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杜勒斯一贯对克里姆林宫持强硬路线，但他认为也要邀请苏联来参加这个会议，因为其前政府也在康斯坦丁公约上签过字。否则，会议将缺乏合法性。他向英国和法国保证，邀请书将不会真正暗示是咨询还是合作。他又解释道，会议可以被组织起来，以便“把俄国分隔开”。大国将参加会议，保证从中得到他们所期待的东西，而苏联则没有选择，只有接受或者站在少数人一边。美国也认为，将不得不邀请埃及参加会议。
8月2日，英国、法国和美国联合发表声明，建议所有康斯坦丁公约的签约国，还有其他一些与通过运河的海上贸易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国家，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定于8月16日在伦敦召开。
华盛顿坚持外交解决运河问题，虽然暂时延迟了军事打击计划，但艾登仍然下令继续作好军事打击埃及的准备。最初，英军总参谋长计划在8月1日发出最后通牒，9月15日发动攻击。艾登要他们明白，伦敦会议只不过是要改变最后通牒的时间表而已。英国首相仍然期待在9月发起攻击。他是这样设想的，也希望有这样的结果：纳赛尔反对会议提出的要求。
8月3日，苏联收到了参加伦敦会议的正式邀请。邀请终于起到作用，它引起克里姆林宫对中东局势的关注。自从运河国有化以来，它也促使纳赛尔第一次向克里姆林宫提出重大的要求。苏共中央主席团准备开会商议如何应对邀请，会议开始前几小时，纳赛尔通过苏联驻埃及大使带来口信，希望苏联拒绝参加伦敦会议。埃及无意参加任何由英国组织、赞助或以其他方式筹划的会议。同时，他也希望，作为埃及亲密盟友的苏联也以同样的方式来行事。如果不得不召开一次国际会议，那么，纳赛尔更喜欢在联合国开会。
“或许纳赛尔是对的，”7月26日以来，克里姆林宫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来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赫鲁晓夫在会上对他的同事们这样说道，“谁在选择与会者？”然后他自问自答：“英国、法国和美国。我们不应该去，纳赛尔是对的。”他也同意纳赛尔的观点：联合国大会将是讨论运河国际化问题的最好场所。赫鲁晓夫要求重新明确这个问题，把它的范围扩大，不要再让埃及成为关注的中心。这次大会辩论“不止限于苏伊士运河，还有其他的运河和海峡”。
赫鲁晓夫设想，伦敦会议可以被安全地抵制，不会伤害埃及利益。只要这件事还没有成为几个超级大国意志的试金石，那么，赫鲁晓夫就有信心在联合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特别让他受到鼓舞的是，似乎美国正在抑制其盟国的野心。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也认为，苏联不得不表现得有所克制，因为他的案头上放着一份最新的系列核试验计划书。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他告诉主席团委员，核试验不得不推迟到国际紧张局势缓和之时。赫鲁晓夫也要让开罗谨慎处事。苏联大使索洛德要向纳赛尔建议，在公开场合，他再次表明埃及在冷战中的中立立场，并且要继续谴责1954年的伦敦苏伊士运河基地协议，尽管协议规定，在紧急情况下，英国要对运河进行干涉。
然而，两天后，莫斯科对自己的克制和脱身政策失去自信。英法似乎在备战的消息，一下子让赫鲁晓夫把焦点又集中在苏联需要推动外交解决的问题上。不用从事间谍活动，克里姆林宫就能看出来，英国在公开备战。纳赛尔最担心的事情或许就要发生了。英国报纸发表了海军备战朴次茅斯港的消息，英国三艘航空母舰本周早些时候将起航出海。从星期天即8月5日起，英国皇家陆军第16伞兵大队将登上其中一艘航母。陆军似乎也在加强其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其他几支部队已经被下令移驻那里。在塞浦路斯，还有另外几支部队也与之会合。战时办公室只承认，这只不过是一些军事预防措施而已。
纳赛尔也变得关心起莫斯科来。苏联大使索洛德通知莫斯科说，纳赛尔正在威胁美国，如果艾森豪威尔不接受苏伊士运河的国际化，他将要实施恐怖统治。“我告诉过美国大使，”纳赛尔只对苏联大使索洛德一个人说，“整个运河已布满地雷，如果埃及遭到某种形式的入侵，仅用5分种，运河及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将被毁灭。”纳赛尔还补充道，他也威胁过美国，要破坏中东地区的所有油井，“特别是科威特、巴林和亚丁的石油油井”。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说明纳赛尔的边缘政策的话，至少他告诉给苏联人的话可以说明，埃及领导人提到，他正在考虑撕毁1954年签订的英埃协定。据此协定，英国解散了埃及在苏伊士的军事基地。
