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安娜的病，起因是一场感冒。她跳到刚刚解冻的河水里去救一只落水的小猪仔——那是公共的财物。有一个叫金训华的青年，为了抢救落水的木材而英勇献身，这青年，是他们的榜样。她不知道刚解冻的春水的厉害，当然，就是知道她也会照样奋不顾身。结果，感冒迟迟不见好转，去了师部医院，验血，结论是残酷的：风湿性心脏病。
是因为感冒引起，还是感冒诱发，原因不明。
住院治疗期间，母亲赶来了。母亲根本来不及悲伤，她对病床上的安娜说，多好的机会！于是提出申请，当然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她带着女儿回到了城市。在归家的火车上，母亲才想起来伤心，母亲对她说：“走的时候活蹦乱跳，回来的时候，只剩半条命了！”安娜回答说：“妈，你总是那么夸张。”其实，安娜自己也不甚清楚这病到底有多严重，但是，她并不很在意。她想，大不了是个死嘛！死，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火车飞驰着。窗外是见惯的北方的田野、山脉和天空。可从疾驰的火车上看出去，它们似乎是不同的，有一种转瞬即逝的宿命感，一种近似于慈悲的凄伤，笼盖着河流山川。一晃，已经是初冬的季节，她病过了春天、一整个丰茂的夏季，还有斑斓的北方的秋天。地里的庄稼已收割净尽，空旷、辽远，偶尔，会看到一棵枣树，或者柿子树，叶子落光了，但有一些残留的果实，挂在枝头，红得分外招摇凄艳，如末世狂花，一闪而过，让安娜鼻子一酸。
回家后，母亲带她去了省城的大医院复查，结论和师部医院的结论一致，建议手术，把她闭锁不全的二尖瓣缝合。当然，也可以选择保守治疗。手术是有风险的，另外，花费颇大，她病退回城，一个无业的“社会青年”，没有地方给她报销医药费——她选择了后者。
她知道家里的状况。她们姊妹兄弟四人，她行二，上面一个姐姐底下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弟弟去了铁路建设兵团，在深山里修京原线，姐姐在晋北插队，妹妹则还在念高中。他们四个，是没有父亲的孩子，他们的父亲在最小的妹妹刚满百天的时候，就出了事，死于一场中毒性痢疾。当时他在水库工地上修水库，没有特效药，耽搁了救治。据说起因是因为吃了一根没洗净的黄瓜：新鲜的黄瓜，顶花带刺，在刚摘下来不久前淋了粪水，那就是祸根了，沙门氏菌感染。他们姊妹四人，靠着母亲一个大学教师的工资养大，母亲的工资单，安娜见过，一百零元五角。在这个城市，一个六口之家（姥姥一直跟着她们），人均不到二十元，当然不算贫困，但也绝非宽裕。好在，母亲是那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人，很会持家，除了精打细算，还特别心灵手巧，善烹饪、会做菜，还会做衣服、织毛线。所以安娜他们姐弟，衣食无虞甚至可说是体面地长大，但，从小，安娜就知道，他们这个家，是经不起风吹草动的。那体面和光鲜很脆弱。
他们家承担不起一场心脏手术的巨额花费。
母亲坚持手术。她不干。
母亲说：“你不用担心钱。”
她说：“我不是担心钱。”
“那你是为什么？”
她回答：“我怕死在手术台上。”
她用这话阻击母亲。她让母亲无话可说。她知道必须给母亲一个台阶下，必须给她一个说服她自己的理由。她甚至看得出来当她说出拒绝手术的时候，母亲不由自主地悄悄松了口长气。可同时，母亲又为自己这如释重负感到深深的歉疚和痛苦。母亲失眠，一根接一根吸烟，黑暗中，看不到母亲的脸，只看见红红一点烟头，明明灭灭，好像把黑夜烫出了一点一点的伤疤，也把她自己心上烫出了伤疤。
姥姥安慰母亲，说：“你呀，想开点儿吧。我从前不就跟你说过？那孩子，过于单薄，太灵，太聪明了，人又好看，那不是好事，这样的孩子，人间留不住，她们都是下凡来历劫的仙童——”
“妈！”母亲厉声打断了姥姥，“您别再说这迷信的话好不好？”
母亲又说：“谁说留不住她？谁说不做手术就是等死？大夫明明说了，保守治疗也是治疗！”
母亲突然哭了。
许久，姥姥叹一口气：“四个孩子，都是我拉巴大的，你当我不疼？孩子她懂事，知道不能让自己一个人拖全家跳火坑，你得成全她。”
姥姥把一个肥皂泡，她和母亲合力吹出的一个肥皂泡，很轻易地戳破了。
但其实，安娜并没有能够真切地、刻骨地感受到死。所以，她不恐惧。倒不是说她怎样的心存侥幸，而是，她其实是用审美的态度来看待她的病。她记得鲁迅在哪篇文章中讽刺中国文人的病态美，大意是说，春日的午后，吐半口血，由侍儿扶着，恹恹地，到阶前看庭院的海棠。真是鲜明如画啊。她没有侍儿、没有庭院、没有海棠可看，可她还是觉得，那种人生态度，她喜欢。她一点儿不觉得这应该讥讽，尽管，她特别尊敬鲁迅。
她不怕死，她怕死得难看。
她觉得自己要学习那个吐半口血、恹恹地，在春日午后看海棠的前辈。吐血，想来他得的一定是肺病，肺结核，在那个时代这是不治的绝症，比她的“风心病”要凶险得多，可这仍然不能阻挡他对春光、对美的依恋，她觉得那里有种谦卑之美，在大千世界面前的谦卑。她在难过时会对自己说，安娜，你要努力啊，努力使自己，病成一幅画。
那是她卑微的人生理想。
安娜不算漂亮。这她从小就知道。
若说漂亮，她比不上姐姐。姐姐的漂亮是那种极鲜明光芒四射的漂亮，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让人眼前一亮。“哟，多好看的小姑娘！”从小，姐姐就是被这样的赞美喂大的，这样的赞美，对姐姐来说，如同一日三餐佐餐的菜肴。而安娜，在姐姐的光芒下，永远是被忽略的那一个。
姐姐是爸妈的掌上明珠。
