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九霞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族群研究是当代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世界各国、各族群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这种日趋深入而全面的交往，使得每个国家都在经历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不断调适及权利、利益的一系列调整等变革。在变革中，尤其是那些多民族国家的各族群间，由于各自的文化、历史、发展的条件不同，而产生利益上的冲突，这就使得现实条件下的族群关系与以往相互隔离条件下的族群关系大有不同。除少数极度同质和孤立的文化群体以外，文化群体之间的接触及互动必然产生形式多样的族群关系。而今“动态的文化分析与解释，动态的文化传承与蜕变，乃是文化人类学继续不变的工作目标。”[1]因此，研究各地族群关系的实际情况，探究其发展过程及未来走向，便成为现实赋予现代人类学的一项任务。“族群关系所强调的动态及多向性既符合当代社会实际，也把人类学文化的研究提升至关照巨视及微视互动及联结的境界。”[2]可见，加强族群关系的探索既是现实的需要又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要求。
中国是一个有着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历史悠久的国度，这为族群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尤其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及相应的社会变迁也不断地深入和全面地展开。在这场巨变中，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与周围地区和国家的互动关系日益频繁，与全球经济的整合日益加强。凭借密切的地缘与血缘关系，当地政府积极引进海外的资金和管理技术，致使该地区的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从而产生了对劳动力的极大需求，也就吸引了内地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各类专业人才流动到珠江三角洲地区。
广东本身是由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几个族群构成的，族群关系也很突出。而大量外来人口的汇聚就使得省内的族群更加多元化，族群关系也更加复杂。因此，异源文化的族群是如何交汇、融合的？他们的族群认同及族群关系的特征是什么？汇集着多元族群的企业中的族群关系又是怎样的？等等，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为日后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决策依据，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深远的。
（二）研究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所造成的中华大地上广泛的人口迁移，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多从人口流动、移民的角度进行分析，并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如黄平主编的《寻求生存》，杜鹰、白南生等撰写的《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3]，龚维斌所着的《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农村社会变迁》[4]等。其中，大部分研究把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这一社会现象纳入到社会转型期所发生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他们对于人口流动的迁出地和迁入地及迁移的过程和环节进行了分析，运用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阐述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农村社会变迁的关系，并涉及了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生存及对当地经济和社会治安的影响，这对于把握整体的社会变迁具有重要意义。但大多数研究主要是针对内地不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进行分析，而较少涉及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城镇户口的人群。对于发达地区内部的流动人口的研究就更是不多见了。
