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埃及关系尚待改善的一个问题就涉及阿斯旺大坝的建设。1954年冬，埃及经贸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一次漫长访问，埃及国防部副部长侯赛因·拉加卜任代表团团长，他问苏联人是否可以为尼罗河上游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提供援助。苏联人的回答非常含糊，但是却予以鼓励。代表团离开时，已经为建立新的贸易关系打下基础。然而，到夏天时，纳赛尔似乎对寻求苏联的援助心有余悸。用金融术语来说，纳赛尔正在寻求至少10亿卢布或者1亿埃及镑的信用贷款，它们可以原材料、设备和支付苏联技术人员工资的形式支付。苏联人的回应非常谨慎。看上去这是一大笔钱，在他们提供任何资助之前，要派一个五到六人的小组考察阿斯旺工地。然而，埃及政府拒绝向这些技术人员发放入境签证。莫斯科得出结论：因为害怕这支队伍会从事危险的革命活动，他不同意这个苏联技术小组进入埃及内地。
在阿斯旺大坝的建设上，纳赛尔最想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西方国家对赫鲁晓夫在中东扩张势力颇为忧虑，捷克武器交易公开后，他再次利用了西方国家的这种焦虑感。西方通常会让经济问题服从于冷战战略。1955年秋，深谙此道的纳赛尔开始了一场巧妙的战役，他要让西方相信，他们对苏联在埃及的意图和力量的忧虑是正确的。为了让这个策略更有效，他决定利用西方对苏联在中东扩张势力的忧虑，来争取他们对阿斯旺大坝建设提供更有利的援助条件。
这个策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955年11月埃及财政部长的西方国家之行。在伦敦，埃及财政部长告诉英国外交部，如果对西方国家的报价不满意，埃及可以从苏联东欧集团得到援助。几天后，埃及财政部长会见了世界银行行长尤金·布莱克和其助手，共同探讨世界银行对建设阿斯旺大坝的支持。
纳赛尔还编造了一个借口，来增加财政部长说法的分量。和布莱克会谈次日，埃及报纸发表一篇报道，这是建设部长的一个声明。报道说“埃及已收到波兰资助阿斯旺大坝建设的报价，埃及政府正在研究这个报价……要到财政部长在美国的谈判结束后才会就此作出决定”。之后几天，埃及财政部长会见了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这个策略奏效了。埃及财政部长访美期间，杜勒斯国务卿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苏联人已经在中东开辟了一个新的冷战战场”。
然而，决定性的事件则是来自伦敦。11月27日，当埃及财政部长还在忙于其美国之行时，安东尼·艾登向艾森豪威尔发去一封简短的电报，称“就像捷克出卖武器一样，波兰也要充当一个傀儡角色”。艾登要求美国提供财政支持，以阻止苏联介入大坝建设。“我被说服了，我们要共同努力，把俄国人从这个合同中挤出去，它决定着非洲的未来。”离开美国时，如果埃及财政部长不能确信可以达成协议，那对西方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艾登争辩道。
这都是假消息。无论波兰还是它以苏联的名义，都没有对埃及提出过报价。因为无法接触到埃及的资料，我们还不能确定，1955年秋天，那些流传到英国和美国政府的谎言和虚假情报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埃及散布的。艾登的警告来源于情报，据说它是由一个潜藏在开罗的化名为“幸运”的英国间谍收集的。这似乎是埃及的一个双重间谍，他利用谎言诱使英国人充当角色，来欺骗美国人。
不管埃及人涉及间谍行为的范围有多大，纳赛尔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艾登都中了他的圈套。在世界历史上，能够如此清楚地看到原因和结果的事例非常罕见。艾登的电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次日，即1955年11月28日，不管其顾问们，特别是财政部长对纳赛尔和阿斯旺大坝有多大的疑心，艾森豪威尔还是决定由美国来承担这个大工程。因为还不清楚工程到底有多大规模，艾森豪威尔还没有确定这个承诺要付出多大代价。但是副国务卿赫伯特·胡佛建议派罗伯特·安德森——一个受人尊重的得克萨斯银行家、前国防部副部长，前去开罗和纳赛尔商议此事。
在莫斯科，这些事情也引起克里姆林宫的兴趣和困惑。克里姆林宫向其驻开罗大使发电报，要让他确定，他从未对任何人讲过苏联东欧集团要参与大坝的建设。大使让其主人相信，他从未做过类似的表示，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在莫斯科，外交部长断定，为了和西方达成交易，纳赛尔编造了这些谎言。
就西方自己而言，它并没有考虑到被纳赛尔愚弄的可能性。出于和莫斯科展开激烈竞争的担心，12月1日，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了一揽子的工程财政援助方案。方案预计工程将历时10年。美国政府决定，世界银行向埃及提供一笔总计2亿美元的贷款，而美国和英国政府另外再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其中80%的贷款来自华盛顿。两周后，美国就埃及财政部长的访问发表一份官方声明，宣布美国对阿斯旺大坝提供援助。当埃及财政部长登上从伦敦飞往开罗的班机时，已经得知，西方决定向阿斯旺大坝承担4．2亿～9．6亿美元的建设费用。纳赛尔的冒险策略奏效了。
