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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傍晚7时许，南昌城内的圣公会教堂，贺龙的军部。
参谋团委员会会议，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程度。从职能来看，参谋团更像是暴动的咨询机构。
人们已经从暴动最初的成功中冷静下来，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
首先是暴动纲领问题。有人提出暴动采取兵变的方式，纲领并不重要。这个观点遭到贺龙的激烈反对：“以前人家说我是土匪出身，现在我们是革命，就应该有政治纲领。否则，别人又会说我们是土匪。”
前委当然也不同意兵变的说法，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大规模的城市暴动，必须要有明确的纲领。
暴动后成立的政权机构叫做“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下设若干委员会行使政府职能。从名称和人员组成名单上可以看出，南昌暴动打的仍然是国民党的旗号，这与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宣言是一脉相承的：“共产党不退出国民党，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孙中山之光荣旗帜，永久在革命民众方面，决非反动和妥协的伪国民党所能盗窃的。”
继续打国民党的旗号，也是共产国际的意思。中共中央曾经征询过罗明纳兹的意见：“我们现在对国民党态度究竟如何？”罗明纳兹明确回答：“国民党旗帜还是要用的。”
在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的人选上，张国焘和谭平山主张须加入张发奎，周恩来、李立三主张不应让张发奎加入，恽代英、彭湃觉得张发奎加入不加入无所谓，都是两票，形成僵持局面。最终周恩来作了让步，张发奎入选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等人也赫然列名革命委员会委员之中。
然后讨论南下的具体路线问题。南昌不能久留，有人提出不回广东，索性打到武汉去，然后转道去湖南、湖北发动工农运动，促成下一场的秋收暴动。从事后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可以看出，这种意见有一定的市场，如果按照这种意见，南昌暴动与秋收暴动很可能合二为一。
但这个意见很快便被否决了，因为这不符合中共中央“打回广东去，实行第三次北伐”的既定纲领，部队中的广东子弟早已归心似箭。此外，两湖一带唐生智的力量非常强大，杀去湖南的途中，极有可能会被唐生智消灭。
参谋团给出的计划是，南下先取广东东江，然后再攻取广州。
先取东江，是因为东江是农民运动的发源地，群众基础好。早在1922年冬，共产党员彭湃就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大批共产党员深入东江农村，普遍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周恩来就当过东江行政委员会主任。“七一五事变”之后，东江反蒋、反汪情绪高涨，曾经有一副对联流传很广，上联是“一道红光斧斩妖精镰斩怪”，下联是“满天赤帜器归工友地归农”，其中妖精的“精”即是指汪精卫，“怪”即是指蒋介石，在客家话中，蒋介石的“介”与“怪”同音，足见东江农民运动的热情。
从用兵的角度来说，东江的地形较北江平易，广东的国民党军多集中于北江；东江可以背靠福建，作为战略后方。选择东江还有一条重要的经济原因，就是这里离入海口近，取得苏联的接济比较容易；商业发达，筹集军费容易。
然后是讨论扩军问题。贺龙成了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前委决定给他扩编一个师，二十军由两个师扩编为三个师。叶挺的部队也升格为第十一军，有的团升格为师，大批军官职务得到晋升，皆大欢喜。
争议最大的，是南下广东走大路还是走小路？
从南昌、吉安、赣州有条大道可以直下广东，少数人主张走大路，沿途的敌人主要是滇军朱培德部。留在南昌指导暴动的苏联军事顾问纪功（对顾问的参与，共产国际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就主张这一观点，纪功是苏联红军骑兵指挥官，非常看重部队机动速度。
从南昌走抚州、瑞金、寻邬还有条偏僻的小路，多数人主张走这条小路，沿途敌人的阻碍会少些。此外，这条小路离湖南边境远一些，暴动部队中湖南籍战士人数很多，怕他们中途跑回家去。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走小路。
话虽如此，走小路还是引起了非议。周逸群强烈置疑走小路的方案，认为主要是山路崎岖，携带物资和部队给养很难输送。他因为级别不够没能参加会议，只好在会下把自己的意见向贺龙、刘伯承作了陈述，两人觉得周逸群此言有理，答应请叶挺回来重新商议行军路线。
不料请了半天，叶挺迟迟不来，一直到等到8月2日凌晨1点多钟，叶挺才姗姗来到贺龙的军部。一天一夜没睡觉的叶挺，已经是满面疲倦之色。他刚刚召集完第十一军军官会议，布置好行军计划，因此对周逸群的意见颇不以为然。
贺龙见叶挺不悦，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打着圆场：“你们商量，怎样决定，就怎么好！”周逸群一直在贺龙手下工作，又被内定为二十军第三师的师长，如果让叶挺误会自己跟周逸群串通一气总是不好。
贺龙不表态，周逸群只好把走小路不妥的理由对叶挺重复了一遍。但无论他怎么说，叶挺始终坚持走小路，理由是已经向部下宣布走小路的计划，尤其是对蔡廷锴的部队不好反悔，因此不能改变计划。
周逸群向谭平山求援，谭平山见叶挺态度如此坚决，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在座的周恩来、刘伯承虽然不反对周逸群的意见，但也不好直接出面否定叶挺的主张。