要么是英国，要么是埃及要豁出去的可能性陡然增大。赫鲁晓夫认为，莫斯科已毫无选择，只有直接置身其中，充当调停人。尽管8月3日就已告诉纳赛尔，苏联将不派代表团参加伦敦会议，但是现在，赫鲁晓夫得出结论，苏联将不得不参加这次会议。8月5日，他召集中央主席团特别会议，专门研究由外交部长谢皮洛夫率团赴会之事。
赫鲁晓夫负责决定如何向纳赛尔解释苏联立场突然转变的原因。8月5日的会议上，他口授了信的主要内容，向纳赛尔阐述了他的理由。苏联对政治局势的评估是“和以往相同”，他解释道，但是，因为得到最新消息，“我们要派出代表团赴伦敦，不让他们的军事计划得逞”。根据英国的种种军事行动，赫鲁晓夫也希望纳赛尔改变主意，派代表团赴会。“或许你想派你的外交部长，但是，这由你来决定。”赫鲁晓夫也想改变印度总理尼赫鲁对会议的看法。在第三世界国家，尼赫鲁的地位很高。作为英国前殖民地的领导人，可以预计，他将支持埃及对运河实行国际化。印度人已经被邀请赴会，但他们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参加。
其他苏联领导人都一致称赞赫鲁晓夫的建议，但透过表面，就如何准备伦敦会议其实还有一些分歧。像艾登一样，赫鲁晓夫在国内也有一个有关纳赛尔的问题。克里姆林宫的许多人都怀疑纳赛尔是否有能力来处理这场危机，但是赫鲁晓夫则倾向于支持埃及领导人。克里姆林宫的许多知情者和赫鲁晓夫自己都认为，纳赛尔曾经粗暴地处置过运河的国际化问题。他话说得很好听，但行动似乎显得很草率，准备不足。纳赛尔已经发布声明，承认所有国家都有权使用运河。但是，克里姆林宫认为，埃及禁止以色列通过运河，这个政策已经让国际社会担心，运河的使用将不会脱离埃及的这一政策。而且，假如埃及出于一时的兴致来保护运河，一些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还怀疑，纳赛尔有没有能力来管理好运河。和埃及人谈判建设阿斯旺大坝的经历已经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有时埃及人的雄心壮志要远大于其实际能力。意识到国内的这些忧虑，赫鲁晓夫明白，他不得不通过外交努力来谨慎解决这个问题。
6天后，外交部传阅了谢皮洛夫会议发言用的第一批方案。它表明苏联代表要表达三个要点：埃及有权实施运河国际化，运河的航行者有权期待埃及尊重1888年康斯坦丁公约有关自由航行的约定，伦敦会议不是一个决定如何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合适地方。45个国家大规模使用运河，而3个西方大国只邀请其中24个国家。除苏联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关键的中立国家都被排除在会议之外，以此来保证会议将通过削弱埃及运河控制权的决议。莫斯科的目的就是再促成一次更广泛的会议，届时，西方大国的得票数或许就会被那些同情埃及主权的国家所超过。
8月9日和11日，克里姆林宫再次开会审议外交部的工作。此时，对纳赛尔的不同意见已公开化。1955年11月，赫鲁晓夫曾经向他的同事们承认，在向埃及提出更多要求之前，就向他们出售武器是非常危险的。根据目前中东局势的发展，其克里姆林宫同事们开始重新考虑这些风险带来的后果。马林科夫虽然在1955年丢掉了大权，但他仍然还是中央主席团委员。他说出了一些人的忧虑，即他们认为苏联不应该把自己和纳赛尔紧紧地绑在一起，“我们不应该再当纳赛尔政治热情的囚徒”。他还抱怨几个声明中对埃及的权利提得太多。作为回应，赫鲁晓夫认为，西方大国倾向于使用武力，因为他们误解了苏联在这个地区的意图。“显然，”他解释道，“西方有以下想法：我们（苏联）想否认他们在1888年公约中所享有的权利，我们还想吞并埃及以控制苏伊士运河。”赫鲁晓夫要向人们证明，苏联正在寻求一条介入埃及和西方大国间的中间道路，借此来消除这些看法。“我们理解英国和法国的焦虑，”他说道，“我们对这件事的关心不亚于英国，最要紧的是航行自由。”国防部长朱可夫也站在赫鲁晓夫一边。他承认，对苏联意图的误解，是英法两国前两周一直在展示其武力的理由。“他们怀疑，”朱可夫说道，“我们想不战而赢。”