那时父亲还活着，父亲也在大学里教书，弟弟妹妹还没有出生，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要远比后来好。母亲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打扮她的长女。母亲后来总爱说一件事，说姐姐刚出生三天，父亲就“烧包”地买回了三件跳舞衣，它们分别是白色、淡粉色和绿色的纱裙，很漂亮，也很昂贵，却大得足够三岁的孩子穿。初为人父的爸爸，一定是不知道怎样来表现他内心的喜悦。安娜从来也没有问过：“我生下来的时候爸爸买过什么？”因为她知道答案：爸爸一定对她的到来很失望，他一定是盼望一个儿子的，盼望一个人生的圆满。
很小，安娜就知道了一个形容词：花团锦簇。她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知道这个词的，但这个词，是活的，活生生地在那里，在她眼前，是与生俱来的一个存在，而不是一个知识。她看到姐姐，就看到了这个词，花团锦簇。这个词就活在姐姐身上，或者说，就是姐姐本人。并不是说，姐姐总是穿红戴绿，相反，妈妈其实并不爱给姐姐穿色彩过于喧闹鲜艳的衣裳，妈妈常说，小姑娘穿蓝色、灰色、白色其实更漂亮。可是任何沉静、安谧的颜色，只要在姐姐身上，就变得明媚、嘹亮、蜂飞蝶舞和芳香，就像春天的花园。而安娜自己，则是一株无色无香的小草。
六一儿童节，妈妈给她们姐妹俩买了新裙子，姐姐的是素净的白色泡泡纱，而安娜的则是热烈的玫红底黄花图案连衣裙。安娜对妈妈说：“我也想要白色。”妈妈回答她说：“你穿白色不好看，你穿这个合适。”她不知道为什么她穿那些喧闹的颜色就“合适”，长大后，她才想明白，衣服对于当年的姐姐来说，相当于画框，而对于她来说，衣服是画作，而画框是她。
无论在幼儿园、在小学，姐姐都是最光彩夺目的那一个。她很小就被少年宫艺术团的舞蹈队选中，而且总是站在舞台的正中心，不是独舞就是领舞。她学跳崔美善的《长鼓舞》，跳陈爱莲的《蛇舞》《春江花月夜》，真是有模有样。那时，常常会有一些来自首都或是本地的艺术团体、院校，来少年宫艺术团挑小学员，姐姐就是那个总会被首先挑中的幸运儿。“条件真好啊！”他们感慨，“真是好苗子啊！”可是，母亲坚决不允许她的长女做一个舞蹈演员，哪怕人家许诺说她的女儿一定会成为一个舞蹈家也无济于事。母亲问人家：
“她能成为乌兰诺娃吗？成为邓肯吗？”
人家没法回答。谁也无法回答。人家不负责回答上帝的问题。充其量，人家是会相马的伯乐，至于能不能成为千里马，最终还是上帝说了算。
姐姐叫丽莎，丽莎这名字，也是他们的父亲起的。丽莎、安娜、伊凡，他们姐弟三人的名字，都来自异域的俄罗斯。父亲是教苏俄文学的，他尤其喜欢屠格涅夫，两个女儿的名字，就都来自于这位文学巨匠的小说。丽莎取自《贵族之家》，而安娜，原意也并非是出自托翁而是取自《处女地》中的“玛丽安娜”。当他的儿子出生时，他甚至动议要给这孩子起名叫罗亭，被他妻子坚决制止——罗亭这名字符号性太强了！“我可不愿意让我的儿子做一个什么‘多余的人’。”妻子说。其实，她更想说的是：“我可不愿意他成为一个思想的巨人！”那，太危险了。
第四个孩子还在孕育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1957年。丽莎和安娜的父亲，伊凡的父亲，受到了这事件的波及，被下放到水库工地上劳动就是这波及的结果。还好，他只是被划作“右倾”而没有戴上帽子。走时，最小的女儿还没出生，他自然也没有顾上取名字。后来，当这个小名被叫作“多多”的孩子刚满百天的时候，她从未谋面的父亲就在水库工地上死于一场中毒性痢疾——灾难就这样突如其来降临到了这个曾经安稳小康的家庭。于是，“多多”，余多多，也就成了这个家庭最小女儿的正式的学名。
后来，在丈夫的遗物中，安娜的母亲发现了一张纸，夹在一个笔记本里，上面写着：阿霞、阿霞、阿霞、阿霞……一连串的阿霞后面，是个惊叹号和一句话：谢公最小偏怜女。妻子当然看懂了那意思，那是他给小女儿起的名字，阿霞——仍然是屠氏小说中的人物。他真是执迷不悟啊！妻子这样想，泪流满面。只是，她这个未亡人，却没有成全逝者的遗愿。她把丈夫的书，那些小说、诗歌，统统卖给了废品收购站。然后，她发誓，她的孩子们，从今往后，远离这些虚幻的不祥的东西，她要她的儿女，这些没有了父亲的孩子，安全地长大。
只是，事与愿违。
首先，发难的是丽莎。
丽莎热爱舞蹈。丽莎的理想，是一辈子站在舞台的中央。至于能否成为中国的乌兰诺娃或是邓肯，她没有概念。但她想成为陈爱莲、崔美善，倒是真的。她学她们的舞蹈，从最初的片段，到整个独舞，后来，甚至是舞剧，比如，陈爱莲的《鱼美人》，里面重要的独舞、双人舞，她几乎都能跟着留声机唱片上的音乐，模仿着，跳下来。
我是为舞台而生。她骄傲地这么想。
但是她的妈妈，不喜欢，准确地说，是害怕这种幻觉般的人生，这种万众瞩目、需要迷离的灯光和璀璨的布景烘托的存在，那让她心里不踏实和恐慌。在丽莎小些的时候，她一次次拒绝了那些文艺团体和院校的招生，丽莎还有些懵懂，不是很清楚发生的事情。但，小学六年级时，有一个北京的中央级别的文艺团体来招学员，同样地，人家在少年宫艺术团很慎重、很严格地挑选出了进入初选的学员，其中当然有丽莎，而她的妈妈，也依然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对方。
这一次，丽莎反抗了。
丽莎问母亲：“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去？”
母亲说：“你不可能一辈子跳舞。没有人能跳舞跳一辈子。”
“可我就要一辈子跳舞，”丽莎回答，“什么时候不能跳舞了，我就不活了。这难道不是一辈子吗？”
母亲说：“胡说！你这叫走火入魔。你太小，一点不懂人生的漫长和艰难。妈妈是为你好！你跳舞，妈妈不反对，跳着玩儿，业余时间丰富你的生活，这多好？可是它不能作为你的职业，不能作为你一辈子的归宿！好好念书，做实际的工作，这才是踏踏实实的人生。”
可是十二岁的丽莎不要“踏踏实实的人生”。她说，除了跳舞，她不要别的生活。她和母亲大吵大闹，但母亲坚如磐石地保持着缄默。母亲想，由她去闹，去折腾，折腾到歌舞团的人走了，她也就消停了。果然，几天后，来人遗憾地坐上了返京的列车，呼啸而去。丽莎不吵了，不叫了，沉默了。第二天早晨，喊她起床吃早饭，上学，却怎么也叫不醒她。母亲这才惊恐地发现，十二岁的丽莎，十二岁的孩子决绝地吞吃了母亲床头柜里的安眠药。
