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迁移是当今时代一个普遍的特征，移民活动涉及不同的国家社会及其建立“联系来源国及居住国的社区”的过程，即Schiller，Basch和Blanc-Szanton（1992）1所指的“跨国主义浪潮”（transnationalism）。许多马来西亚华人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去了日本、中国台湾，甚至美国，只是为了更换护照才不时回马来西亚，但他们仍然是马来西亚人，他们的马来西亚华人认同仍然保留着，成为马来西亚人和马来西亚华人的经历影响着他们的文化习惯。我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现在在香港教书，假如有人问我在香港生活如何，我会回答说“我想念马来西亚食物”，我说的是一般意义上的马来西亚食物和特别意义上的马来西亚华人食物，和别的地方一样，马来西亚华人有他们自己的地方化的华人食物。文化习惯和兴趣当然地要受到岁月的社会化影响，这一点即使是生活在异国他乡也不容易被抹去。甚至那些五六十年代便离开印尼回中国去取得公民身份而最终定居香港的印尼华人也继续保持着印尼人的文化习惯（Cf．Godley and Coppel，1990）。当然，这些人永远离开了印尼，他们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为香港人了。
一些学者在论述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时，总倾向于假定不同群体的华人有同一性，过分强调或假设其中断性（discontinuity）。马来西亚华人移民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华人移民。同时，必须把“临时性”移民同那些为寻找好地方而移民或决定定居一个新的国家的移民区别开来。临时性的马来西亚移民仍然保持着马来西亚人身份，而那些为去好地方的移民则想法得到一个新的国籍。甚至那时，他们的社会化经历仍继续影响着他们的文化习惯，虽然他们可能强调新的国家认同和新的华人认同。总的说来，是他们的成长于新的社会的孩子拟构了一种新的华人族群认同，一种与新的国家社会相关联的认同。年代的因素是重要的，但在描述海外华人时，后现代作家总忽略这点。当探讨跨国定居的华人认同时，有必要将新的社会中第一代跨国移民与有一代以上历史的移民区分开来。
在跨国定居中，你可以抛弃或隐瞒含有国家基础的族群认同。当你需要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时尤其如此。对华裔而言，普遍的华人认同（generalized chinese identity）是持久的，尽管它可能是内隐的。诸如峇峇人或客家人的亚族群认同可随环境而被强调或不被强调，而在跨国情境中，国家认同（如马来西亚的华人）同样可被强调或不被强调，甚至为了有利于新的国家认同而被放弃。但是，对不同语境下的华人个体而言，作为华人是意义深远的，无论是吉兰丹的本土华人还是澳大利亚或任何国籍的华人族群都是如此。以马来西亚华人而言，他们是一种异质的（heterogeneous）华人族群，一种大致认同华人，马来西亚化，具有不同地域认同的华人。作为个体和作为亚族群，他们都有作为华人的不同情感。
六、结论
社会化影响了个体于其中获得一种意味深远而且自然纯真的族群认同方式。认同是人类的基本特质，而族群联系（affliation）是一种超乎于家庭的强有力的认同，因为它将个体与共享同一历史（即使是神话）及文化传统的深远意味，如操同一语言的一大群“类似的”人连在一起。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社会经历都影响族群认同观及其意义。
在考察峇峇人时，我发现用三个方面来分析其认同是有用的，即：名称，认同的主观经验及其客观表现（Tan，1988a）4。社会化决定对主观成分的解读，甚至对某一族群名称的采纳，认同的客观表达，如使用某一语言，穿某种服装都受其社会化经历的影响。
通过对社会化的注意，在族群和族群认同研究中，我们可避免走向两种极端，走原生性方法（prlmod-ial）与工具方法（instrumental）的中庸之道（参见。Bentley1989）25。强调情感的原生性方法会导致族群性与生俱来的错误观点，尽管实际上它是一种社会化的产物。社会化的不同类型及强度都会引起对其类型不同的冲击及族群情感的强度。社会化经历也包括生活在异族人中及生活在民族国家中的经历。在人们受文化压抑或资源按族群界线分发的地方，族群意识一定很强烈。
由于强调族群性的环境操纵，采纳“工具”方法的人趋向于忽略社会化的作用，结果没有考虑到族群性的情感和习惯尺度。社会化方法连二者为一体。巴斯（Barth）的交换（transactional）理论（1969）及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理论（参见Banton，1983）在转向对选择的注意时，趋向于忽略人类行为情感尺度。如果对社会化加以注意，就会有助于减少这种偏见。在马来西亚华人中，华人族群性形成于在家及在多族群的大社会中的社会化。华人族群性显然是由华人与马来人间族群关系的性质而形成的，如不同语言群体的华人（可以说他们起始就是不同的族群）在与马来人对比时自视为一个族群。然而，独特的马来西亚华人认同的情感受其地域的国家的社会化经历影响。因此，马来西亚华人认同就是多面的。
最后，马来西亚华人既是华人族群也是马来西亚人。就族群名称来说，他们自认为“华人”。作为华人，他们无需受领土束缚，但由于其社会化经历在同其他国家的华人对比时，马来西亚的华人确实视自己为马来西亚华人，虽然如此，他们还能以不受束缚的华人认同（the unbounded Chinese identity）与其他国籍的华人相联系。在英文中，外国人和许多华人自己经常将马来西亚的华人描绘成“Malaysian Chinese”，尽管“Chinese Malaysian”是用来反映马来西亚国籍的认同。认同无需排他，作为华人和作为马来西亚人都是不排他的，并不应作排他性分析。就马来西亚华人而言，作为马来西亚人通过在马来西亚语境下的华人而表达出来。在马来西亚，有不同的华人方言群体及不同的华人地域认同。主要对比在于最低本土化的华人模式及最本土化的峇峇华人模式。实际上，所有的马来西亚华人都经历过本土化，只是程度各异。甚至非峇峇闽南人的语言，也包含一些马来外来词，如Su-kah（马来语：Su-ka）表示“喜欢”，ba-luh（马来语：baru）表示“刚刚”，ba-luh lai即是“刚刚到达”。
本文已经讨论了华人认同的主客观方面。分析性地说，两个方面截然不同，族群认同及文化认同可相区分。然而，报道人不一定会区分，也不一定需要区分。我已经论及了马六甲的老一辈峇峇人，他们将华人宗教习俗的仪式与峇峇认同相联系。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认同的文化表达方式也会变迁。例如，经过一段时间，“峇峇”的概念也在变化。（见Tan，1991）不管怎样，研究都应注意其报道人对文化与认同的实在化（essentialiation）。在这后现代主义学术风气中，实化（essentialism）往往被批评。但是若忽略了人民的实化话语，则会导致只谈分析家自己的话语而没有报道人的话语。为了达到对族群性及认同的更具体地动态地分析，人类学家应该明白其报道人的实在论，并且超越其理论。
总之，马来西亚华人将继续为“华人”，但其认同将会因时而变。他们既是华人，又是马来西亚人。其认同既受束缚又不受束缚。当他们移居另一国家时或在跨国语境中，其不受束缚的华人认同最为凸现，但作为马来西亚人，他们又通过成为公民并认同马来西亚国来表达其受领土束缚的华人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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