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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21年6月3日，一艘从地中海驶来的意大利客轮，在中国上海港徐徐靠岸。
一位头顶微秃的欧洲裔中年男子从三等舱里走了出来。
上海夏日的阳光让这位外国佬不得不眯起眼睛。码头上搬运卸货的工人往来如织，阳光给他们结实的肌肉刷上了一层古铜色。码头外不远处小商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显得十分繁华。这让他有些惊讶和感叹。
走出码头的时候，他向穿制服的检查人员晃了一下护照。护照标明他的名字叫马林，来自荷兰。检查人员只是按例行公事看了一下便挥手放行。他们不知道，他们今天放走的这位马林先生不久将在中国的土地上，掀起怎样一股惊涛骇浪。
马林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
共产国际是1919年3月成立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马林受共产国际派遣，肩负着一项极其特殊的使命——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
马林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人，此前还有一位名叫维金斯基的人被派到中国，他的中国名字叫“吴廷康”。
早在1920年3月间，吴廷康就详细考察了在中国建立工人组织的环境。他通过俄国驻华大使馆和北京大学俄文教授鲍立维（也有译作柏烈伟的），结识了在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者。鲍立维在北京大学教授俄语，对中国文学颇有研究，称得上是一位汉学家。他最先给吴廷康推荐的，是他的一位中国同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若论起对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当时的中国恐怕再没有谁比李大钊更全面、更深刻的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宣布了一系列对中国的友好政策，表示愿意放弃沙俄时代通过侵略取得的利益，这让中国人很感动，领导中国人推翻满清帝制的孙中山甚至喊出“以俄为师”的口号。
中国的知识界第一个站出来为“十月革命”大声喝彩的，就是李大钊。他认识到中国靠自上而下的所谓改良、维新，根本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有像俄国那样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给朋友的信中，李大钊详细介绍了俄罗斯发生的革命，表达了羡慕之情：“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
说起来，李大钊还是位“海归”。
出身于河北农家的李大钊对政治的兴趣非常浓厚，1914年他考入著名的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专业是政治本科。按照当时的情况，中国人取得该校毕业文凭回国，在政府机关谋个公务员之类的职务毫无问题，况且他学的又是“政治”。
遗憾的是，李大钊并没有拿到这所知名大学的毕业文凭。
1916年2月初，入学仅一年半，李大钊被早稻田大学除名了。原因并不是因为学习差，他的十一门课程考试平均成绩排名第四十位，当时全班有八十余名学生，他的成绩属于中等偏上。
被除名的原因，是因为李大钊“长期欠席”。所谓“欠席”就是缺勤，李大钊缺勤的很大原因是他把精力用在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东方，应该归功于日本的共产主义者河上肇等人，是他们把马克思的著作翻译成日文，当年留学日本的中国革命者很多都是从日文版读到马克思著作的。
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在北京的《晨钟报》(即后来的《晨报》)任职，“守常”就是他习惯用的别号和笔名。不久，李大钊在北京结识了陈独秀，此时两人还都没有到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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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和陈独秀相识，是在北京南城的瑞记饭庄里。
请客的人是李大钊，主客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陈独秀是陪客。此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位置出现了空缺，原来的主任章士钊要离开北京南下，于是便向蔡元培推荐李大钊接任自己的职务。蔡元培聘用了李大钊，李大钊设宴答谢，也是人之常情。
而陈独秀是凑巧赶上了这顿饭局。他来北京是为上海东亚图书馆募集股份，此时蔡元培刚刚接任北大校长不久，正在网罗人才，陈独秀又与蔡元培是旧相熟，便被邀请到学校担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院长)。蔡元培把陈独秀拉来，也是想让他和李大钊两人提前认识认识，两人都跟图书馆有关，以后也好在一起共事。
通过这一饭之缘，两人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李大钊接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得天独厚。北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会，思想激进的革命者还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赞扬“十月革命”，探讨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为了安全起见，马克思故意被翻译成“马尔克斯”，以宣传共产主义为主的藏书室被称为“亢慕义斋”（英文“共产主义”的谐音），以便公开活动。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固定的经费，买什么类的书籍校方也不太过问。