好在，那瓶里的药不够多，送到医院，洗胃，灌肠，抢救了过来。
母亲抱着她的头生女，泪流满面，母亲说：“丽莎，丽莎，我的宝贝，你要吓死妈妈吗？”
丽莎沉默不语。
母亲又说：“好，妈妈不拦你了，你以后，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只要人家要你，妈妈不阻拦——”
“晚了，”丽莎回答，“没有以后了。”
“怎么会？你还小，机会还有的是呢！”
没人知道，丽莎仿佛一个先知一样，说出了一个箴言。她出了院，郁郁寡欢，某一天，放学时，在外面淋了雨，感冒了。本来，都以为是一场普通的感冒，没想到，高烧不退，等到退烧后，才发现，感冒诱发了急性肾炎。
又是住院。输液。抗生素以及中药。当然，最少不了的是激素。等到几个月后，病愈的丽莎走出家门，几乎没人能认出她，她变成了一个虚胖的、臃肿的、难看的姑娘——那是使用激素的必然结果。尽管，医生和母亲都向她保证，只要停药后，就可以慢慢恢复正常的体型，就能重新变成一个美丽而苗条的小姑娘，可是，丽莎不说信也不说不信，她只是从此不再去少年宫，不再去舞蹈团了。没人听得见她内心的声音，没人听得见这孩子在自己的心里，怎样悲伤地和她挚爱的舞蹈告别。
因为生病，她留了一级。三年后，一九六六年，当她成为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的时候，时代的大震荡到来了，生活被彻底颠覆。学校停课了，闹革命，各路宣传队风起云涌，从前少年宫和学校里的文艺人才纷纷成为各大宣传队扛鼎的人物。和三年前相比，丽莎长高了，一米六五的身高，体重恢复到了四十八公斤左右。果然，医生们没有欺骗她，她真的又拥有了一个正常的甚至可说是苗条的体型。可是，这个“正常”的身体，和一个真正的舞蹈演员相比，是有距离的。只有丽莎自己，知道这距离有多么遥远。三年来，她没有踏入过练功房一步，她的手，三年来，没有摸过一下把杆。她知道自己的身体早已不再是那个柔韧、羽毛般轻盈、可随心所欲出神入化的自由的身体，她对这个身体充满了厌弃和鄙视。可是，当各路宣传队来动员她加入的时候，邀她“入伙”的时候，她还是、还是忍不住动心了：她拒绝不了舞台。
那是一个几乎半专业性质的大型宣传队，有一个宏大的乐队，西洋乐器和民族乐器济济一堂。那时他们正排练着一个大型的歌舞剧，《红旗漫卷西风》，里面有歌有舞，内容更是宏大无比，歌颂井冈山、歌颂八角楼的灯光和毛委员、歌颂长征，总之是一个大型的歌舞史诗。她自然是跳女一号的，她跳，后台传来这样的伴唱：
紧紧拉住亲人的手，亲人的手
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受苦人，世世代代当马牛
一年年，一月月
愁和恨，压心头，压心头，哦哦哦哦哦哦哦，压心头
两年前，湘江风雷骤
毛委员，发动群众闹革命
一轮红日照九州
照亮了井冈山，人民翻身抬起了头
成立农会掌大权，紧紧跟着毛委员走
紧紧跟着毛委员走，紧紧跟着毛委员走——
可恨那陈独秀，可恨那陈独秀
叫咱解散农会把枪丢，哦哦哦哦哦哦，把枪丢
乌云重来，水倒流
白狗子似豺狼，还乡团像疯狗
家家户户没有了亲骨肉——
……
这一大段独舞，她自己编排，自编自导自演，把中国古典舞和芭蕾舞和谐地糅合在了一起，尽管，她的一身功夫丢失了大半，可在这样的群众舞台上，她仍然如同惊鸿一般艳光四射。她一舞成名，整个城市都知道了，某某某宣传队有个“抓天儿”。那是人们给她起的绰号，因为她的舞蹈中有个标志性的动作，两手悲愤地、绝望地或是激昂地伸向苍天，那两只手极其生动，极有表现力和魅力。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腰和腿已经不能够达到她心中的完美，于是，她让自己的两只胳膊和两只手来代言，她把自己的呼啸的灵魂投入到了那两只手上。
抓天啊！
抓天啊！
庆幸的是，人们听见了她的嘶喊。
她觉得，自己从那个叫“丽莎”的躯体中，破壳而出。那个“丽莎”，像蝉蜕一般，被她丢弃在了来路上。她喜欢“抓天儿”这名字，那是她的新生。
他们四处演出。去工厂、矿山、部队，还有村庄。所到之处，“抓天儿”都是最受瞩目的那一个。“看看看，抓天儿！抓天儿！”人们在她身前身后指指点点，有那些调皮的小孩儿，会冷不丁地在她背后，或是在她正化妆的时候，冲她大喊一声：“抓天儿——”然后格格笑着逃走。
她微笑。
他们这个宣传队，属于某个战斗组织，什么什么兵团。那时，任何组织必定有对立的一方，在他们的城市，那个对立的一方，叫作什么什么联络站。这个兵团和这个联络站，势同水火。演出其实是有风险的。各种骚扰，比如，观众席中突然响起的刺耳的口哨，比如，叫骂，再比如，强光柱手电筒的照射，等等，扔向舞台上的玻璃瓶砸伤演员的事也时有发生。但是这些骚扰只会激起大家更强的斗志和凝聚力，“为有牺牲多壮志”，这是他们认同的理想。
然后，就到了那个平常的一天。
那天，他们乘坐卡车去某个工厂演出。那个工厂，是家兵工厂，在这城市的郊外。那天的演出也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只是演出后的招待夜宵非常隆重，这让大家印象深刻。那天的夜宵，是猪肉大葱的馄饨和炸油条。馄饨煮得恰到好处，汤里撒了香菜末和香油，最让大家欢喜和意外的，是刚刚出锅的热油条。时间已是夜半，可食堂里的炊事员，一直支着油锅等到这个钟点，这让他们感动。那油条，夺目的金黄，热气腾腾，炸得又蓬松又鲜亮，香气袭人。那是此生，丽莎吃过的最好吃的油条。
为了感谢这些热情的食堂“大师傅”，他们现场表演了几个小节目。
师傅们说：“谁是‘抓天儿’？”
丽莎就站了出来，说：“我，是我。”
大家就冲着她鼓掌。
丽莎擦了擦嘴，说：“我给师傅们跳一小段。”
于是，伴唱的女声唱起来：
紧紧拉住亲人的手，亲人的手——
