”的削减核导弹的方案，然后再接受这个计划。法国人对裁减常规部队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有数千部队驻扎在阿尔及利亚，还有一些驻扎在非洲热带丛林和老挝。此外，法国还信守不让西德遭受苏联入侵的承诺。1960年2月13日，法国在撒哈拉进行了核试验，刚刚加入有核国家行列。其核武器远远落后于两个超级大国，也没有任何战略轰炸机或导弹。因此，核裁军将会让它马上受益。
赫鲁晓夫也把这次访问作为一次预备会议，以便为5月即将召开的四国峰会讨论柏林问题创造条件。虽然其新和平战略将围绕核裁军展开，但还是不离开德国问题。赫鲁晓夫和戴高乐交换了自己关于签署临时协议的想法，还想再给西方国家两年时间，以便他们在西柏林的未来问题上达成一致。他向戴高乐解释道，西方国家应该明白，这次让步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阿登纳那个古怪老头多活两年还不达成任何协议，那么，苏联人将会结束三国对西柏林的占领。
赫鲁晓夫向戴高乐披露，其在柏林问题上的底线没有改变。西柏林将会变成一个自由城市国家。它不能通过公民投票或任何其他形式，以一部分国土或一个省的名义来加入联邦德国。西方将不得不从西柏林撤军。这个自由城市国家的防卫将由联合国来承担。所有进出西柏林的通道，包括陆路或空中通道，都将要和东德进行协商。
赫鲁晓夫对法国的访问达到了预期效果。当西方国家准备应对苏联在峰会上提出的方案时，他们一再询问有关情况，戴高乐也成了信使。他首先访问伦敦，会见麦克米伦。然后，在华盛顿会见艾森豪威尔。出访每一站，他都称，苏联领导人已接受法国的裁军建议。他也提及可以就柏林问题达成一个为期两年临时协议，那将会把另一次柏林危机至少推迟到1962年。
英国对他们所称的“苏联的灵活性”非常欣赏。麦克米伦首相认为，从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的表态来看，他正在回归到1959年日内瓦四国外长会议上就已达成的那个立场上。“或许赫鲁晓夫先生准备同意这样一个协议吧，”英国首相向来访的法国客人建议道，“如果他亲自来谈判的话。”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当法国总统告诉他苏联有关核裁军的新立场时，英国首相备受鼓舞。此时，英国要着手实现其核战略部队的现代化，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要想当一个核游戏的玩家，就得付出高昂代价。戴高乐说，他希望峰会各方能达成一个限制战略轰炸机和导弹数量的原则，然后根据这一原则成立一个常设的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与此同时，华盛顿正面临着一种要求反驳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赛明顿说法的压力，即美国和苏联在导弹数量上存在巨大“差距”。艾尔索普声称苏联有150处导弹发射场，而美国情报部门没有一个人能找出发射场的位置。中情局情报分析人员刚刚完成苏联导弹的年度报告，承认他们没有掌握“任何有关苏联洲际导弹部署方面的证据”，或者“有意用于军事目的的导弹发射场”。然而，美国情报机构也发现了11处可能会部署洲际导弹的位置。他们拍摄了这些地方的照片，发现那里有很长的铁路线，这都是为何会把这里视为导弹发射场的原因。
空军主导的美国情报部门内部也有一些危言耸听者，他们认为，除非有这11处发射场的照片，否则不能说它们将来就是苏联洲际导弹的发射场。情报分析人员特别想拍下苏联中亚北部地区的照片。1959年，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发现普列茨克附近的一个新洲际导弹基地。中情局在考虑对这处地点拍照的两种方案。从格陵兰起飞的U-2飞机可以在新地群岛附近进入苏联领空，然后向南飞行，在返回前拍摄普列茨克的照片。另外一个方法很大胆。U-2飞机从未直接飞越苏联领空。到那时为止，所有飞行都是中途进入苏联，然后再掉头离开。计划中的“大满贯行动”将始于巴基斯坦，然后对苏联中亚地区以至北部芬兰湾附近的摩尔曼斯克进行拍摄。
1959年底到1960年初，一直有人劝说艾森豪威尔总统使用U-2飞机。总统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的詹姆斯·杜利特尔将军敦促他尽力派出更多U-2飞机对苏实施侦察。艾伦·杜勒斯也同样认为中情局之所以不能对苏联导弹发展现状作出准确评估，就是因为总统拒绝使用U-2飞机。从1960年初开始，艾森豪威尔已经两次批准飞行计划。面对压力，他同意在3月底再飞行一次。作出这个让步时，他要求情报顾问不要让这次侦察破坏其对高峰会议所做的努力。“在峰会上，我有另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他说，“……那就是我诚实的好名声。我们显然正在考虑一些问题，如果其中的一次飞行失败，可能就会被莫斯科利用，我的努力将会付诸东流。”
到底实施格陵兰飞行计划还是大满贯计划？艾森豪威尔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中情局。中情局副局长理查德·比斯尔负责计划的实施。他一直负责U-2飞机的研制。比斯尔的团队后来决定实施航程较远的那个计划。苏联北方的防空力量很强，要从北方进入苏联领空，风险更大。3月底到4月初，大满贯行动计划制定出来，其设想是，苏联南方的雷达不能跟踪入境的U-2飞机。当苏联北方的雷达发现U-2飞机时，它就要返航了。
决定作出不久，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见了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总统对可能在巴黎达成协议非常乐观。已经证实，四国峰会将在5月16日召开。他有个主意，那就是向苏联保证，将继续把奥德河和尼斯河作为东德的东部边界。他相信，如果向赫鲁晓夫保证，重新复活的德国不可能再把普鲁士争取过来，那么，苏联对西方在西柏林的地位问题可能不再强硬。二战结束时，普鲁士被移交给波兰。麦克米伦称，他正准备考虑把西柏林建成一个自由城市国家。艾森豪威尔却不同意，他认为，即使建立西柏林自由城市国家，它也将会很快被东德吞并。相反，他希望赫鲁晓夫信守1959年在戴维营所做的承诺，以及最近在巴黎向戴高乐作出的两年内冻结柏林问题的承诺。至于裁军，艾森豪威尔正想提出一个苏联可能会接受的核查计划。他想修改1955年的天空开放计划，计划把美国、苏联和欧洲分成几个地域，这个计划可能会让赫鲁晓夫接受现场核查的建议。
比斯尔被要求在4月19日之前完成U-2飞机的侦察飞行。但因为坏天气，计划被耽搁。与此同时，4月9日，一架U-2飞机飞越哈萨克斯坦和乌拉尔部分地区，安全返航。苏联没有提出抗议，这坚定了华盛顿的设想，即苏联将会容忍U-2飞机更多架次的飞行。比斯尔请求推迟实施“大满贯行动”。艾森豪威尔下令：“如果在5月1日前实施，那么可以再增加一次飞行。”白宫清楚，若在5月1日——他们最重要的节日——那天侵犯其领空，一定会冒犯苏联。然而，这道命令因为措辞不清，以致让比斯尔误解为，如果需要，他可以在五一节再安排一次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