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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的太阳终于落山了，广州暴动度过了难熬的一天。
这天晚上简单吃过晚饭之后，张太雷、黄平、周文雍、叶挺、徐光英等暴动的首脑们以及纽曼、郝西史等人集中在公安局一层大厅，研究第二天的行动。
先由张太雷进行了简单的总结。暴动的当天，指挥部颁布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宣布一切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和一切张发奎省政府委员都是革命的叛徒、工农兵的仇敌。第一天的战果还算不错，珠江北岸大部分的战术要点都已经被控制，只剩下长堤的四军军部和中央银行等几处国民党据点没有拿下，部队正采取监视行动。
但是，在表面和局部胜利之下，广州的局势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广州市内已经停电断水，三个势力最大的黄色工会不仅没有参加暴动，反而纷纷逃至珠江以南李福林第五军盘踞的地区，出重金组成敢死队，扬言要与共产党死拼。张发奎的主力正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集结在广州外围，一场恶仗无可避免。
红军总司令叶挺发言中充满了忧虑。他的话也不多，主张趁张发奎主力尚未完全部署完毕的机会，暴动部队的主力应于次日（即12日）退出广州，立即撤向海陆丰以保存力量。军队行伍出身的叶挺心里明白，仅凭教导团和警卫团这点兵力，加上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工人赤卫队，无论如何难以抵挡张发奎数万虎狼之师。长堤的中央银行和四军军部用了一整天的时间都攻不下来，足以说明暴动部队缺乏城市巷战的经验，这些经验也恰恰是防守广州所必须具备的。即便是叶挺本人，打巷战也不如打野战顺手。
叶挺的话音刚落，立刻招致一片反对之声。
叶挺这种不进反退的悲观情绪尤其令张太雷和纽曼大失所望，他们原本想借重叶挺的军事声望，迅速解决广州市内的战斗，却不料叶挺说出这样泄气的话来。纽曼不客气地批评叶挺和徐光英在军事指挥上不够敏捷，然后又批评叶挺的态度消极悲观，徐光英表现得非常糊涂。
纽曼认为暴动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绝不允许后退，叶挺关于撤出广州退往海陆丰的主张，完全是一种使革命军队沦落为土匪的主张。暴动的下一个目标应该全力拿下长堤，然后迅速进攻珠江以南的李福林第五军。
自尊心极强的叶挺受到一阵抢白，内心十分不悦，但又不好反驳纽曼，只好两手支撑着下巴坐在一张写字桌旁一言不发，面色阴郁。他名义上是红军总司令，但这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他只是在暴动前几个小时才刚刚从香港被召到广州，暴动的核心工作介入不深。张太雷在解释为什么这么晚才招叶挺回广州的原因时，竟然说是为了叶挺的安全，减少他被捕的机会，所以回广州“越晚越好”。
更何况叶挺所能直接指挥的部队，不过是教导团和警卫团。工人赤卫队归周文雍指挥，叶挺根本调动不了，所谓的红军总司令徒有虚名。教导团和警卫团的战斗力比起昔日铁军根本无法相比，叶挺比任何人都了解对手：张发奎手下的薛岳、李汉魂等人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尤其是薛岳部，揭阳、汤坑之战已经领教过其剽悍的作风，未经大战的教导团显然不是其对手。而他这个军事总指挥事先甚至连一张最基本的军用地图都没有，仅凭借着从公安局消防科墙上撕下来的一张广州市地图进行指挥，这仗怎么打？
鉴于叶挺态度消极，纽曼建议张太雷直接行使军事指挥权。临阵换将本来是兵家大忌，可是张太雷匆忙之中也顾不了许多，听从了纽曼的意见。叶挺大权旁落，只当了一天的红军总司令就剩下去屋顶观战的份儿了。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决定第二天继续攻打长堤。为了顺利拿下长堤，苏联顾问郝西史提出要亲自去现场考察，被黄平婉言劝阻，当时苏联人直接参加暴动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出了差错不好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交代。
会议结束之后，纽曼派人四处寻找电台，准备向海参崴发报，报告广州暴动的情况并希望苏联派船来支援。费了半天劲找到了电台，但台长和报务人员早已逃走，纽曼只得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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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作出继续攻打长堤的决定，实有不得已的苦衷。
长堤上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据点都没有拿下，一个是四军军部，另一个是中央银行。
张发奎的四军军部由少数留守部队守卫。四军是张发奎起家的本钱，堪称粤军乃至国民革命军的模范军，共产党第一支武装——叶挺独立团，就是出自四军。拿下四军军部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对打击张发奎心理和士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央银行是孙中山1924年开办的。办这个银行主要就是为了筹集北伐战争军费。当时广东的金融极为紊乱，英商汇丰、渣打等银行往往左右局势，日商台湾银行也成为富商、官僚、军阀们存货贮财的主要处所之一。这些金融机构大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利用政局变动制造金融风潮，伺机获利。厘捐粮税全为各路军阀截收，赌饷烟捐也由各军支配，严重地影响革命的推进。