丽莎就在食堂昏黄的灯光下，在有些油腻的水磨石地上，在杯盘狼藉之中，翩翩起舞。窗户敞开着，是初秋的季节，凉风习习。窗外的夜空，一轮皓月，照耀着宁静的大地，宁静的城郊。有隐约的香气，是北方少见的桂花香，幽魂一般，时隐时现。就在他们要上车而去的时候，丽莎想：哪里来的桂花树啊？好香啊！她朝四周张望，没有看见树的影子。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响，一个土造的手榴弹，在离卡车不远的地方，爆炸了。安静的夜晚，美好的夜晚，被炸出了一个小小的伤口。
一个人被炸死了。一个人受了伤。
炸死的是个乐队的男青年。
受伤的是丽莎，闻名遐迩的“抓天儿”。
二
再次见到那个叫彭的青年，是两三个月之后了。
那天，是周日，三美去素心家玩儿，恰巧，彭来了。彭说他进城办事，顺道来看看姑姑。素心的妈妈忙着张罗午饭，追着他一声一声叫“承承”。三美也被邀请留下来吃饭。素心妈妈的厨艺比三美的妈妈高明许多，素心经常留三美吃饭，所以，三美也就不客气。那顿午饭，素心妈妈做了炸酱面，酱炸得香极了，没有肉，一点点鸡蛋，满满一大碗酱，却炸得活色生香，三美忍不住夸赞道：
“方阿姨，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您怎么就能把素酱炸出肉酱的味道，甚至比肉酱还香呢？”
素心母亲笑了：“我借了油渣的味儿啊，我用了一点炼猪油剩下的油渣。”她说。
“我妈也常用油渣给我们包包子，可她做得一点也不好吃。”三美说。
彭也笑着说道：“油渣要是这个味儿，我以后也不用吃肉，只吃油渣就好了。”
“你也打趣姑姑，”素心母亲笑着说道，“不过这话我爱听，谁不爱听奉承啊？”
“不新鲜，这是刘姥姥的话，”素心不紧不慢地说，“可她说的是贾府的茄鲞，配料远比主料珍贵。油渣不一样，油渣本来就是好东西，刚出锅的油渣，加点白糖，或者加点盐，夹馒头，夹窝头，好吃得不得了，可哪有那么多油渣？油渣也很珍贵啊！”
她说的是实情。可她这么一说，大家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就你看过书，就你是学究！”母亲只好这么圆场。
“素心说得不错，我从小也爱吃油渣夹馒头，”彭笑着望着素心，“刚出锅的热油渣，刚出笼的馒头，香得让人灵魂出窍。”
“下次来，姑姑给你们蒸馒头，让你们夹油渣吃。”素心母亲说。
饭后，三美告辞。三美说：“我先走一步了，好容易休息一天，家里还有一堆活儿要干呢！”彭说：“我也走了。”
三美愣了一愣。
三美是个有眼色的孩子，她看出了素心的不快乐，她好像也能隐约知道素心在期待什么。她本能地觉得自己应该退场，给素心和彭一点独处的时间。但是彭却也说要走，这叫三美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承承，你怎么也走得这么急？”素心母亲挽留道，“这么多日子不见了，话还没来得及说几句呢。今天别走了，就住下吧。”
“不了，姑姑，今天我还真的有事要办，下次吧。下次来，我再好好陪您聊天。”彭笑着回答。
素心母亲还想说什么，素心在一旁阻止了她。
“妈，你烦不烦啊！人家和你有什么可聊的？”说完，她看了彭一眼，“快走吧，别耽误你的宝贵时间！”
彭安静地、宽容地笑了。
“我真有事——”
“那就快去办事，”素心母亲似乎生怕那不省心的女儿再说出什么不妥当的话来，“姑姑不留你了。你只要记住，这里是你的家就行了。你随时回家来，姑姑给你做好吃的。”素心母亲说。
两人告辞出来。下楼。不知不觉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同时意识到了这点，两人不由得相视一笑。
三美说：“素心这个人啊，就这样。我都习惯了。你别介意。”
“我不介意，”彭回答，“我当她是妹妹。”
彭步行，而三美则推着一辆自行车。彭看着自行车说道：
“你有车啊？我来带你吧！”他迟疑一下，说，“哎，对了，你，认识安娜家吗？”
三美点头。“认识。”她说。
“那，你能带我去她们家吗？正好有车，”彭说，“你指路，我骑车带你。”
原来，他跟着三美告辞而出，是有预谋的。三美这样想。自行车只是一个借口。他迫切想去一个地方。三美觉得有些为难，她觉得此刻的自己有些像被敌人胁迫的王二小。
“你不是还有事吗？你不去办事了？”三美说。
彭想了想，一本正经回答说：“这就是我要办的事。”
三美很惊讶，惊讶他的厚脸皮或者说，是坦诚。她看见了面前一双坦诚的、渴望的眼睛。那眼睛，在午后的阳光下，有种金波翻涌的错觉。这样的眼睛，是没有办法拒绝的。三美在心里叹口气，默默地说了一声：“对不起了，素心。”
他们都没有发现，三楼的某扇窗户里，那个叫素心的阴郁的姑娘，一直目送着他们，同骑一辆自行车，在这城市七十年代初叶的马路上，一条洒满荒凉阳光的马路上，渐渐远去。
后来，安娜问彭说：
“要是那天，你没有碰巧在素心家碰到三美，你还能找到我吗？”
彭回答说：“能。当然能。”
“你怎么找啊？你又不知道我家在哪儿？”
“总会有办法。”彭说。
“什么办法？”
“很简单啊，我可以问素心啊。”彭回答得很坦诚。
“要是素心不告诉你呢？”
“怎么会？”彭一脸无辜的惊讶，“她怎么会不告诉我？她是我妹妹。”
安娜笑了。好吧好吧。山和山不会相逢，人和人总会相见。这是哪个国家的谚语？
彭喜欢这样微笑的安娜。非常喜欢。
“安娜，你想过我会来找你吗？”彭这样问安娜。
“我不知道。”安娜回答，“我不知道我想过还是没想过，我只是觉得，你敲门进来的时候，我并不怎么意外。”
彭笑了。他想起那天她一脸惊讶的样子，连声说：“呀，你怎么来了？真没想到！”原来那都不是真的。
安娜也笑了，说：“不许笑！”
“原来你知道我笑什么啊！”彭回答，“真会演。”
