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纳赛尔突然到莫斯科的消息泄漏出去后，西方外交官听到一些或许是埃及人散布的传言，说纳赛尔此行是为了阻止赫鲁晓夫反应过度。传言还说，苏联领导人对美国出兵黎巴嫩非常愤怒，以至于赫鲁晓夫威胁要把苏联志愿人员派到伊拉克，就像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他威胁要向埃及派出志愿人员一样。实际上，这是颠倒了角色，赫鲁晓夫比纳赛尔更有理由担心其盟友反应过度。甚至在伊拉克革命发生之前，纳赛尔就带着一份购买苏联武器的大订单来找苏联领导层。1958年5月，他还要求得到苏联的中程弹道导弹和中程轰炸机，莫斯科马上予以否决。这场危机期间，纳赛尔再次要求得到苏联导弹。“贵国太小了，不便使用这种武器系统。”赫鲁晓夫答道。莫斯科旨在阻止西方武力干涉中东地区，而他的埃及盟友则提出了挑衅性要求，这让赫鲁晓夫颇为吃惊。“如果确实需要使用这些武器，”赫鲁晓夫告诉纳赛尔，“那最好从我国领土来发射它们。你可以得到这样的保证，万一侵略者对贵国发动一场战争，那么，我们将从我国境内发射这些武器来帮助你们。”纳赛尔也要求苏联对伊拉克新政权提供军事援助，他形容伊拉克的军队装备很差，赫鲁晓夫却未做更多承诺。他告诉纳赛尔，莫斯科将会考虑给伊拉克人一些低端武器，有些武器埃及早已提出了要求，但是，目前他答应给伊拉克提供的军事援助就是这么多。
赫鲁晓夫强调，卡希姆对他来说还无足轻重，不应该有意给西方制造进攻的借口。他建议纳赛尔告诫伊拉克要谨慎行事。苏联的看法是，卡希姆需要宣布他将信守伊拉克条约的各项承诺。至少目前，巴格达应该继续留在巴格达条约组织内，也不要对油井发出威胁。
次日，莫斯科宣布承认伊拉克新政权。同一天，赫鲁晓夫收到卡希姆的一封电报，电报指出，伊拉克愿意恢复被前政府中断的外交关系。卡希姆也公开承诺，要保护伊拉克的油井，保证原油出口。似乎纳赛尔已经和卡希姆接触过，让他如何向赫鲁晓夫作出保证，把苏联拉到自己一边。
在华盛顿，来自莫斯科的一系列警告并没有达到其所预期的阻止效果。苏联的行为只是向艾森豪威尔政府中的鹰派证实，作为对美国出兵中东的反应，克里姆林宫仅限于向其中东盟友提供军事援助而已。7月18日，杜勒斯告诉国会领导人，苏联不可能军事干预中东。杜勒斯兄弟认为这是苏联人摆出的“一副夸张的架势”，或许它们会向开罗运送大批武器，但不可能直接威胁美国出兵黎巴嫩。
华盛顿并没有停止对伊拉克展开进一步军事行动的计划。7月15日，登陆黎巴嫩的同一天，艾森豪威尔下令驻扎在美国本土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一部分先行开拔，以部署在地中海东部或波斯湾地区。次日，他还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另外一个建议，把驻扎在太平洋冲绳岛的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营，派往波斯湾地区。7月16日收到莫斯科公开的警告或通过苏联间谍传递的私人警告后，他也没有改变这些命令。
克里姆林宫的公开声明也没有对英国的计划产生明显影响。7月16日，根据侯赛因国王的正式请求，伦敦决定派出一支2200人的伞兵部队和一支警卫大队以保护约旦政权。次日，在和杜勒斯国务卿、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见中，英国外交大臣再次请求美国予以军事支援，以在约旦展开联合行动。同时，为保证科威特不会出现麻烦，英国政府又下令增援部队从阿拉伯海岸的亚丁移驻波斯湾地区。
尽管作好了这些战争准备，然而，英美对在伊拉克使用武力的看法还在发生着变化，其原因不是俄国人说了什么，而是有关伊拉克局势的传言。卡希姆正在有效地肃清其敌人，确立自己的稳固统治。到7月16日，伦敦和华盛顿已经得知赛义德总理的悲惨命运，他是多数官员所希望的反对革命的关键人物。身着妇女服装的赛义德被捕，并被处死。早在7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就提醒福斯特·杜勒斯，“如果伊拉克新政权有效地控制了这个国家，那么，毫无疑问，从军事立场出发，英国将考虑重新征服这个国家。”英美两国政府的判断是，伊拉克已经没有实际的抵抗力量，也不能围绕它来组织一场军事干预。
对华盛顿和伦敦来说，伊拉克的声明又传来惊人的变化。政变发生当天，卡希姆政权已经发誓要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现在来自巴格达的说法是，它可能要继续留在这个组织内。7月15日，卡希姆会见了英美大使。他告诉美国大使：“我们伊拉克人愿意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同样，他也向英国大使许诺，“和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都不会影响英国和伊拉克的关系”，并补充道，将不会“损害英国的贸易”。甚至更让人放心的是7月18日发表的公开声明，那天正好是赫鲁晓夫和纳赛尔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之后，声明称，新政权将致力于稳定石油供应。“从石油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而言，”卡希姆说，“伊拉克共和国政府愿意声明，它渴望看到石油的生产和输送能够继续进行，因为它对伊拉克，以及国际经济、工业利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反驳西方对破坏活动的担忧，他补充道，其政府“已经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伊拉克的油井、输油泵站和其他石油设施。
