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了！”让-弗朗索瓦·商博良气喘吁吁地大声喊出这一句后，就晕倒在他弟弟的脚下。商博良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复杂语法，解决了千古之谜。
拿破仑的科学家们、乔万尼·贝尔佐尼，还有许多其他人都研究了罗塞塔石碑上的铭文，但都没能成功。古埃及人和他们的法老都是寂寂无名、没有历史记载的人。寺庙铭文中所说的国王是谁？谁是受到人们祭拜的男女众神？埋葬在吉萨金字塔附近华丽坟墓中的重要人物是谁？贝尔佐尼和他同时代的人都陷入一团考古迷雾中。
起初，专家们错误地认为，象形符号是图像符号。到了18世纪90年代，丹麦学者约尔根·索伊加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这些符号代表的不是物品，而是声音：它们代表的是一种将人的话语转换为代表语音的脚本。1799年，罗塞塔石碑和碑上的两种象形文字被发现，[4]这是考古学的一大进步。一种象形文字是没有人可以解读的正式书写系统，但另一种简化文字是普通人使用的。现在大家知道了，这种简化文字看上去显然是象形文字的字母版，它在古埃及是被广泛应用的。
罗塞塔石碑是第一个突破。第二个突破则出自托马斯·扬[5]，一位精通语言与数学的英国医生，他对古希腊语的了解，使他得以解读一种文本。他能够在罗塞塔碑文上的六个漩涡装饰中，识别出法老托勒密四世的名字（在一个代表君主名字的椭圆形中，有一组象形文字），然后他把象形文字对应到希腊字母中所拼写的法老名字中去。遗憾的是，托马斯·扬认为大部分象形文字是非拼音的，所以他解读象形文字的努力也最终失败了。
扬的对手是让-弗朗索瓦·商博良（1790—1832），一个脾气暴躁的语言天才。他是一个贫困书商的儿子，八岁才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但他很快就显示出非凡的绘画和语言才能。十七岁时，他已经掌握了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和梵语，还精通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商博良在年轻时就痴迷于象形文字，还学会了科普特语[6]，他认为这种早期基督教时期的埃及语可能会保留一些古埃及元素。
商博良和他的弟弟雅克-约瑟夫于1807年搬到了巴黎，他们在那里的生活很贫困。这个年轻的语言学家把注意力转向了罗塞塔石碑，他用几个月的时间反复研究了众多埃及纸莎草纸文献（写在纸草茎芦苇上的文件）。这项研究令他颇为沮丧，无论朝哪个方向探索都会遇到死胡同。与扬不同的是，他确信埃及文字是表音文字。他扩大范围，研究包括埃及和希腊的纸莎草纸文献，以及来自上埃及的带有克利奥帕特拉女王漩涡装饰标识的方尖碑[7]。
1822年，他收到了来自阿布辛贝庙的象形文字的精确复制品，这让他确定了代表拉美西斯二世的漩涡装饰标识，之后他又辨认出另一个法老图特摩斯三世之名的象形文字。这时，他意识到象形文字不包括元音：二十四个符号代表单辅音（很像英语中的字母），起到字母表的作用。写法通常是从右到左，但又不固定，且在单词之间没有空格或标点符号分隔。商博良兴奋地冲进他弟弟的房间，因为他破译了古埃及文，这种被他称为“有时比喻、有时象征、有时代表语音”的文字。
商博良在1822年9月27日向法国金石学院提交了他的调查结果。时人都认为这个发现实在太重要，连法国国王也知道了这件事。然而，商博良的成果还是过了好多年后才普遍为人们所接受。他在1824年出版了象形文字摘要，但这却遭到了批评者的疯狂抨击。他喜欢争执的个性和不能接受别人批评的态度，让他看起来很难与人相处。
商博良当上了卢浮宫的埃及部主任，他在象形文字方面的知识让他能够按照正确的时间顺序安排展品。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但是这个解读古埃及正规文本的人，还从来没有访问过尼罗河。到了1828年，一些有影响力的支持者说服了法国国王，他派遣了一支由商博良带领的法国和（意大利的）托斯卡纳联合探险队前往埃及。在拿破仑的专家们启航去埃及亚历山大30年之后，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埃及古物学者伊波利托·罗塞里尼和一群艺术家、绘图员与建筑师们，开始了逆河流而上的探索。他们都换上土耳其服装，以更快地适应当地的炎热气候。
这次远征是一次胜利。探险的领队和他的同伴们第一次能够阅读寺庙墙壁上的铭文，了解世界上最古老的纪念碑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在丹德拉的哈托尔女神庙，兴奋的探险队员们在明亮的月光中跳上河岸。他们在废墟中徜徉了两个小时，直到凌晨三点才回到他们的船上。
在卢克索、卡纳克和国王谷短暂停留之后，探险队员乘着夏季的洪水顺流而下，成功回到开罗。商博良是第一个能够辨别坟墓主人身份、翻译出寺庙墙上所写文字，还能知道法老如何祭祀神灵的学者。他在埃及耗尽所有精力之后，于1830年1月回到巴黎。两年后，年仅四十二岁的商博良因中风而去世。象形文字该如何解读，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都有争议；直到他去世十五年后，大家才普遍认同他的翻译。
与此同时，大批动机不纯的游客涌入尼罗河流域。贝尔佐尼和德霍维提的成功，激励了其他寻宝者前来求名逐利，古埃及迅速成为一个赚大钱的地方。商博良为古迹的被破坏而深感痛心：人们为了牟利，公开盗墓、掠夺财宝，挖出雕像，从寺庙的墙壁上把艺术品敲掉、拿走。
商博良写信给穆罕默德·阿里，向他抱怨文物交易的弊端和文物的损失。他的信促使阿里通过了一项禁止文物出口的法律，授权建造博物馆，并禁止破坏古迹——在没有官员监督的情况下，这项法律形同虚设。但这至少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哪怕阿里和他的继任者们把大部分的博物馆展品或卖或送给了身份显赫的外国人。所幸，开始有一些游客来到尼罗河，目的是为了探索信息而不是攫取文物。
