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实行全面领导，是中国政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基本含义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惟一的居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
一、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中国的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一党制，也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其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实行全面领导。
首先，从政党之间的关系看，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体现着政党本身的力量来源。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认为决定人的权利的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将此结论泛化，也可以这样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政党制度的也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政党制度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逻辑结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实行的是专制体制，缺乏宪政的传统，更没有宪政的程序，政治权力的转移缺乏和平的制度化的程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任何政治派别要取得政权，只有通过非宪政的方式，即武装斗争，取得武力而不是选票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在既定的宪政结构内通过宪政程序取得的，而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显然是压倒性的胜利，它绝不会同其他任何政党分享领导权，而且也不允许政治反对派的存在。尽管民主党派享有法律上的平等和组织上的独立，但民主党派在法律上不具备执政的资格，在实践中也没有执政的可能；民主党派存在的前提是承认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其次，从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看，政党制度也是一个国家现实政治生活基本结构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就开始尝试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执政模式建立政权，1954年宪法的制定与实施就是其表现。但随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遭到了破坏。与此同时，党加强了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控制，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功能上取代了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政权结构，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对政权的控制是压倒优势的结构性控制。“它意味着所有其他政权机构，包括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式的议会）、法院和检察院，以及所有武装力量，包括正规军、地方部队、武装警察和民兵，都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说在政府这一层面，中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相互分立的话，那么在党这一层面，这种分立就完全消失，所有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最终都统一于党的领导，并服从于党的领导。”在中国，基本的宪政结构如人大、政府、检察院、法院以及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政协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其领导功能的辅政结构。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这种领导方式的弊端及宪政建设的重要性，开始了在中国建立宪政的努力，十二大的党章和1982年宪法的制定与修改都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再次，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看，虽然政党属于社会的范畴，是一种社会政治组织，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凌驾于社会之上，变成了一种社会公共权力机构，掌握了国家从整体到各个部分的全部权力，一切国家政权、群众团体和各种经济组织、文化组织，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同时它也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支部建在连上就是其中的突出表现。政治学上的执政是指政党经过法定（一般是选举）程序进入国家政权内，并控制、行使公共权力；而领导则是指政党在国家政权外控制、主导公共权力的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这种说法就不全面，还有一个更全面的说法，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党。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依靠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又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的政府，从而确立了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或者说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决不仅仅建立在武力之上。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纯粹内在的精神信仰和合理协调利害关系的政绩是政权合法性的两个重要因素，而决定性因素是政绩。从信仰方面看，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意识形态灌输是比较成功的。远在建党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建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此诠释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和未来的发展前景。这种意识形态同坚定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得到了广泛的民众认同，从而奠定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开始注重用政绩实现自己对合法性的诉求。土地改革政策及其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符合大多数人民尤其是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肯定。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实质统一，各方面建设所呈现出来的万象更新的景象，都表明中国共产党有资格有能力领导人民实现自近代以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现代化强国之梦。
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唯一的执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实行全面的领导。就领导的方式而言，主要包括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
政治领导是指为国家设计政治原则，指明政治方向，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现代政党理论认为，政策供给是政党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路线、方针、政策是政党的生命线。在执政前，它是政党赢得民众的支持、取得政权的法宝；执政后，它是政党治理国家、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政策供给功能就更加突出。“在中国，政府制定的所有政策，实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关系自身的存亡，而且是国家兴衰、人民祸福之所系。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适时地作出科学的决策，为国家和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政策。高质量的政策有两个标准：第一，政策要解决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第二，解决问题要及时。为此，党要切实做好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了解情况，通过各种方式体察民情民意，并充分地发扬民主，畅通下情上达的制度化渠道，以使政策在质上和量上都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通常情况下，党的政策主要以三种方式公布于社会：一是以宣言、声明、决定或党章甚至讲话的形式公开化，如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都是直接贯彻于全社会的；二是向国家机构提出政策建议，然后再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立法，或者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直接发布行政命令来使之合法化；三是中共中央与国家机构联名发布政策，运用党和国家机构的权威和组织系统使之得到贯彻，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1999年）。