伊拉克承诺要保护油井，这让英国人感到放心。如果推翻卡希姆政权的希望不大，那么，毕竟还可以和它做生意。麦克米伦的忧虑更重了，他对卡希姆和纳赛尔之间的关系感到怀疑。但是，根据这个政权所发表的一些温和说法，英国开始重新评估这场革命和其领导人。巴格达的外交官给外交部的报告把卡希姆描述成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行政官员，很受欢迎，经常过斋月，但并没有狂热倾向”。麦克米伦对这个新消息作出反应，他给尚在华盛顿和美国人协商的外交大臣劳埃德发电报，电报称“还有一线机会……从这些人的性格特征和他们首先发表的那些声明来看，他们或许是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纳赛尔分子”。
华盛顿对巴格达内部的明显变化并没有什么印象，仍然在考虑采取军事手段。7月18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伊拉克签署一项双边防卫协议，这让卡希姆迅速稳固了其权力，而且协议还保证，美国对伊拉克的任何入侵行为都将会引发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这让美国人停止了入侵伊拉克的打算。那天夜里，杜勒斯告诉法国大使，现在“不可能采取军事手段来改变伊拉克现状”。同时他也对英国作出同样的表示。尽管最近若发动军事进攻，其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很大，但是，政策还是发生了变化。约旦和土耳其主动提出要派兵加入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但是，随着卡希姆政权牢牢控制住伊拉克，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再考虑采取军事手段。总统解释道，对美国来说，“站在支持其国王的立场来反对其人民”，这不是正确的考虑。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伦敦和华盛顿决定不以武力来推翻卡希姆政权之时，赫鲁晓夫却依然相信，西方对巴格达的入侵迫在眉睫。赫鲁晓夫或许收到了一份情报，或许那仅仅是塔斯社来自外国新闻社的一篇报道，显然，这让他更加忧虑西方或其盟友可能会入侵伊拉克。毫无疑问，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并没有探听到所有的消息，即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冲绳岛派到波斯湾和英军从亚丁调到波斯湾，尽管这些情报似乎极有可能泄漏了对伊拉克邻国的意图。7月16日午夜，土耳其给美国人带话，称担心苏联干预伊拉克、约旦或者叙利亚，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政府正在请求美国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那天晚些时候，纳赛尔和赫鲁晓夫会谈，土耳其和约旦政府通知英国和美国，在西方的支持下，他们正在作好入侵伊拉克的准备。土耳其人也告诉法国人，其外交部已被苏联情报人员渗透。伦敦和华盛顿一起拒绝了来自安曼和安卡拉的建议，英美再次放弃了入侵伊拉克的企图。但是，其时，莫斯科还不知道西方的谨慎态度。
来自黎巴嫩和约旦的证据也向赫鲁晓夫表明，西方在中东地区的立场正在变得强硬起来。连同7月15日和7月16日开拔的两支部队，美国在黎巴嫩的先遣部队已经达到8000人。英国在约旦有3000多人。消息还说，赫鲁晓夫后来承认，在这个关键时期，他非常紧张。7月17日，苏联的一份军事报纸发表了一篇美国第六舰队司令的评论，称美国“实际上准备在地中海任何一个地点登陆”。美国的虚张声势常常让赫鲁晓夫感到烦恼，对他来说，这个声明来得真不是时候。“如果他是一个美国公民，”他声称，“他会被送进精神病院。”
根据局势的发展，赫鲁晓夫在7月19日星期六召开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主席团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感觉到这次会议将是苏联处理这场危机的转折点，他邀请了一个录音师到会议现场。中央委员会常务部门的负责人马林通常负责记录有关决定，偶尔还记录会议的讨论，然而，这次会议也产生了一份文字记录，它能很快地被转化成讲话、信件和行动备忘录。赫鲁晓夫认为时机最重要。到目前为止，苏联的警告还没有起作用，谁知道美国、英国或其盟国何时会发动进攻。