安娜其实没有说谎。此前，这个叫“彭”的青年，似乎并没有怎么让安娜在意。他惊鸿一现，出现在安娜们的列车上，搅起些小小波澜，然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切，安娜似乎都不陌生。这些落魄却骄傲的“北插”，他们似乎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永远生活在世界的中心，或者，他们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他那么轻易地让素心和三美这些小姑娘倾倒，说他“才华盖世”，这让她从心里感到了她和她们——这些小姑娘的差别：她们真是年轻啊！真是鲜嫩啊！生活还没有来得及让她们见识什么是风霜，也没来得及让她们见识更多的人……三美的雀跃，素心表面冷漠内心的紧张，让安娜心里涌起怜惜，也让她对这个卖弄的人，至少，有卖弄嫌疑的人，或多或少反感。
可是，奇怪的就是这个“可是”，当那天下午，她去开门，看到门外站在三美旁边的那个人时，她竟有种如释重负的欢喜：他终于来了。她想。那一刻她知道了，原来，她一直在等着他呢。她知道他会来，果然。
可她嘴里说的却是：“呀，你怎么来了？真没想到！”
安娜的家，在大学校园里。校园在郊外，她家住的楼房，是五十年代兴建的三层旧楼，灰砖红瓦，苏式风格，陈旧，却有种敦实的尊严，像一个过时的学究。安娜家住二楼，一个两居的单元，旧时的房间，开间都不小，厨房和卫生间也都足够宽敞。从前，父亲活着时，小妹还没出生，朝南向阳的房间就是爸妈的卧室兼客厅和书房，他们姐弟三人和姥姥，住朝北的一间。两张上下床，分别摆在窗户两侧，中央，支了一只圆形的大桌子，居然，还不显得局促。那圆形的大桌子，就是他们一家人的餐桌。
父亲去世后，随着小妹妹的到来，向阳的那个大房间，自然而然成了母亲和小妹妹的屋子。父亲去世不久，母亲得了乳腺炎，炎症使乳房化脓，每天，要到医院去换药排脓，用消毒的纱布条在伤口里拽来扯去，痛得人死去活来。姥姥为了照顾母亲，也搬进了大房间里。那朝北的房间，就成了他们姐弟的天下。后来，弟弟渐渐长大了，和姐姐们同住变得不那么方便，于是，他自作主张，在厨房的中央，打了一堵墙，为自己辟出了一个独立的小空间。再后来，他们姐弟，插队的插队，去兵团的去兵团，都离开了家，等到安娜病退回城的时候，那间朝北的房间里，就只有她一个人奢侈地独占了。
多年来，母亲、姥姥、小妹妹，习惯了挤在一起。挤在一起，母亲才觉得安全。
安娜把那个目前由自己独享的房间，布置得很有情调。她珍惜日子。
她用一道布帘，分割出了房间不同的区域。布帘后面，是那两张如同学生宿舍的上下铺，布帘另一面，则是那张圆形的大桌子，木椅，以及靠墙立着的两只书架。布帘来之不易，因为家家都没有多余的布票，所以，那布帘，是用破床单、他们小时候的旧衣服，以及零零碎碎的布头，一块块，如同拼百衲被一般，用心拼接而成。那是心血的产物。那一块块布料，怎么裁剪，怎么拼色，怎么搭配图案，安娜很用了一番心思。效果出奇地好。挂起来，那百衲的布帘，竟有了一种异域的风情，热烈、奇妙、神秘。
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彭忍不住赞叹。
那张圆形的大桌子，一直，都是安娜家的餐桌，那是父亲家的旧物件，据说是父母结婚时爷爷奶奶送给他们的礼物。安娜不知道它的出处，只知道那是一件舶来品，是欧洲十八世纪的老物件。它的木头，是胡桃木，越旧颜色越沉稳漂亮。四个桌腿有雕花，是精致的卷草、玫瑰花饰和丝带的图案。安娜同样不知道它是什么风格什么样式，就连母亲也不知道，甚至不能断定它究竟是不是一张餐桌，但作为一张中国家庭的餐桌它的形状真是太合适了。它千山万水渡海而来，在这异邦，在这简陋的房间里，在这简陋潦草的时代，看上去，有种生不逢时奢华的落魄与哀伤。彭不禁这样想。
就像坐在它旁边的姑娘。彭又想。
没有与它配套的椅子，簇拥着它的，是普通的木椅，单位配发的那种，在这个城市，几乎，家家都有这种朴素至极的椅子，但显然，为了使它看上去和那张桌子搭调，这个心灵手巧的主人，为它缝制了和布帘同样风格的椅套，还是百纳的垫子，只不过，那一块块的碎布料，无论颜色还是质地，都更趋于华美和古典。午后的阳光，斑斓地，洒在上面，彭忽然觉得有点恍惚，不知身在何处。
“我好像来到了一个小说的场景里。”彭感慨地说。
安娜笑了。
“夸张了吧？”她说。
这个屋里，确实，没有一点真实的时代特征和气息。比如，没有一张领袖像，没有印成年画的样板戏剧照。墙壁上，悬挂着一幅油画风景，安娜出去给暖水瓶灌水的时候，彭起身走到画前，细细端详。三美在一旁告诉他：“这是安娜自己画的。”他微笑了。
“临摹的。”安娜刚好进来，接口说。
“也不算完全临摹。”彭望着画面，这样说。
“那是因为临摹得不好。”安娜回答。
彭回头，望着安娜：“你喜欢柯罗？”他说。
“你看出来了？”安娜一边倒茶一边问。
“这是柯罗的《摩特枫丹的回忆》，”彭回答，“只是，原来画面上的人物，被改动了。”
安娜笑了，说：“不改，我妈不会让我挂出来的，她害怕人家说‘封资修’啊。”
彭也笑了。
这幅柯罗的名画，一棵舞蹈般的小树下，穿红裙的女子是这幅画最诗意的地方。此时，站在这小树下面的，是一个穿着红上衣梳一根独辫的中国姑娘，和两个中国乡村模样的孩子。居然，也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和谐。
“我妈问我，这是画的什么，我说，是喜儿的杨各庄。”安娜说。
这一下，连三美也笑了。
那是宁静的一个下午，他们三人，围桌而坐，一壶清茶，一盘南瓜子。话题就从墙上的油画说起。彭说他也有一本柯罗的画册，是他父亲留学时从法国带回来的。这很奇怪，父亲学的是物理，生性严谨，他的书柜里几乎都是中外文的专业书籍，鲜有文学之类的杂书，但，却一直珍惜地保留着这样一本画册。只不过，‘破四旧’时，被抄家的人抄走了。
“也许，这里面有故事，”安娜笑着说，“也许，这是一个特别的人送给他的礼物，比如，异国的恋人。”
“写小说吧？”彭也笑了，“《第二次握手》。”
其实，彭也不是没有这样想过。只是，他不忍心再这样想下去。
“我父亲，和我母亲，感情极深。”彭突然这样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们那样相亲相爱的夫妻。”他变得严肃。