组织领导主要就是推荐党的优秀干部担任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由他们组成坚强的领导班子，成为党在各条战线上的指挥部。政治录用也是政党的一个重要功能，通过政党来选拔和录用政治领导人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王沪宁教授在考察美国政治过程时发现：“每个社会都需要两个方面的活动，一是比较集中以产生政治领导的过程，一是比较民主以领导政治的过程。美国政治体制应付的是后一种活动，前一个活动由政党来决定。”在中国，组织领导的含义或者说政治录用的过程就是“党管干部”。“所谓党管干部，就是一切干部都是党的干部，都应根据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分别由中央、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党委、党组或所在单位的党委负责管理，对干部的任免、提拔、调动、审查和干部问题的处理，都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并按干部管理权限，由主管党组织批准。”党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党的干部不仅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而且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对党的事业和国家建设至关重要。毛泽东曾这样总结干部的重要性：“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样，党管干部就成了维护并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保证国家政权有效合理运作的重要组织保证。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干部“采取了直接的、独占的领导方式”，“党管干部不是指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对各级干部的一般性管理，而是指对各级各类干部的考察、培养、监督、推荐、选拔和任免。党管干部不仅是指党组织内部的干部，而且是指管理党组织之外的各级政府官员、人大领导、政协领导、司法机关领导、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群众团体负责人、各种重要的经济文化组织的领导人。
党对干部的管理采取统一管理与分口管理相结合的方式，以统一管理为主。党对干部的管理主要由各级党委的组织部负责，但党委的各个部门在本领域干部的任用上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如党委的统战部同组织部一道管理同级或下级的政协、民主党派、工商联等机关的领导人。在管理权限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实行下管两级，如中央直接管理省部级和地厅级的领导干部，省部级党委直接管理地厅级和县处级两级干部，依次类推。1984年7月中央下放干部管理权限，由下管两级改为下管一级。中央只管省部级干部，地厅级干部改由省部级管理，县处级干部由地厅级管理。但地方各级党委在任命自己管理权限内的主要领导干部时，要向上一级党组织备案。如地厅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情况每半年要汇总一次，报中组部备案。此外，在紧急情况下，中央有权直接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领导人的代理人选。直接管理的含义是凡处于管理范围内的干部的选拔、培养、考察、任免及监督均由主管机构负责。例如，省级主要领导干部包括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的院长都是由该级人大选举产生，但提名权主要在中共中央。当然，随着人大代表素质的提高及人大作用的增强，地方在主要领导干部任用方面的实际影响在不断增大。1993年前后的换届选举中，浙江省和贵州省中央提名的省长候选人在人大选举中落选。在1998年前后的换届选举中，有4个省的副省长职务，3个省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和1个省的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职务，中央提名的候选人落选，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当选。这说明，中央的提名固然重要，但地方人大、人民代表是否认可也越来越重要了。这给党管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党委在考察和任用干部时，工作要全面、细致、准确，重视人民代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使得党推荐的干部在最大程度上为人大代表、人民群众所接受，这样既有利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又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思想领导就是通过教育和引导，向广大党员和群众灌输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具体来说，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先进的文化来教育广大党员和群众，引导党员和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同时利用自己掌握的传播媒介，向社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有强烈的认同感，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顺利实施。“新制度经济学表明，社会意识形态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非正式制度对人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一种先进的、与现实相契合的意识形态会使社会具有共同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人们就有可能摆脱狭隘的单纯追求个体物质利益的状态，而愿意为理想付出一定的代价；相反，如果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缺失，人们普遍缺乏信仰，物质利益就成为个人乃至社会的唯一追求，任何利益的再分配都有可能带来剧烈的摩擦和冲突，因此意识形态对整合社会至关重要。目前，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中国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全方位改革，经济和社会都发生着比较深刻的变化，由于制度和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出现了不少人不讲职业道德和商业信用，一味追逐私利，不惜损害他人权益甚至违法犯罪等现象，而这些现象无一不冲击着人们的心理与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信仰危机。这足以说明在加强法治的同时，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党中央一直重视思想建设的重要作用，主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2000年3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更明确地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针，为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思想建设确立了基本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思想建设要以树立全社会共同理想、信念为核心，大力加强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教育和塑造，引导党员和群众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关系，把个人奋斗融入到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大业之中，努力使绝大多数党员和群众真正地与党同心同德，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奠定一个稳定、协调、健康的环境。
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党执政功能的规范性规定。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功能远远大于这三个规范，因为中国共产党也介入各方面的执行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