五四运动以后，在蔡元培校长的主持下，北大各种学术思想兼容并蓄，在国际上很有声望。一些国家的文化、教育机构与北大有图书交换关系，因此积累了大量马克思和其他学派的著作。通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总要有人来接受，陈独秀、李大钊等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成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人。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身边，聚集了一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人，形成了天然的师生关系。除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这些革命者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李大钊家里。一方面是为了请教些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想吃李大钊亲手烙的葱花饼。
李大钊烙的葱花饼堪称一绝，外脆里嫩，号称千层，每一层几乎都薄得透明。那时别人家的院门都是关着的，要先敲门才能进去，而李家的大门始终是虚掩着的，来来去去的人很多，影响也比较大。
鲍立维也是李大钊家的常客，他十分了解李大钊的为人，故向吴廷康推荐李大钊。
经鲍立维牵线，吴廷康在北京宣武门内大街和闹市口之间的石驸马胡同24号，与李大钊进行了初次会面。两人聊得十分投机，尤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吴廷康还见到了李大钊周围的青年才俊，这些人都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充满革命激情。
吴廷康在北京并没有见到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陈独秀当时在上海。李大钊马上介绍吴廷康南下上海去见陈独秀，商量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宜。吴廷康离开北京南下时，只留下了几本革命杂志和国外的通信地址，并没有留下经费。——他只是探路。
有了吴廷康的铺垫，这次马林来中国就不能再空手了。
共产国际授权马林支配一大笔钱，来启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尽管直到现在中共党史界还弄不清楚这笔钱的数目，也不知道马林通过什么方式将这笔钱带进中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笔钱即使在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作为交通和食宿费用也是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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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从上海来到北京，再一次考察了李大钊和他的团队，认为动用这笔启动资金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于是决定返回上海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李大钊派他的得意门生张国焘一路陪同马林南下，张国焘也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
马林在上海见到另外两位重要人物，一位叫李达，另一位叫李汉俊，两人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马林提议由“二李”出面联系其他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每个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商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当时中国的国内，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都建有共产主义小组；国外的旅日留学生和旅法的青年学生中，也建有类似的组织。
除了旅法的共产主义小组之外，“二李”分别给每个小组都写了信，而且还汇去了路费，每位代表的路费都是一百元，无论远近。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还将再领到五十元的路费。
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当时上海普通警察月工资不过十至十三元，警长也不过拿十六至十八元；上海黄金的价格是每两二十一元，一辆进口小轿车的价格也就一千元左右。十二位代表仅来的路费就可以买一辆进口小轿车还有富余。
尽管从上海汇给每个代表的路费绰绰有余，但大家花起这些钱来仍然精打细算。外地来的代表绝大多数被安排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学生宿舍。此时学生已经放暑假，组织者提前租下楼上靠西侧的三间宿舍，这里既安全又经济实惠，每个铺位一天租金不到一角钱，而上海普通客栈则至少需要三角钱。因为不知道会议要开多长时间，组织者预付给学校两个月的租金。
代表们吃饭的问题也是就地解决，由女校的厨役给做，花费也不大。当时有一块钱就可以在上海的普通饭馆请六七个人吃一顿不错的饭了，包括生煎馒头、蟹壳黄及各种小吃。
考虑到上海夏天的闷热，组织者还特地买了几张新的芦席，给代表们打地铺用。
住在这里的，有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东的包惠僧以及邓中夏等人。
并非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始终都住在这里。广东代表陈公博开会的时候，顺便带着新婚妻子来度蜜月，小两口住进了上海大东旅社。陈公博后来叛变了共产党，抗战期间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结局很不好。但他的“特殊化”为日后确定中共“一大”确切时间提供了宝贵线索——陈公博夫妇下榻的上海大东旅社恰巧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着实吓了这对新婚夫妇一跳，根据上海报纸对这桩命案的报道，可以推测出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
第一个报到的代表是北京的张国焘。他也不是这里的常住户，虽然留了他的铺位，而他却在外边另租了房子，主要是因为他还要承担会议的组织工作。
其他代表大多是几个人合住一间宿舍。唯一享受单间待遇的是湖南代表毛泽东，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的身材比较高大，不习惯睡地板上的芦席，而是睡在由两张长凳搭起的床板上，比较占地方；二是因为毛泽东睡觉爱打呼噜，吵得同屋人无法入睡，只好请他移尊他就。
会场就选在与博文女校相隔不远的李公馆——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