“哦，我是信口胡说，”安娜收敛了笑容，“开玩笑。别介意啊。”
“我父亲，是一九六六年自杀的。”彭望着安娜的眼睛，奇怪，他那么自然就说出了这些埋在他心里，平时，很难说出口的往事，“他在夜里吃了安眠药，早晨，我妈叫不醒他，看到了空药瓶，心里明白了，然后，就在他旁边的暖气管上，上了吊……我那时候住校，不在家。我姑姑那天早上，不知为什么心神不宁，就跑到了我家里，姑姑有我家的钥匙，开了门，看到了他们俩，一个挂着，一个倒着……我妈那时候已经不行了，可我父亲，大概是药量不够吧，被我姑姑救过来了。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姑姑是资深的护士长，老协和的，有很多年，一直在ICU，就是重症监护室工作，技艺超群，一生，救活了不知道多少人。她救活了她弟弟，我父亲，但我父亲看到了再也醒不过来的我妈，对我姑说了一句：‘你好残忍！’那是我姑姑这辈子，第一次，被人质疑和谴责她的天职。三天后，我父亲料理了我妈的后事，当晚，也在那个暖气管上，上吊了……”
他平静地诉说。就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陈年旧事。但是安娜的心里，却刮起了风暴。她突然觉得那么怜惜他。在经历了那样惨烈的悲剧之后，从他身上，居然一点也没有看出那些伤痛的痕迹。她知道自己小觑了他了。她尊敬这些不露痕迹的受难者。她也因此知道了他的心很深。她像看一个新人一样凝视着这个……俊美的青年。他原来是俊美的，她想。他原来拥有一个那么英挺的鼻梁，希腊人一般的鼻梁。她不露声色地听他诉说，但身边的三美，开始啜泣了。
他们俩，安娜和彭，对视一眼。他们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想看到的东西。他们无言对望着，然后，他们一起望向三美，望向那个善良的、没有经过人世磨难的小姑娘。安娜默默地起身，走上去，轻轻地，搂了一下三美的肩膀，温柔、怜惜，就像，一个慈悲的小母亲，然后，她说：“你看你，把我们三美都说哭了。”
彭回答：“对不起啊，我话太多了。”他抱歉地笑笑，“都是酒闹的。”
安娜顺势转移了话题，说：“是中午在素心家喝的？”
“是，”彭回答，“青梅酒，喝的时候不觉得，有后劲儿。”
“我也爱喝青梅酒。”安娜说，“我喜欢青梅酒的颜色。”
彭笑了。这是这个姑娘第一次，在他面前流露出了天真气，那么流光溢彩的一瞬，让他激荡。他喜欢她这个不靠谱的爱酒的理由，他说：“好啊，哪天，我置酒邀约，其实我更喜欢葡萄酒，能饮一杯无？”
安娜轻轻摇摇头。“不能。”她说。
“为什么？”彭有些意外。
“我有病啊，”安娜笑笑，“医生不许我喝酒。”
彭望着她。眼睛瞪大了。多么好看多么幽深的一双眼睛，深得发蓝，他身上有异族的血统吗？安娜这样想。有一瞬她几乎没有勇气说出实情。但，只是一瞬。
“风心，”她望着那双幽深的眼睛这样说，“医生们喜欢这样简称，就是风湿性心脏病。我有这病，听说过吗？”
彭点点头。“听说过。”他回答。
“所以我不能喝酒。”安娜安静地说。
“那我们喝茶。”彭更安静、更笃定地回答。
三美突然插话了。“安娜姐的病，已经治好了。”她说，“她本来也不严重啊。安娜姐，你那天在洪善我姐那里，不是喝了好多酒吗？”
三美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说。话一出口，她又自责和内疚，觉得这样说话是对好友素心的背叛。可是，在这样的下午，在这“酒后”的迷幻的下午（她庆幸可以找到这样一个现成的替罪羊），坐在这样一间不真实的舞台化的房间，听着他们之间的交谈，她明白了一个词，天造地设。这房间的主人，布置了这一切，调度了这一切，这百衲的布帘、这油画、这椅垫，以及，这满室的阳光和窗外传来的阵阵鸟鸣，似乎，都是为了这一刻，为了他的到来，为了他们在这里，相逢。这是他们的舞台。他是维特，她就是夏绿蒂；他是贾宝玉，她就是林妹妹；他是渥伦斯基，她就是他的安娜……
安娜正要说话，门被推开了，安娜的母亲走了进来。
“安娜，我去买菜，你留三美和这位同学吃晚饭。”母亲说。
“不了阿姨，”彭急忙回答，“我们这就告辞，我还有事呢，谢谢您了！”
彭不清楚，安娜母亲是真心挽留还是在下逐客令，他这样回答了，心里却又突然涌起不舍，下次见面，谁知道又是什么时候？
“别跟我客气！”安娜母亲的口气不容商量，“谁家没有插队的孩子？我家丽莎，要是进县城办事，看朋友，有人留她吃顿饭，我心里该多高兴？家家都一样，三美也在，咱们包饺子吃！你们俩，谁也不许走！家里正好还有点儿肉，我去买点韭菜。不许走啊！”
说完，她出去了。
彭心里一热。
“留下来吧，”安娜说，“我妈做饭，手艺不比素心妈妈差，你比比看？”
安娜又说：“我姐是我妈的心病。你留下来吃饭，就当是给我妈治病了。”
彭笑了。话说到这份上，彭当然没有理由不留下来吃饺子了。他一阵欢愉。他又多了几个小时，可以和这个奇妙的姑娘在一起，可以望着她美得如此神秘的眼睛，猜测她的故事——他已经猜测了几个月。他自己也奇怪，火车上匆匆一面，他为什么就再也放不下她。她美，可他认识比她更美的；她聪慧，他见过比她更聪明的。他想不明白，他一根一根抽烟，劣质的烟草有时会突然熏出他的泪水。于是，他想起了一个词：命运。也许，这就是他的命运：被一个幻影似的人魅惑。
而此刻，这个幻影，在一点一点变得真实，变得鲜明，变得生动，变得血肉丰盈。
那天晚餐的饺子，鲜美异常。他真心觉得那是人间至味。他们围坐在那张漂亮的圆桌旁，他忍不住夸赞，说：“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三美突然说了一句：
“比方阿姨做的还好吃吗？”