本研究将视角定位于容纳了大量流动人口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个企业。笔者将这个企业看作一个大个案，运用有关的族群理论对企业中的族群构成、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进行分析。在此，也有别于一般的族群研究，这表现于：首先，本研究的对象是那些已引起不少学者关注的大量流动人口，将视点集中在他们所工作的企业中，并扩展到他们所生活的当地，分析他们中不同族群的认同及与其他族群的交往关系，这既是对流动人口研究的一种补充，也是对族群研究的一点深入。其次，注重族群的互动研究。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民族关系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只侧重于某一个民族自身，注重研究其历史、习俗、宗教、语言等等，对于它与别的民族间的交流、互动则重视不够。第三，将对汉族的不同层次进行分析。目前主要倾向于研究少数民族及其民族关系，而对汉族及其分支的重视不够。注重汉民族研究的徐杰舜先生曾有过这样的感慨：“近百年来，我国仅出版过2本关于汉民族研究的专着和论文集。这虽然令人难以置信，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5]这种现象已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宋蜀华就曾提到：“汉民族占全国人口的91．96％（1990），要称得上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就不能不去研究汉民族。”[6]同时，由于汉族分布地区幅员辽阔，各地的生态环境差别甚大，形成了具有不同语言、不同观念、不同习俗的地方族群。因此，“开展汉族的人类学研究，不仅要研究汉文化的特点，还要研究各个地方群体文化的特点”[7]。本研究注重对汉族的不同地方的族群进行分析，这是对汉族研究的一个补充。另外，本研究虽定位于企业，但并非是对企业组织结构或单纯的企业文化的描述，而是运用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侧重于研究企业中的人和人群。
（三）理论与方法
1．理论透视
在对族群关系进行研究时，笔者对族群的界定是：族群是指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由于客观上具有共同的渊源和文化，因此主观上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的一群人。其中共同的渊源是指世系、血统、体质的相似；共同的文化指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等。[8]它既可以等同于我国的民族一词，亦可以指民族的下位集团“民系”，如湖南人、四川人、客家人、广府人等，还可以在超出民族的外延上使用，如华人族群等。本界定看似宽泛，其实具有很大的适用性，在具体操作上，很容易把握其具体含义，并不会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容易发生歧义。在这一点上李远龙与笔者有着相似的认识，他认为：族群是一个外延可大可小的概念。大到“一元一体”、“多元多体”的民族国家，再到“多元一体”之下的各个民族实体；小到各民族群体下的不同次级群体或日亚群体一“人”。也就是说，较“民族”而言，它更具实在性及学术指控性。[9]因此，在分析的过程中，涌入广东的“外省人”（如四川人、湖南人等）虽多为汉族的一部分，但仍可称为族群；来自境外的香港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等同样也可称作族群。他们共同生活在广东这块土地上，在同一个企业组织中互动，对其进行透视和剖析，不难发现族群认同和互动的规律。
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还采纳了西方有关的族群社会学理论。戈登（M·M·Gordon）曾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1964年）中提出衡量族群关系的七个变量，马戎将其归结为：文化（Culture）、社会交往或基层组织的相互进入（实质性的渗入）、通婚（Intermarriage）、意识（Ethnic Identity）、偏见（Prejudice）、歧视（Discrimination）、观念与权力冲突（Value and Power Conflict）。他认为这七个变量实际上是研究族群关系的七个方面、七个领域。笔者将在分析广东企业中的族群关系时对这些变量加以分析，从中揭示该企业的族群互动状况。对于其中的“意识”，笔者认为使用“族群认同”更贴切。这种用法同时也关照了其原文“Ethnic Identity”的原义。
2．研究方法
迁移本身即是人口发展中较复杂的现象，将其定位在族群交往和互动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就显得更加复杂，因而必须应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本研究根据人类学的主位（emic）研究与客位（etic）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并借鉴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对于在中成文具厂所作的田野调查资料及问卷材料，进行宏观与微观、点与面相结合的方法去分析、探讨族群方面的问题。
（1）文献法：本研究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具体包括：族群理论、移民研究、当地的统计资料、企业内部的有关数字等。
（2）问卷调查：近来利用统计学知识处理人类学问题的情况已有所增加，因为统计分析对人类学同样是不可少的。因此，笔者也尝试使用了统计分析的方法，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互为补充，以阐释有关问题。这项研究中笔者设计了调查问卷，并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某些指标进行了量化。本研究中的问卷调查不同于社会学意义上的问卷调查，目的不在于纯粹的计量，而在于把握整体状况，以便更清楚地反映情况。笔者在选取样本时顾及了地域、性别、工种等因素。样本容量也不大，只有60份。但样本还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因流动人口的特征就是在不同的企业和部门中“流动”着。样本内容中也包括一些开放式的问题。大部分问卷是用访问的形式完成的，少数文化程度高的则由个人填写。
