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明／着 李远龙／译
本文论述了由于受地方化——本土化过程的影响，在与当地地理社会文化环境作文化适应之同时又与当地人相区别的马来西亚华人认同类型。从一种被称为峇峇（Baba）的说马来语的华人的经历可以讨论、勾画出族群认同社会化的重要作用。马来西亚的华裔既是华人也是马来西亚人。作为华人，他们既是马来西亚籍的华人，又是不受地域束缚的跨国华人。华人族群的认同既受限制又不受限制。华裔马来西亚人的认同，反映了华人地方化经历的变迁。
一、绪论
在马来西亚公民中，华人所占比例为28％（统计局1995）39。这是一群不同于其他群体的人。他们以华语（在东南亚指普通话）自称“华人”（闽南人和广府人则以各自的方言自称“唐人”），但是，他们也以各自的语言群体而认同，如福建人、客家人、广州人、海南人、福州人、广西人、兴化人、福清人及其他。所有人都担负着认同的历史传承性，虽然它受马来西亚地域化而改变。实际上，一些人经历较多的本土化，以至于他们形成了新的华人认同观。这里的“本土化”，实指地方化过程，一种包含对地方地理社会环境的文化适应及地域认同。文化适应不仅仅包含受地方势力影响的消极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积极参与及创新。
本文将论述马来西亚的华人认同类型。他们的这些认同反映了他们作为中国移民后裔的历史传承性和对马来西亚生活适应结果的一种地方变革。人类学家们已对文化与族群认同的关系进行过辩论。那种认为族群认同受文化特质限制的静态观点现在已被抛弃，自从巴斯（Bath）的创新之作（1969）之后，许多人把问题的焦点放在族群边界上：人们是怎样自发组织而形成一种族群的。这种方法也同样为族群性“理性选择”理论提供了新的视野（参见Banton，1983）。然而，正如本文将要讨论的，在许多案例中，人们是通过社会化而持着某种族群认同的。我对马来西亚操马来语的峇峇（读国际语音的ba-ba）华人研究表明，社会化仍然是与族群或次级族群认同的基础，尽管社会个体积极解读与决定何时强调或不强调其认同的公众表达。本文中，笔者将要讨论马来西亚的华人认同，并证示族群认同的社会化作用。
二、马来西亚华人认同的类型
族群认同有其历史，经常是，一个族群的名称源自于这一群人的发祥地。马来西亚的华人是源自中国不同地域，尤其是福建与广东二省，因而担负着福建人、潮州人等等的认同。在东南亚华人认同个案中这些族群认同与中国认同毫无关联。就好比源自爪哇的马来人仍然自认是爪哇人但是马来西亚籍，而不是印度尼西亚人。在中国，广州人和客家人属于不同的族群，而在马来西亚，所有华人把自己看成属于一个族群——与马来人及其他马来西亚人相对，而广州人和客家人总是被描绘成“方言群体”。
马来西亚的中国移民大多来自闽南，并且自认为是福建人；因此总的来说，现今的“福建人”一词，在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其他地区指其先祖来自闽南的华人。那些其祖先来自兴化和福州甚至更北部福建沿海的人则另外被称为兴化人和福州人。客家人是马来西亚华人的第二大方言群，其祖先来自广东省和闽西南。像福建人一样，他们分布在马来西亚各地，而在沙巴州，大多的华人是客人，因此在那儿大多数的华人讲客语。“广府”人，其祖先来自广州的四周及其内地农村。在诸如吉隆坡、怡保、金宝及芙蓉等城市中心，其语言则成为华人的共同语。潮州人，尽管语言上属于闽南系，他们却是来自广东汕头周围部分地区华人的后裔。当然，海南人则是来自华南海南岛移民的后裔。也有一些其先祖来自广西的广西人。在马来西亚的不同城市虽然也有一些上海人、山东人，华北的华人移民却并不多见，而在沙巴，则有一个来自华北河北省的河北人社区（参阅Tan，1997）。