叶挺见其他人都不说话，于是不耐烦地对周逸群说：“你早又不说，既已决定的事，你偏又来饶舌，你不怕摇动军心吗？”周逸群自然不愿意承担“摇动军心”的责任，也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大家分别散去，趁着黎明到来之前的几个小时，美美地睡上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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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南昌《民国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上，发表了周恩来改定的《八一宣言》，同时也发布了由高语罕起草的“通缉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
报纸还以较大篇幅，刊登了叶挺给张发奎的电报，恳请他不要抛弃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部下，立刻到南昌来共赴危难，重振革命声威。贺龙也致电张发奎，表示欢迎他来南昌。南昌各民众团体纷纷发表宣言，欢迎张发奎到南昌参加革命。
8月3日，叶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将国民革命军内部的种种矛盾公之于众，首次披露了二方面军遭受的经济歧视。
最大的问题是军饷大幅缩水。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发放的军饷大部是纸币，虽然官方公布纸币与银元能一比一兑换，实际上根本做不到，纸币只相当于银元的七折或六折。连年的战乱破坏了经济，物价飞涨，军人待遇直线下降。
既然政府不能足额发放军饷，等于默许军队自行筹措粮饷。但这样做必须要控制足够的地盘，才能征粮征税，扩充兵员。国民革命军本来就是由各个派系组成的，难免苦乐不均，加上唐生智有意利用职权排斥异己，整个二方面军的境遇都不太好。
叶挺在文告中，披露了这一事实：
二方面军为革命为主义奋斗，未尝争半寸地盘，也没有时间去筹措军饷，除了向唐生智及武汉政府领取薪饷外，别无他法可筹款弥补，不比其他各军均有固定地盘，各高级军官久已腰渐充满，而下级军官亦都分润些许。但是，军事委员会为唐生智所把持，对二方面军特别压扣，就第四、十一两军来说，积欠百八十万元的军饷，官兵的生活实万难维持。
战士们的鲜血和生命是一种特殊商品。不发军饷，就等于买东西不给钱；而发给不断贬值的纸币，就等于贱卖战士们的生命。而从中渔利的，正是唐生智、何键、朱培德等新军阀。因此，革新军阀的命，不仅合理而且合情：
痛苦都是谁给我们的呢？第一就是唐生智、何键。因为他们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党，抢劫中央银行现金，使中央纸币一落千丈。第二就是朱培德。他把江西银行现金二百万强行提出，饱其私囊，致江西纸币价格陡跌，民间至拒绝使用。我们第二方面军得不着现金，所领饷银全系纸币，不能采办粮秣，致使我百战之武装同志，当疲惫之余，无以疗饥过活。
东征如果能够解决大家的痛苦，或者也值得去拼命。但东征结果，二方面军必走到一个极危险地位，势孤力尽，生无容身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恐怕现在六七折的纸票也无法领到，所以欲维持生存以为革命奋斗，也必找着个内不受军阀所包围、外不受帝国主义所封锁的地方。全国各省唯有广东适合这个条件。
广东为总理四十余年从事革命的根据地，它的地理及社会均较适合于革命的生存。蒋逆若无广东五六百万元的接济，亦不能支持。本方面军如果有决心到广东去，扫除障碍的杂色军队，实在可以毫不费力地安全达到。
叶挺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这篇文告却真实道出了南昌暴动背后的经济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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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说出了张发奎想说而不能说的话。东征讨蒋，打赢了功劳归唐生智，自己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打输了就只有死路一条。利害相权，乘机回广东不失为一条上策。
尽管张发奎被列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尽管叶挺、贺龙乃至南昌民众团体都“恳请”他来南昌参加革命，但自从在德安附近遭受周士第和聂荣臻的排子枪之后，张发奎认为共产党对自己的热情态度，感觉有点像“叶公好龙”的样子。
然而，既然都要回广东，日后难免也有相见的机会，事情不可做得太绝。
张发奎决定送一个人情给共产党，礼送在九江的郭沫若、李一氓、梅龚彬、阳翰笙等人回南昌。
南昌暴动之后，张发奎把郭沫若叫了去，征求他的意见：“南昌那边已经动手了，郭先生何去何从？如果要到南昌去，请便，我还可以派船相送，从湖口到鄱阳湖进赣江。先生还可以把全队都带走（指政治部的人）。”
郭沫若明确表示要去南昌，但张发奎并没有完全履行诺言。送人的船没有派，只派了铁路上的手摇车。手摇车是铁路工人检修铁轨所用，比较狭小，坐不了几个人，也带不走多少东西。当时郭沫若和李一氓手中还有些武器，仅没有开箱的崭新驳壳枪就有五十多支，子弹也有好几箱。带不走的武器，都秘密交给了九江做地方工作的陈奇涵。
九江其他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就地解散，有的回老家，有的带上介绍信去了上海。政治部内非共产党的政工人员，郭沫若将其全部送给了张发奎，从此两不相欠，重新来过。
从九江坐手摇车到南昌，自然要费些时间，而且少不了多受些风霜之苦；但总算是脱离虎口，值得欣慰。听说郭沫若等人平安归来，在南昌的周恩来、张国焘总算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也放回肚子里。
此时，南昌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