（3）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这是人类学研究的最根本的方法。对于这一点，笔者做得还是比较充分的。因笔者在中成文具厂长期停留，做了大量的面对面的调查研究（face-to-face investigation），获得了许多生动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参与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和“深度访谈”（depth-interview）基本上都做到了。
1995年1月13日，笔者趁寒假之际第一次来到了中成。这期间除一周时间回广州过春节外，我整个假期都生活在中成，确实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于厂长对知识分子的偏爱，使得我们可以无碍地进入工厂的所有领地，因此每个人都积累了丰富的田野笔记。这次调查对笔者的意义更加不同寻常，它是我第一次进入人类学的田野，感受到了人类学工作者的苦与乐，也从打工者的眼神中读出了人类学研究的价值。这次调查不仅是笔者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开端，而且还使笔者与中成结下了不解之缘。厂长请笔者协助组织了一次培训活动，1995年7月29-30日在中山大学举办了“中成文具厂全面优质管理启发营”，聘请了中大的老师为中成拉长以上的管理人员作了管理学方面的报告。从1995年9月份开始，厂长让笔者每月2次定期到厂里为职员层讲授管理学的有关知识，并穿插国家时事、地理历史知识、政治经济常识等等。厂里为笔者提供了一切方便，给笔者在职员宿舍楼安排了一间小宿舍，并在职员食堂就餐。这使笔者可以自由地进入工厂的各个部门和领域，能够亲身实地观察，密切地接触员工并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进行无拘无束深入的谈话。1995年底，笔者开始在中成开展心理咨询活动，主要想利用自己原先学过的专业知识缓解一下他们的心理压力，同时也丰富我的田野资料。笔者曾于1997年1月份和1998年9月底10月初两次居住在中成，作了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这两次集中调查，一者充实了笔者以往的研究，二者了解到了企业本身及流动人口多方面的变迁。因此，笔者手头所占有的中成的资料是十分丰富而全面的，本研究中主要抽取了与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密切的部分，其余部分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二、中成厂概况及族群构成
（一）中成厂概况
深圳中成文具厂[10]属于外资企业，它是香港宏达文具（国际）有限公司属下的一个加工厂，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古钟镇七里工业村。全厂固定资产l 000万元；厂房使用面积7 168m2；职工定员人数560人；经营范围是五金、文件夹；企业性质属港澳台投资；注册资金500万；注册日期为1995年4月28日；产品外销，其主要任务是为香港宏达文具的老客户“Benting”（英国）加工其产品。厂房是租用七里村的，厂房租金以1997年为例，每月3．84万港币。总经理和法人代表都是香港人，前者也是香港宏达文具的老板。
中成厂的注册日期虽为1995年4月，实际上1993年便已开始建厂。这年10月份，香港宏达文具厂派人到湖北蒲圻某厂，仅用几千元的代价，就招聘到了15个三四十岁的熟练的技术工人，这是最初的骨干力量，因此被誉为中成的“十五壮士”。这年11月，设备到位。1994年2月开始投产，这时只有几十人，开了四五条“拉”（line）。1994年3月时，约达100人，广东的客家人约占1／3。以后逐年扩大，截至1997年12月，全厂发展到了550人，其中男性240人，占43．6％；女性310人，占56．4％。已婚的有114人，占20．7％；未婚的436人，占79．2％。在已婚人员中，女性41人，占女性总数的7．5％；男性73人，占男性总数的13．3％。中成的人数和产量的发展变化及员工的教育构成可以从表1和表2中得到反映。
注：1998年的数字依据1-6月份平均值计算。
表1中体现的只是每年的全年平均值，而实际上不同月份之间的差别还是有的。因为中成是按国外的定单进行生产，所以其产量受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非常明显。1997年末至1998年初，亚洲金融风暴也波及中成，定单明显减少。如节日方面，每年的圣诞节期间，由于西方的客户都放长假，因此定单明显减少，这样产量势必下降。[11]
中成的职位高低与学历的高低密切相关。从整体而言，中成的员工学历以初中为主，其次为高中或等同于高中。生产部的大部分工人都是初中程度，这只是统计的结果，实际上还不到，因为这包括许多初中肄业或小学程度填报初中的情况。技术部技工的教育程度有高有低，从初中到大专都有。职员的程度也参差不一，但以高中、大专以上为主。
职位的不同又决定了收入的高低：国内职员中的最高职位是生产部经理，1995年月薪3000元，1998年已达到5 000元；一般的主管、工程师级别的月薪为2 000～3 000元；文员的工资在600～1200元之间。普通生产工实行日薪制，几年来，他们的收入状况也有所变化。1996年以前，一般日薪8元，包吃包住。1997年后一般日薪15元（劳动法规定14．8元），具体15～19元不等，人均工资600多元。他们加班时有加班费。而生产部、技术部、维修部的技术工人则拿月薪，1997年底月薪500-1600元，再加加班费，人均1 200元左右。拿月薪的职员层无加班费，但有加薪，原则上一年加薪一次，幅度在1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