这样，马来西亚华人仍然以其引以为荣的语言群体而认同，并且（他们之间）语言上截然不同。然而，他们使用普通话（地方上称为华语）作为其通用的华人语言；并且在华人（学校）教育中，传授知识的媒介也是普通话而不是各语言群体的方言。总的说来，马来西亚华人是操多种语言的，会讲多种汉语方言以及马来语。许多人也会英语。在马来西亚，华人方言群认同实际上是亚族群认同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族群认同。
还有，由于与本土马来西亚尤其是马来人长期直接互动形成文化变迁的独一亚华人族群认同，这些人就是讲马来语的峇峇人，尽管其中许多人内部也讲英语。峇峇文化源自于早期华人移民娶本土妇女及其后裔以马来语为其母语，这是华人在文化上本土化的一个产品。选择一些地方生活方式，诸如妇女穿马来西亚式服装，既吃中国菜，又吃马来菜，也吃他们自创的地方风味菜，更进一步地将峇峇人与后期华人移民区分开来。在19世纪的海峡殖民地（马六甲、槟城及新加坡），峇峇人成为一种与新近中国移民“新客”相对照本地出生的华人。
然而，槟城的峇峇人亦受到本地文化的涵化，包括妇女穿纱笼围裙，仍然说福建语，尽管他们已经地方化。马六甲和新加坡的峇峇人自称“伯拉那斡”（Peranakan），操马来语。直到今天，这些峇峇人自认为“伯拉那斡”，并仍然把自己看成是来自一个不同的华人群体。不管怎样，吝吝人由于讲马来语（尽管是峇峇式马来语），最终与其他主流华人区别开来。马六甲的峇峇人，今天形成了一种华人次族群；新加坡的峇峇人也是如此。然而，吝吝人也有其各自的华人方言群认同，其中许多人是福建人，甚至还自认是“永春人”（即福建永春）等的认同。峇峇认同是一种本土化的华人文化认同。
三、本土化、文化及认同观
虽然族群认同表现是主观的，认同却往往是通过文化表现来透视的。在这一方面，（可以说）不同的地方文化适应会引起不同的地方认同观。本土化带来华人的区域认同。举例来说，文化本土化的程度高低，构成了一个较高地域化华人群体与较低地域化华人群体相区别的基础，峇峇人地域化程度极高到用马来语作为母语来取代原来的福建语。在吉兰丹东北部及登嘉楼部分城区（如智莪），华人已像峇峇人一样文化地域化（cuhurally cocalized）了。吉兰丹的伯拉那斡型华人（以之将其与马六甲的峇峇人区分开来）讲流利的吉兰丹马来语，且年轻人经常用此进行交流。许多人也会讲本地泰语。特别是在农村，男人妇女们穿纱笼裙也是见多不怪了，而乡下的男人甚至带一种叫做Semutar的当地马来式头巾（Tan，1982）。较低地域化的华人认为这些华人像马来人。然而，吉兰丹伯拉那斡型华人不自称为峇峇人，与峇峇人不同的是，他们仍然讲闽南语，但这是一种受吉兰丹马来语及当地泰语涵化的闽南方言。
对较高地域化的群体来说，只有马六甲的峇峇人形成一种独特的亚族群认同。吉兰丹和登嘉楼的伯拉那斡型华人只认为自己是唐人（即华人），他们没有形成独立的地域化认同。为什么峇峇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华人本土化认同呢？这与19世纪海峡殖民地商人大多是峇峇人有关，因而形成了当地人的一个高贵阶层。丢掉汉语母语，只讲马来语（后来也讲英语）使其有别于其他华人。华人移民及其操汉语的后裔视他们为异类，峇峇人也对此认可。这样，强烈的文化反差（有的华人尽管不会讲一丁点汉语）及经济地位（的高低）导致了峇峇人独特的华人认同观。峇峇人的经济地位及其在海峡殖民地殖民社会当地人口中较高的社会地位使峇峇人与其他华人有所区别。针对吉兰丹的伯拉那斡型华人而言，虽然他们没有丧失其闽南语，但其阶级地位——乡民出身——没能逐渐使其形成一独立的次级族群。