那天，回家的路上，三美一直沉默不语。她沉默了一路。她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坐在他的身后，心里一阵一阵难过。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难过，也许，是为这一切，为他的身世，为他惨烈的父母，为安娜的美和病，为他们悲哀的相遇，为素心没有希望的一厢情愿，为他的魅惑……他送她到家门口，她从他手里接过了自行车，他说：“再见！”她没回答，掉头而去。走了几步，她突然站住了。
“你真坏。”她说。
然后，她转过身，走进了黑暗的楼道。
是，他真坏。她想。可是她哭了。
三
那天，告辞时，趁着三美去上卫生间的空暇，彭从他那个永不离身的帆布书包里，拿出了一个笔记本。黑色的羊皮封面，旧旧的，厚厚的一本，轻轻放在了那个古董的圆桌上。
“我有时候会瞎写几句，都在这里了，”他这么说，“你，愿不愿意随便翻翻？”
安娜惊讶地点点头。
安娜明白这是什么样的信赖和托付。
那不仅是他的秘密，他的隐私，那，是他的身家性命。
屋里只剩她一人时，她捧着那笔记本，手心冒汗，头皮发紧，她打量着房间，不知道该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才安全。
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无论藏在哪里，好像，都有可能被母亲发现。
母亲畏惧一切文字。自从父亲出事后，母亲把父亲的藏书，统统送到了废品收购站。1966年“破四旧”到来时，那些偶尔的漏网之鱼，也被母亲搜索来付之一炬。父亲去世时，安娜还小，只有五岁，那个天塌地陷的事情，淹没了她的整个生活，那种暗黑的恐惧使一个孩子无暇他顾。但，1966年到来时，十二岁的安娜，看到那些在炉火中扭曲挣扎，一点点化为灰烬的书籍，心痛难抑。那几本书，至今，她记得它们的名字，《欧根·奥涅金》《上尉的女儿》《悬崖》《怎么办》，还有《村居一月》《龙须沟》《牛虻》……都是一些老版本，字是繁体，有些还是竖排。像《村居一月》这本书，封面上的字，要从右往左读，她不知道，所以，直到那本书毁灭，她一直把它读作《月一居村》。
其实，这些书，这些漏网之鱼，都是安娜不知从什么地方翻检出来的。他们姐弟四人中，最热爱阅读的就是安娜。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是母亲所无法控制无法扑灭的本能和渴望。小学二年级时，寒假，她到邻居一个同学家玩，那个同学读初中的姐姐，倚窗而坐，手捧一本厚厚的小说，读得泪流满面。她很惊讶，小声问同学说：“你姐姐怎么了？”那个同学回答道：“准是书里有什么人死了呗。”那个情景，就像刻在了她的心里，让她感动。后来，她鼓起勇气对同学的姐姐说：
“你这本书，能借我看一看吗？”
那个读初中的女孩儿，很惊奇。她打量着小小的安娜，说：“可以，不过，你，认识这么多字吗？”
她点点头。
女孩儿把书本一合，亮出封面，说：“你念给我听听，这本书的名字？”
她郑重地、一字一顿地念道：
“晋、阳、秋——”
于是，这本书，《晋阳秋》，描写抗战时期山西牺盟会故事的长篇小说，就到了这个八岁女孩儿的手里。那是她人生阅读的第一本长篇故事。整整一个寒假，她足不出户，母亲上班一走，她就搬个小板凳，坐在床前，把书放在床上，读得无限痴迷。任何孩子们的游戏、召唤、诱惑，都无法把她从这痴迷的阅读中吸引。这是一个开始，从此，她频频地，从邻居姐姐那里，借书回家，那些在青年学生中流行的红色书目，她一一读遍。《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朝阳花》《迎春花》《红旗谱》，等等，等等。阅读，使她觉得活着很幸福。她开始在家里的书架上、柜子里翻腾，书架上、柜子里的书，大多是母亲的专业书，中文的、俄文的，都是关于化学方面的著作。但她不死心，果然，有耕耘就有收获，在这些面无表情沉默不语的大部头中，居然让她翻检出了那一本本的漏网之鱼。她开心极了，想，原来它们一直躲在深海之中，等待着，和她这个勇敢的潜水者相遇。
她翻检出的第一本书，是《牛虻》。
小心翼翼翻开封面，扉页上，有钢笔的字迹，上面写着：知北购于北京，某年某月某日。她心里一阵激荡。“知北”，是爸爸的名字。也是家里的禁忌。她轻轻用手指抚摸那两个亲爱的字，知北，就像，触摸着父亲，以及，触摸着深邃而神秘的、她不知道的过往。
那是她读过的第一本外国小说。
牛虻的故事，让她震撼，让她战栗。她和千千万万个社会主义联盟中的青少年一样，迷恋和崇拜上了这个脸上有刀疤、身体畸形、受尽生活磨难的革命者，这个曾经俊美天真的青年。他的一切，他的坚韧和深情、他的辛辣和决绝、他冷酷的外表与炽热的情怀，甚至，他的结巴，都让他们狂热地爱恋。她是这狂热中的一员。一度，她甚至学他的结巴说话，被母亲和老师严厉制止。他在她心中的神圣，犹如上帝。她是在他身上感知到了信仰的魅力。这其实是荒谬的，因为，这原本是一个信仰被摧毁的故事。“我相信你，就像相信上帝一样，上帝是一个泥塑木雕的东西，我一锤子就可以把它敲得粉碎，可是你，却一直用谎言欺骗我。”这是书中的亚瑟在得知他最信赖、崇拜的神父竟然是自己的生身父亲时，写给他的留言。他从此放弃宗教信仰而成为一个无所畏惧的革命者。但，吊诡的是，小小的安娜，十几岁的小少女，却正是从牛虻这里，学会了一往情深、永恒的崇拜：对那些美好的事物。
她不知道，在静谧的阅读中，她开始悄悄蜕变。她变得美丽。当然，比起丽莎，她没有她当初那么明艳，那么光彩夺目。她的美是沉静而深邃的，有如一条深河。她从曾经的平凡中脱颖而出，让人惊讶。仔细看，她的五官，其实并没有多大改变，但，它们突然之间呈现出了一种难以言喻的魅力和美，变得神秘、动人。对于这种改变，安娜并不自知，也因此，这美中有一种难得的谦卑的姿态。连姥姥都常对安娜的母亲说：
“安娜这丫头，巧长了，好看了。好看得一点儿也不咋呼，受端详。”
母亲喜欢这结论：受端详。