商博良戏剧性地宣称已经破译象形文字，引发了人们从收集文物向研究文物的转变，人们终于有了一种可以了解古埃及文明秘密的方法。一些有影响的学者，比如专门研究经典的考古学家和旅行者威廉·盖尔爵士，开始鼓励有潜力的年轻人去做古埃及研究；其中一个受到鼓舞的人就是约翰·加德纳·威尔金森（1797—1875）。威尔金森的父母在他年轻时就去世了，给他留下些许遗产。在等待入伍当兵的时候，他曾前往地中海地区旅行了一次。他在罗马遇到威廉·盖尔爵士——这位在当时可能是最了解古埃及的人。年轻的威尔金森学了一点阿拉伯语，怀着满腔热情，于1821年底抵达亚历山大城。虽然这发生在商博良破译埃及文字之前，但威尔金森了解托马斯·扬的象形文字解读法，也看了不少埃及的文物，所以他比之前的任何人都做了更充分的准备。他逆着河流而上，一心扑到了埃及学的研究中。
这是一个在当时与众不同的考古学家。贝尔佐尼和他的同行就像是挖掘机，挖掘出了艺术品和工艺品；而威尔金森则用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研究埃及学。在这方面，他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他意识到，只有将考古发现和碑铭研究结合起来，才能了解古埃及的文明及其人民。
年轻的威尔金森对获取文物没有兴趣，他只是抄写碑文，画下纪念碑和陵墓，他是一个真正的研究历史的学人。虽然是手绘的，但他的作品即使用现代标准来看，也是非常精确的；尤其是他临摹象形文字的图画，比拿破仑的专家们画得还要好。
在接下来的十二年里，威尔金森在尼罗河流域和沙漠深处到处游历。有时是他独自一人或仅有他的朋友詹姆斯·波顿相伴；另一些时候，则会有少数志同道合的考古学家和艺术家加入他的行列。为了确保在这片遥远土地上的安全，他们学会了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他们的仆人面前，也假扮自己是穆斯林。
在研究初期，威尔金森对象形文字一无所知。1823年，盖尔送给他一本商博良的象形文字概论书，这让他意识到那位年轻的法国人取得了多大的突破。但威尔金森在对比了科普特语和古埃及文字之后，他发现了商博良的粗枝大叶。商博良在破译古埃及文的时候犯了“可怕的错误”。
威尔金森从来没有见过商博良，但他不喜欢那个法国人追求名声、还不能容忍别人批评自己的做派。商博良行事诡秘，与其他学者激烈争吵，夸耀自己工作的成就。相比之下，威尔金森更喜欢待在幕后，静静地描绘、记录，潜心研究寺庙和坟墓的具体年代。
一旦掌握了识别象形文字的知识后，永远好奇的威尔金森转移到了其他方面的研究。从1827年起，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尼罗河西岸的卢克索度过的。他在那里占据了一个墓地（是公元前15世纪一个名叫阿梅楚的高官之墓），一边欣赏着尼罗河谷对岸的壮丽景色，一边在里面过得有滋有味。他铺开地毯，竖起隔板隔成房间，还建了一个私人图书馆。他在那里招待自己的朋友，像那时的所有其他人一样，壁炉里烧着木化了的木乃伊——这可不是今天的人会做的事！
威尔金森不是一个喜欢早起的人，他十点半才吃早饭。但他完成了惊人的工作量，包括绘制出了第一张尼罗河西岸墓群的地图。他为国王谷的坟墓标记了数字顺序——如今这一排序方式仍然为人们所使用。他集中关注贵族的坟墓，意识到这些墓葬为人们了解古代埃及人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信息。那些纪念建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重回旧时光的机会，仿佛在与古人一道生活——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边走边目睹着眼前正在发生着的事情。
我喜欢去探寻埃及古墓壁画，哪怕那些画现在已经基本褪色。从壁画上你可以看到贵族庄园里的生活：劳工们在监工警惕的看守下收获着作物，牛被宰杀，穿着鲜艳服装的客人们聚在一起吃饭。甚至还有一幅迷人的绘画，表现一位贵族在垂钓时，他的猫陪伴在一旁。
在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有一批为数不多的学者为埃及学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他们是严肃的研究人员，威尔金森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都对自己的工作和由此获得的知识充满热情。他们或一起工作，或独立研究。威尔金森本人则于1833年离开埃及，构思、撰写了一本有关古埃及人生活的著作——《古埃及人的风俗与习惯》（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此书于1837年出版，由于书的售价不算太高，中产阶级也能买得起，所以销量颇佳。
这本书带领读者沿着时间顺序走过古代埃及，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细节。由于有了从绘画、纸莎草纸文献和铭文上得来的细节佐证，使得这本书中的古埃及人物栩栩如生。威尔金森具有罕见的天赋，向广大受众传达了重要的、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他也因此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人，并被维多利亚女王封为爵士。
商博良和威尔金森是新一代的学者。他们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古埃及文明。他们都意识到光靠考古本身无法重建古代文明，任何细致的研究都要依赖发掘者与铭文及文字记录者之间密切的合作。
威尔金森最为杰出的成就是用通俗手法描述了古埃及人。他对世界上最早的文明进行了严肃的研究，并使这种研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自此，过去对尼罗河沿岸大规模的破坏行为，逐渐被更有条理的研究活动所取代。
后继者要再过六十年才再次来到尼罗河边。但拜商博良和威尔金森所赐，让后继者们都成了考古专业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