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李立三主持的广东省委会议上，当委员们都正在忙着追究失败者的责任，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位一直没怎么发言的工人委员说了一句话，让大家顿时安静下来。
“我的肚子饿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吃饭问题。”他说。
经他这么一说，辩论的双方才感觉到肚子确实已经呱呱叫了。
这句话看似简单朴素，却像打雷一样，把大家拉回到现实中来。
人饿了就要吃饭，开会的委员们饿了要吃饭，被国民党通缉而潜逃至香港的两百多名暴动骨干饿了也要吃饭，留在广州的大部分倾向共产党的失业工人，饿了更要吃饭，需要解决就业问题。
如果仅仅从解决经济需求的角度看，广州暴动无疑是1927年下半年那三场著名暴动中，最不成功的一场暴动，是一场纯消耗的暴动。由于长堤中央银行的大火（也有人说是国民党军为了阻止共产党取得金钱所纵），暴动部队与银行金库内的几百万现大洋失之交臂。由于下手慢了一步，其他几家分行的钱也没有拿到。
不仅没有从银行搞到钱，没收商业资本和富豪财产的工作一点也没有做。秀才们大概是觉得暴动成功之后要什么有什么，资本家的财产放在那儿也跑不了，所以一直没有动手。暴动时，广州城内发生过一些针对中小商铺的抢劫活动，不过那只是趁火打劫的“浪仔”们所为，这些地痞无赖乘机挂了红领带，去抢劫店铺，赃却栽在了共产党的头上。
当年参加暴动的陆定一曾经在给共青团中央的报告中，报告过这样一件事：被革命委员会枪毙的反动分子手上的金戒指都没有拿掉，陆定一对此感到非常可惜。
正是因为对财政问题无计可施导致经济上的拮据，以至于广州苏维埃政府各机关买小菜的钱都没有，这也是秘书长恽代英受到责难的原因之一。
广州暴动失败后，工人和农民继续受到压迫。资本家恢复了商团，推翻了以前给工人的优惠条件，减少了工人的工资，加重工作量延长工作时间，恢复了包工制。地主对农民同以前一样残暴，率领民团屠杀农民，收回耕地加重田租，甚至没收自耕农的土地。国民党发行的纸币则继续大幅度贬值，民不聊生，这就是失败直接带来的经济后果。
现在流落在香港这些人的生活费怎么解决？还得伸手向中共中央要钱。
因为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已跌到面值的四折，广东省委决定给每个骨干每人每天发两角钱港币作为生活费用。要钱的报告中特别注明：“一切救济费等极为困难，万望中央即汇款来。”
·2·
处分责任者并不是目的，而是以儆效尤的手段。
在李立三的主持下广东省委进行了改组，李立三亲任省委书记。
新上任的李立三不仅要清算旧的广东省委在广州暴动中所犯的错误，而且还要求追究国际代表纽曼的责任，要求中共中央重新评价广州暴动。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根据纽曼的汇报出过一份《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
性格耿直而暴躁的李立三在信中是这样写的：
中央政治局：
政治局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确与当时事实多不符合，把我们正确的教训完全蒙蔽了。此次广东省委会议对广州暴动的决议案，完全是参加此次暴动的一般同志共同认为正确的意见与教训。
我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坚决地提议要求中央根据广东的决议案重行讨论修改发出。如已发出即须更正。否则对于全党尤其是广东的党不单是得不到教训，并且有极不好的影响。如果中央决议案系根据参加暴动的外国同志的报告，我并提议中央政治局应向国际建议惩罚这个同志。因为一方面在暴动时在指导上既犯了很大的错误，另一方面虚报中央来掩饰自己的错误。这完全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行为。
立?三
1928年1月16日晚
中央政治局并不认可李立三的指责，此后曾经两次致信广东省委和李立三本人，为广州暴动申辩，并决定派邓中夏去广州替代李立三回上海。
立三兄：
致政治局信阅悉，兄对中央决议案既有根本不同的意见且复涉及国际代表，而中央对于兄所指导的广东省委会议及其决议案亦认为极其不妥，特决定兄即来沪与中央面谈一切。省委书记一职派中夏同志前往代理。中夏至后希即来沪为盼。
中?央
1928年1月25日
于是，中共党史上颇为奇特的一幕出现了：本该为自己说好话的广东省委拼命贬低广州暴动，而事先“完全没有接到广州事件的通知”的中共中央，此刻却拼命为暴动说好话。
中共中央与广东省委的分歧，折射出共产国际内部对广州暴动看法的分歧。
当时苏联共产党内部斗争激烈，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政治反对派”企图借广州暴动的失败，来攻击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盲动和冒险。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好的暴动就是结局好的暴动，而坏的暴动就是结局坏的暴动。按照这个逻辑，广州暴动因为结局坏，因此是一个坏暴动。在这场类似政治赌博的暴动中，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是输家，苏联驻中国的外交使馆被封闭，人员被驱逐甚至被杀害，中苏两国断交。而中共方面折损了一名政治局委员，在广州的革命力量也被消耗殆尽，实在是得不偿失。
斯大林自然不能同意托洛茨基派的指责，认为广州暴动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仍不失为“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英勇尝试”，证明“中国工人极大的英勇精神的模范，他们是的确有取得中国大革命之领导权的历史使命之资格的”。