母亲其实知道安娜违背她的禁令在偷偷看那些“闲书”。她是矛盾的。起初，当她有一天偶然发现，小小的女儿，坐在小板凳上，抱着厚厚一本大部头，读得那么痴迷的时候，她瞬间竟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和感伤：她真像她的父亲，她想。她静悄悄默不作声看了她很久，硬不下心肠去阻止。后来，她从她的枕头下面翻出了那本书，看了看名字，松了一口气。她安慰地想，这些红色的读物，应该无害吧？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久，丽莎的吞药自戕，让她惊惧万分。随后那孩子的巨变，抑郁和突如其来的重病，以及，激素带来的恶果，让她心痛欲碎。看着那个肥胖的，笨拙的，终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足不出户，一说话就恶声恶气的大女儿，她的明珠和珍宝，她后悔得恨不能咬舌自尽。多希望这是一场梦。她常常这样想。多希望一睁开眼睛又回到了不算久远的“从前”，阳光明亮，天清气爽，京城来的老师们对她说：“我们要带走丽莎。”她一定、一定极其爽快地说：
“好吧，丽莎就交给你们了。”
如果是这样，如果是这样，一切，该多么好。
可是，没有如果。
她全部的心血，几乎，都放在了这个病痛的孩子身上，无暇他顾。即使后来，她发现了安娜在读那些危险的东西时，在读丈夫遗留下来的那些让她痛恨的东西时，她想干涉却顾忌了。丽莎的前车之鉴，让她不敢轻举妄动。有一度，她甚至无奈地想，由她们去吧，去吧……
可是，1966年到来了。红八月到来了。
危险扑面而至。那是更凶猛的、前所未有的危险，地动山摇。刚刚建立不久的、蜗居一隅的小小平静日子，被狂飙巨浪顷刻颠覆。她惊出一身的冷汗。想，范佩兰你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啊！整个家属院，今天这家，明天那家，被抄家，被批斗，被勒令逐出城市……校园里，铺天盖地，整个城市，铺天盖地，刷着这样的标语：红色恐怖万岁！她恐怖了。她不等抄家的上门，自己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那些犯忌的东西，旧照片、亲朋之间来往的信件，以及，安娜的日记本，甚至，记录家用的旧账簿，总之，一切有文字的纸张，记录了这一家人生活轨迹和来历的东西，统统被她扔进了火炉里。当然，还有那些书，丈夫最后的、最后的遗物。她知道安娜把它们藏在什么地方，她亲手打开安娜的小木箱，从不多的衣物下面，俘获了它们，然后，当着安娜的面，把它们一本、一本，投进了炉火中。
安娜默不作声。
她默不作声，看着它们在烈焰中毁灭。塔基亚娜、玛丽亚、薇拉、娜塔莉亚……这一个个遥远却亲爱的人们，忍受着烈焰的焚烧，在剧痛中抽搐着，化为灰烬。最后，是她的亚瑟，她的列瓦雷士，她至爱的牛虻，他在烈焰中又一次被背叛、被摧残、被折磨，又一次粉身碎骨。她紧咬嘴唇，看他受难，不让自己发出廉价的哭泣。她不知道自己的嘴唇被咬破了，流着鲜血。这鲜红的血，让母亲这个刽子手惊心。
母亲说：“安娜，我宁愿让你恨我，也不能让这个家再遭遇不幸。”母亲望着她被血染红的嘴唇：“我得保护这个家，保护你们！”
安娜转身而去。
她不恨妈妈。因为，她有着和妈妈一样的恐惧，恐惧而困惑，巨大的困惑。她不知道为什么生活会变成这样。只是，她还太小，十二岁的她，还不懂得质疑。所以，她又为自己的恐惧和困惑感到可耻。她渴望自己也能像别人一样，豪情万丈加入到狂欢的行列，加入到革命者的行列，可是，不光她做不到，人家也不要她。她没有纯粹的革命者的血统。
庆幸的是，她们家，躲过了红八月的风暴，度过了1966年，平安无事。
校园里，零零星星，有几张父亲的大字报，但，很快，就被别的大字报淹没了。大概是，父亲已经去世多年，就算是牛鬼蛇神，也仅只剩下一张皮了。第一次，安娜的母亲，范佩兰老师，为丈夫的早逝感到了庆幸。但是，范老师从此提高了警觉，她给这个家里所有的成员制定了几条铁律：
一、任何时候，都不许写日记；
二、任何时候，都不乱说话；
三、严禁借阅毒草书籍。
这第三条，不用说，是针对了安娜一个人。
当恐惧渐渐变得遥远一些的时候，安娜故态复萌。她就像一个吸毒的人戒不掉毒瘾一样，永远戒不掉对于阅读的热爱。
奇怪的是，那些毒草，那些似乎被红色的风暴铲除净尽的毒草，在被荡涤过的空旷如荒漠的土地上，不知何时，像雨后的蘑菇一样，眨眼之间，破土而出。
它们诱惑着如安娜一样的少男少女。
它们潜伏着。在城市，在人间，在各个隐秘的角落，这里那里，东西南北，散发出独特的气味，等待着发现它们的鼻子和眼睛。
这样的鼻子和眼睛，潜伏在人群里，却能够毫不费力气地彼此识别。就像革命者凭借着《国际歌》，就可以在世界各处在天涯海角找到自己的同志。
禁忌永远充满魅力。用这样隐秘的方式寻找到的书籍，格外让人珍惜。而一个能够交换禁书、交流读后观感的人，不用说，一定是可以彼此信赖的朋友了。凌子美无疑是这样的朋友，三美、素心也是，如今，现在，此刻，又多了一个人。
夜深人静，安娜偷偷从枕头下面抽出了笔记本，黑色羊皮封面的本子，显然，不属于当下的时代。那一定是个老东西，是长辈们的遗留，就像，安娜曾经拥有过的父亲的书籍。她轻轻抚摸封面，小心翼翼，就像触摸神秘的时光。她翻开笔记本之前，在心里猜测，猜测他的扉页上会写些什么，是普希金的诗吧？“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她想，微笑了。但是不是。
她猜错了。
扉页上，写着这样几个字：天国的葡萄园——献给小薇。
蓝黑色的墨水，字迹端方、清晰、力透纸背。她望着这一行字迹，莫名地感到了冷。
原来这是一部小说手稿。
那一夜，她彻夜未眠，一直读到黎明，泪流满面。为这个叫作“小薇”的姑娘，为她悲剧的初恋，为爱情，为人世的残忍，为善和暴虐，为生活的无奈……她流着眼泪，一边却甜蜜地想：她们说的是对的，三美和素心说的是对的，这个人，他才华横溢。
天亮时，她把这个珍贵的笔记本，藏进了她的枕头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