赫鲁晓夫的情绪爆发了。他愤怒地口授了一封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信中有意使用了那些最能伤害人的比喻，以引起这位前盟军司令的注意。“总统先生，”他口授道，“你发动了侵略。现在你愿意指挥这场地区性的侵略，就像你声明的那样。但是，当希特勒进攻波兰时，也把他发动的侵略视为一场地区冲突。希特勒认为他们将毁灭波兰，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毁灭法国，再后来是苏联。这是他的行为方式，但却导致一场世界大战，也给德国带来了灾难。”赫鲁晓夫强调，作为二战的一个老兵，他和艾森豪威尔都没有权利来忘却那次冲突带来的教训。
尽管异常愤怒，但这位苏联领导人却并不想威胁要在伊拉克问题上使用核武器。相反，他建议，莫斯科立即向麦克米伦、新任法国总统戴高乐，还有印度总理尼赫鲁以及艾森豪威尔直接发出呼吁，建议在安理会的支持下，和他一同举行一次中东问题高峰会谈。
他也希望赢得世界舆论的支持。苏联领导人有理由相信，艾森豪威尔本人不希望发生世界大战，但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位老英雄可以控制住围绕在其周围的那些鹰派人物，如杜勒斯和尼克松。赫鲁晓夫主张由国际劳工联盟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战来阻止西方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企图。
赫鲁晓夫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夸张口吻来结束那封致西方工人阶级的一封信：“世界各地的工人们，团结起来。”但是，负责宣传的苏斯洛夫委婉地建议，这句话可能没有多大用处，因为他知道，向英国和美国宣传那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还是颇为敏感的。主席团其他委员们支持把宣传的对象从国际无产阶级扩大到包括作家、学生和妇女在内的许多人群。克里姆林宫最擅长处理外交事务的米高扬也这样主张，他提道，呼吁书中任何含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都将被美国领导人歪曲成对一种不可能发生的政治立场的支持。这句话被删掉了，而草拟了致进步人士和国际劳工阶级的信。
还有人建议要缓和那封给艾森豪威尔信的语气。赫鲁晓夫彻底否定了再加上一句话的建议，那就是提醒各国领导人和世界，苏联并不觊觎中东的财富。“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在中东没有物质利益。”他咆哮道。信中没有任何道歉的意味。“这封信必须从一种强烈的立场出发……这里提出我们的呼吁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漠不关心。”他说道，“但是，我们不想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米高扬还提出另外一个建议，赫鲁晓夫也未予采纳。“因为妥协的原因，”赫鲁晓夫说，“我不坚持以希特勒来做比喻。”
正当赫鲁晓夫相信他已经制定出处理这场危机的策略之时，又遇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激烈挑战，挑战来自克里姆林宫一个斯大林分子的幽灵。为了回应1957年秋军方发出的忧虑，苏军的这位老人——伏罗希洛夫元帅宣称，他不喜欢苏联政府在中东将要采取的方针。“我认为我们应该避免使用那些含有威胁口吻的表达方式，”他说，“如果那样，我们就不能保持中立。”针对苏联政府先前就中东危机发表的两项声明，伏罗希洛夫警告道，若一再发出威胁，其作用就会越来越小。
伏罗希洛夫不是克里姆林宫的重量级人物，或许他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人物。尽管在苏联家喻户晓，但在其同僚眼中，他却是一个笨拙的政治将军，因为他在战场上从未有过出色表现。后来许多历史学家把1939～1940年苏芬战争期间苏军的灾难性失败归咎于他。之后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他也犯下许多错误。伏罗希洛夫也没有敏锐的政治感觉。1957年6月，他和那些阴谋集团成员站在一起，反对赫鲁晓夫。之后，他又设法回到了赫鲁晓夫身边，帮助后者在四个月后把朱可夫赶下了台。最近，伏罗洛希夫再次陷入麻烦之中。在芬兰驻巴黎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他承认，苏联欢迎戴高乐出任法国总统。这个评论冒犯了法国共产党。苏联发出几封外交信件，主席团还予以强烈谴责，才平息了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