苏共内部的争斗，终归是斯大林派占了上风。因此，在1928年夏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已经从中国回到莫斯科的罗明纳兹严厉批评了诋毁广州暴动的观点：“企图把广州起义看做是盲动，这是完全错误的。广州起义是中国革命过去一段时期的中国无产阶级的英勇掩护战，尽管领导上有重大错误，它依然是新的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一面旗帜。”“广州暴动不仅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而且在世界革命历史上都有灿烂的意义。”
根据“六大”的决定，中共中央决定将每年的12月11日设立为广州暴动的永久固定的纪念日，每到这一天都要举行纪念活动。后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劳动法》又规定：广州暴动纪念日这一天，一切机关停止工作，集会纪念。
·3·
中共中央对张太雷的家属作了妥善安排。
留在家乡的妻子陆静华准备送去苏联学习，但因为她要照顾张太雷的老母和孩子而没有去。
在广州陪伴张太雷的另一位女性王一知被秘密接到了上海，住在中共中央机关里，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人都亲去探视抚慰，安排她的生活。周恩来在上海期间，每次的生活费都是他亲自送去，问寒问暖。按照规定，中央领导人的遗属每月生活费是五十元，周恩来请示中共中央同意，每次总是加上一倍，送来一百元。
广州暴动保存下来的最大一支武装力量是教导团。国民党军重新占领广州的那天傍晚，教导团从广州市东北方向成功突围，撤到沙河一线。在那里，他们遭遇商团的零星袭击。进行了短暂反击之后，部队又连夜向广东花县前进。
花县离广州城约有一天的行程，部队在花县县城进行了休整。从广州撤到花县的约有一千三百余人，以教导团为主，还有警卫团、黄埔军校特务营一部分，加上花县农民武装骨干，共约一千四百人，决定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
红四师排序是这样得来的：红一师的番号已经给了朱德所部，根据广东省委给北江特委“马上改编军队”的指示，朱德所部已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红二师的番号已经被在海陆丰活动的董朗部所用，这一部也是南昌暴动部队的残部；红三师的番号是海南岛琼崖游击队的番号，海南岛的暴动也列入了中共中央主抓的项目，因此广州暴动的残余部队只能排为红四师。
红四师由叶镛任师长，下设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团。值得一提的是第十团的两位领导：团长白鑫、党代表徐向前。这两个人是老搭档，后来走向了泾渭分明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白鑫被捕叛变出卖了彭湃、杨殷等人，致使他们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处死，白鑫本人也死于中央特科之手。徐向前后来到了鄂豫皖地区开创了一番新天地，参与创建了红四方面军，日后成了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红四师成立之后，去向成了大问题。广州是肯定回不去了，有人提出去北江与朱德的红一师会合。但因为通讯不畅，一时联系不上，只得开往海陆丰去找红二师，又开辟出另一番新局面。
·4·
1927年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是发生大事件最多的年份之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最著名的三大暴动，都发生在这一年份。它是一道分水岭，隔开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同时也标志着建立人民军队的奠基工作已经初步完成。
对军队发展壮大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纷纷登台亮相。
此前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尽管有着很多差异，但此刻站在同一条红色起跑线上。
如果以三大暴动时的职务为起点，以共和国成立后首次授予军衔为终点，人物的命运轨迹充满神奇的变数。
共和国十大元帅中，除了彭德怀没赶上三大暴动之外，其余九人或多或少都卷入其中。以当时的职务论，贺龙、刘伯承、朱德、叶剑英为较高的军、师级，聂荣臻、陈毅、徐向前为中级的团、营级，林彪和罗荣桓职务较低为连级，但跑到终点的时候，他们都成了元帅，在排名上，当初级别低的甚至超过当初级别高的。
三大暴动中，秋收暴动产生的元帅最少，只有一个罗荣桓。广州暴动次之，除了徐向前之外，聂荣臻和叶剑英两人既参加了南昌暴动也参加了广州暴动。而从南昌暴动中走出来的元帅为最多，有朱德、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再加上参加过两大暴动的聂荣臻和叶剑英，有七位共和国元帅参加了南昌暴动。因此将南昌暴动定为解放军的建军节，并非没有道理。
性格决定命运，除去中途离场、牺牲和“被暴动”（如蔡廷锴）者之外，叶挺的仕途蹇顿与他自己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如果叶挺不是因为含冤受屈而一气脱党，以他在军队的地位和作用，当授共和国元帅无疑。实际上，三大暴动中挨处分的并不只叶挺一人，周恩来、毛泽东等人都扛过来了，为何叶挺就忍不了呢？
历史就是这样地捉弄人。
三大暴动之后，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脚步并未止歇。
人民解放军作为一支不拿薪饷的弱小军队，战胜了若干支有着丰厚薪饷的军队，最终赢得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不能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