孙中山革命政府管辖下的盐务稽核收入，此前一直都是存入广州中国银行。1923年底，政府负责财务的宋子文奉令向银行提取存款11万元做军费，不料该行托词推诿，拒不支付，该行长竟然携带相关的单据和文件逃往香港。孙中山痛感革命政府没有自己直接掌握的银行而仰赖其他金融机构并非长久之计，称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为“革命首要之图”。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孙中山即下令筹建中央银行，并亲自抓建行工作，任命廖仲恺为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为行长，首批开办资金是向外商借款1000万元和向地方金融机构借款18万元。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俗称“中央票”，名义上与银元等值。
中共中央每每将广州暴动比喻为当年的巴黎公社。熟悉巴黎公社典故的人都知道，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批评过巴黎公社没有没收法兰西国家银行，这也是巴黎公社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广州暴动自然不能再重蹈巴黎公社的覆辙，中央银行是一定要占领的。
广州暴动需要很多的钱，张太雷给中共中央报告中列举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头还在后边，其中最大的一笔是军费开支。广东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广州暴动要组建红军一个军的宏伟计划。这个军由三个师组成，第一师由教导团扩编而成，第二师由广州工人赤卫队编成，第三师由海陆丰的农民暴动组成，人数将达到五万人。从成分来讲，这支部队以工人、农民、革命士兵为主组成，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工农红军，也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正式上报的红军编制。
为了让未来的红军更具吸引力，广东省委计划发给红军战士高额的军饷，开出的价码是每人每月二十元，以组建五万红军来计算，每月军饷开支就需要一百万元。
此前军队的收入是比较低的，军饷每月仅为十二元，这还是粤军的嫡系。一些杂牌部队还拿不到这个数，最低的只有九块半。当时广州收入最高的运输工人每月为二十四元，机器工人二十三元，因为这两个工会的势力都比较强大。势力相对弱小的手工业和酒业工人，每月也能拿到十七元，店员每月十五元，粮食业工人十四元。
如果将红军的军饷提高至每月二十元，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暴动开始后被俘的国民党炮兵团士兵就曾表示，如果待遇提高他们可以直接编入红军。因此广东省委强调“无论如何设法照二十元给他们，影响敌人军队”，只有这样，“兵士和革命的军官即刻带领武装到红军方面来，逮捕并枪毙一切反革命军官，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的号召才会更有效果。
较高的军饷对失业工人同样有吸引力，对增加军队中的工人阶级成分十分有利。仅靠许诺增加工人的工钱、没收阔老公馆给工人居住、帮助城市贫民消灭一切债务、禁止偿还并取消贫民的房租和捐税等等措施，都不可能立即实现，不如直接提高军饷来得有效。
如此大量的金钱，指望中共中央是不现实的，直接原因很简单——没那么多钱。
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组建红军应该实行志愿兵制（相当于现在的义务兵役制），军内实行供给制，不给士兵发军饷。前不久中共中央还指示朱德所部必须停止薪饷制度，完全改为志愿兵制度，采用公有分配办法。自此之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实行军衔制之前，人民军队没有正式发过一分钱的军饷，而是采用供给制，无论干部战士只领为数不多的津贴。
此外，广州暴动许下的种种诺言、未来革命政权的行政开销，都需要数额巨大的金钱。广东苏维埃政府已经开出很高的价码来买李济深、张发奎、黄绍雄、黄琪翔、朱晖日、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等八人的首级，无论是谁只要献上其中一个人的头颅，就可以领得赏银五万元。万一真有人持首级来献，到哪里去找这笔巨款呢？
此外，在潮汕地区筹到的款项和金银细软也没有如期运到广州，也是广州暴动缺钱的重要原因。
除了尽快攻下长堤的中央银行，取得金库中的金钱，别无良策。
如此一来，长堤攻坚战就成了广州暴动这盘棋中的生死劫，谁打赢了这个劫，谁就会在整盘棋中占据主动。共产党如果打赢了这个劫，那么整个珠江以北就成了一片活棋，不仅可以拿到扩军所需要的大量金钱，而且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兵力攻击珠江以南的李福林部。张发奎如果打赢了这个劫，就会发挥强大的外势作用，里应外合。张发奎清楚，中央银行金库中存放的数百万元钱绝不能落到共产党手中，如果共产党用这笔巨款扩军成功，便是如虎添翼更难遏制。
国民党在长堤拼命死守，四军军部外围临时用铁块和木栅做成了掩体，里边架设着机关枪封锁了通路。中央银行面临珠江，厚重铁门深锁，步枪子弹很难射穿，周围都是坚固的房屋，银行卫队居高临下，根本无法接近。长堤对面的机器工会“武装体育队”也架起机枪，拼命向企图接近长堤的暴动人员扫射。虽然前一天缴获了炮兵团的几十尊火炮，但很少有人会用，仅有三四个朝鲜籍的战士会用。加之在巷战使用火炮视界和射界都受到很大限制，用炮并无多大效果，进攻一筹莫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