之后几天，克格勃提供的情报坚定了莫斯科的决心，那就是利用伦敦会议来劝说英法，就他们所关切的问题找出一种和平解决办法。克里姆林宫从法国国防部得到的情报称，法国和英国已经达成一致，即将联合进攻埃及。根据协议，法国和英国武装力量将在伦敦会议后占领苏伊士运河。情报解释说，美国无意制止英法的军事行动。尽管消息来源提到英法两国就使用武力对付纳赛尔采取强硬立场，但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如果通过讹诈和恐吓也能达到目的，法国将非常高兴乐见其成。
显然情报证实，美国在其盟友中扮演的可能不是一个温和的角色，这与赫鲁晓夫根据另一份秘密情报所得出的结论不同。8月13日晚，克格勃报告，美国大使查尔斯·波伦和以色列大使优素福·阿维达尔在列宁格勒机场候机时说过一段话。以色列大使告诉将参加伦敦会议的美国大使波伦，他和他的（以色列）政府对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局势和由此造成的长远后果感到非常焦虑。以色列处于阿拉伯敌对国家的包围之中，如果纳赛尔关闭运河，只对苏联战舰和纳赛尔的盟友开放，以色列可能支撑不了一年。这份情报之所以让人大吃一惊，不是因为他披露了以色列的焦虑，而是美国大使波伦的回答，它也被克格勃听到了。
“运河问题还没有作出决定。”波伦对以色列大使说道。这位美国大使然后解释道，以色列可以帮助西方来激怒纳赛尔，让他犯错误。“以色列有这个义务，”波伦大使说道，“在不久召开的伦敦会议期间，在埃及边境制造一种紧张的气氛，迫使纳赛尔暴露出其侵略以色列的野心。”这是西方国家打垮纳赛尔所需要的借口。“我的政府准备向埃及展开任何形式的斗争。”以色列大使答道。这份情报被迅速报告莫斯科，一个克格勃特务声称自己窃听了这次谈话。到8月14日上午，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谢皮洛夫都看到了这份情报。
赫鲁晓夫不是在莫斯科读到这份克格勃窃取的大使会谈报告。8月13日，他已经前往南方的乌克兰，对顿巴斯煤矿地区做一次私人访问。1956年，苏联30%的煤都产自顿巴斯地区。但是，因为苏联最主要的煤炭来源地波兰的政治局势不稳，现在顿巴斯需要生产更多的煤。波兰改革者现在要求对有盘剥性质的苏波经济关系作出调整。从1940年代末以来，苏联一直在强迫波兰以世界煤炭价格10%的超低价格向苏联出口煤。煤是波兰的主要出口货物，其中多数进贡给苏联。从煤炭贸易中，波兰不能得到足够外汇来购买西方的机械产品和食物。赫鲁晓夫发起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为波兰人打开了一扇大门，可以再次对斯大林时代的做法进行谈判。然而，仍然对波兰人抱有同情心的赫鲁晓夫也知道，要以自产煤炭来取代波兰产品，苏联能源工业将要度过一个困难时期。
当赫鲁晓夫还在乌克兰之时，中央主席团其他委员审议了苏联在伦敦会议上的议程。所有领导人都再次表示，他们不喜欢外交部准备的那些声明草案。马林科夫强调，声明过多地提及埃及的需要，而对苏联和平解决这件事的关注解释不够。马林科夫想更进一步，他又回到了8月11日会议上自己提到的那个想法。他们可以要求纳赛尔作出承诺：用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一部分储备金来维修运河，而不是把它们全部投入到阿斯旺大坝的建设上。上次会议上，没有人支持马林科夫的这个提议，这次会议上，他也没有取得成功。如何引导伦敦会议与会各方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克里姆林宫并没有达成一致。他们决定，外交部长谢皮洛夫暂时不向大会提交任何正式提案。相反，领导层还指示他要发表声明，既要强调埃及有权对苏伊士运河实施国有化，也要强调莫斯科的期待，即埃及将愿意听取国际社会就运河管理所提出的一些正式意见。隐藏其后的是一个妥协的建议，即国际社会不控制运河，而对其实行监督。谢皮洛夫被授权，如果能在埃及沙漠避免发生一场战争，要和西方大国，特别是要和美国进行合作。
当苏联人备战伦敦会议之时，白宫还不能确定，它是否应当在解决其西方盟友和埃及的冲突之间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立场略有些不同，尽管两人都想避免一场有关运河的战争，但对如何更好地长远解决中东问题，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杜勒斯越来越相信，纳赛尔不得不下台。他也看出，迫使埃及领导人接受运河的国际化管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