1955年11月～12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南亚三国进行了长达5个星期的访问，这使之在1955年实施的打开第三世界大门的策略达到高潮。其访问目的倒不是为了了解这些国家，尽管他也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些国家和他们的人民，而是要提高苏联在这些国家的地位。
在印度、缅甸和阿富汗，赫鲁晓夫面对着不同地区和文化的需要。他在每个国家都找到了加强双边关系的机会。对提高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印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赫鲁晓夫完全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印度，这促使他告诉其克里姆林宫的同事，印度的形势就和“克伦斯基时期”一样。这在暗示，尼赫鲁政府是一个过渡性的资产阶级领导人，他领导的国家正在迈向社产主义，而这正是1917年俄国阿历山大·克伦斯基充当的角色。
尽管赫鲁晓夫深信印度处在革命前的状态，但他还是不想急于看到尼赫鲁政府的结束。他对印度共产党非常失望。作为莫斯科在南亚次大陆的最亲密的盟友，印度共产党对尼赫鲁政府执行了一条强硬的宗派主义路线，过分强调推翻民选政府的主张，而没有利用尼赫鲁对工业化、公共教育和国有财产所做的承诺，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联合政府。访问中，赫鲁晓夫草草翻阅了一下印度共产党的杂志，他发现内容很呆板，一点也不吸引人。
赫鲁晓夫并不想让当地的共产党组织来妨碍苏联和这些国家改善关系，还特别希望和印度建立起牢固的关系。12月中旬，赫鲁晓夫决定，在回国之前，他和布尔加宁应该再返回印度。原本计划在阿富汗结束访问。然而，赫鲁晓夫想发表一次有关外交政策的重要讲话，来向印度人证明，在对外政策上，他优先考虑印度。没有去争取外交部门，甚至也没有争取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他就发表了这个讲话。这就是赫鲁晓夫的风格。他决定，莫斯科应该公开表态支持印度对克什尔米拥有主权，也希望表达苏联对印度收复葡萄牙一处领土的支持，这是葡萄牙帝国位于印度西海岸的一块残余领土。
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可以实现政治回报的投资之地还不限于印度一个国家。当年早些时候，缅甸领导人吴努访问莫斯科之时，俄国人就为之出借苏联飞机，吴努对飞机的舒适性赞不绝口。赫鲁晓夫就此决定赠送缅甸一机飞机，以此来证明他对改善两国关系所做的承诺。同时，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还打算付出更大的投资，以改善苏联和阿富汗的关系。
访问途中，两位苏联领导人一直和中央主席团保持电报联系。访问阿富汗时，代表团向国内发出一封紧急电报，要求作出向阿富汗出售武器的决定。1955年，阿富汗还是一个君主制国家，没有共产党，更没有任何进步的统一战线。出于策略考虑，才决定出售武器。赫鲁晓夫想要和第三世界逐步建立起友好关系，也想在苏联周边地区发展一个盟友。阿富汗正好符合这两个目标。最近苏联在埃及的愉快经历也让他有理由相信，整个进程将会非常平稳。
然而，在莫斯科，要向一个非共产党国家而且假装进步的一个传统君主制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对此想法，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反应强烈。“这开了一个先例。”卡冈诺维奇说道，他担心苏联会发现自己会被淹没在潮水般的援助要求之中。
米高扬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马林科夫支持赫鲁晓夫提供这项援助的强烈愿望。没有哪个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支持这些政府，他们纯粹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如果要更多地介入与美国的激烈竞争，我们就不得不对一些国家提供援助。从国家利益来考虑，提供援助是必要的。”这一天，马林科夫和米高扬为赫鲁晓夫赢得了支持。12月中旬，苏联政府决定向阿富汗提供价值一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当赫鲁晓夫回国时，他已确定，援助也包括一批武器在内。
12月21日一回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就要展示对第三世界访问的成果。从2月起，苏联政府和印度尼西尼、印度、缅甸、阿富汗、埃及和叙利亚等国先后签订贸易协定。所有这些国家中，只有埃及、叙利亚和阿富汗三国既接受军事援助，也接受经济援助。
对第三世界所取得这些成就，让赫鲁晓夫在执政头一年就创造了非凡的业绩。1月以来，排挤掉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后，在苏联政策的制定上，他最有发言权。莫斯科重新和南斯拉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和奥地利签署一项和平条约，还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打开了外交交往的大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强迫苏联在德国问题上作出有损于苏联利益的让步，但这个努力落空了，他开始转向莫斯科，以实现缓和局势和裁军的目标。然而，未来几个月，赫鲁晓夫开始认识到，他不再能像1955年那样，来轻松地控制国际局势，其主动权或许并不是常常在他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