另一方面，海峡殖民地的峇峇人又看不起地位低下的新的华人移民。实际上，峇峇人叫这些移民（支那格）“Cinageh”，是一种贬义称呼。迄今为止，当他们意欲贬低对方时，Baba人就叫较低本土化的主体华人（非峇峇华人）“Cinageh”。这一术语也许与术语“：Pak Saga”有关，意为“吝啬的大叔”，Baba人过去常用来指那些出生于中国的华人。实际上，年长的报道人告知笔者，直至大约二战时期，既定的峇峇人家庭可以“买下”那些为养家糊口而苦撑数年的华人移民作为合同工。在闽南语中，这叫做“买新客”，峇峇人称之“beli kepala”（即“买头”）。1997年7月我在马六甲做田野时，一位“娘惹”（即Baba妇女）将此种情景与现时的印度尼西亚女佣工及马来西亚劳工相提并论。她的公公，就“买”了一位中国出生的华人来帮他养猪干活。地位低下的华人也同样解读了为何19世纪及20世纪战前的既定．Baba家庭能“买女婿”，究其根源是：想娶“娘惹”的中国出生的华人总是被要求人赘Baba家庭。这样，在海峡殖民地峇峇人中从妻婚制已成为可接受的事实（见陈，1988a）182。随着战后特别是马来西亚独立后峇峇社区的衰落，情形为之一变。现今，许多峇峇人已于婚后被纳入非峇峇华人家庭。从妻婚制甚至在峇峇人内部也不被接受了。总的说来，今天的峇峇人被非峇峇华人所不齿。在殖民时代，尽管中国出生的华人也因为吝客人不讲汉语而鄙视他们，但立足于经济领域的峇峇人仍占据较高的社会地位。今天，主体华人，特别是文化民族主义者，视峇峇人为华人不可效尤的例证。
在马来西亚，华人可随心所欲讲自己的母语，也主要是由于华人的人口之众，在马来西亚人主流华人内部一直没有华人之间讲马来语的习惯。这就是为何峇峇人的认同不被“纯”华人接受的原因所在。在华人中，讲马来语与抛弃汉语是一种明显的对比。因此，峇峇人仍然是一种独特的华人。在槟城，华人习得了许多地方特征，“槟城福建”方言就是一种包含大量马来词汇的独特闽南语。地域化的槟城华人食物也反映出地方文化的影响。这样，槟城华人文化上与别处马来西亚华人截然不同，来自吉打和玻璃市的华人也是如此。过去，地域化的槟城华人被称之为峇峇人，今天那里的华人却不形成独立的华人族群类型。只不过，区域文化差异是存在的。
与此相类似，尽管都是华人，不同地方的马来西亚华人有不同的地域化经历，（无论）其内部，（还是）其他地区，其华人认同观都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来自东马来西亚的伊班（Iban）人区域的华人，能讲流利伊班语、吃一些非华人的地方菜，他们认为不同于吉隆坡的华人。
语言与教育也影响了马来西亚华人认同观。在多元族群的马来西亚国度里，英语已经被视为一种中性语言，在华人中讲英语不会被认为如同在华人中讲马来语一样远非华人。由于过去英语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存在这些操英语或常讲英语而少讲汉语方言的人。这样，这里也有一些操英语的华人，但他们却没有像峇峇人构成一个个别的华人次族群。那些受过中文教育的人包括那些在其整个学龄期受中文教育的人及那些仅仅受过部分时期中文教育的人。在拙着中（1988b），我已经根据其语言及教育将马来西亚华人分为受中文教育的华人，操英语的华人及受马来文教育的华人。大多数华人讲好几种语言，通常不只是汉语，还有马来语及英语。然而，是他们用来读写的语言能力极大地影响了其文化品位，影响了认同观。
总之，在文化认同方面，马来西亚华人一方面表现了高度文化本土化，就如峇峇人，另一方面，则显露出极低文化本土化。在极低本土化方面，最极端的是那些不仅仅认为所有华人应该讲华语写汉字，而且应该抛弃各种各样的地域化事物的人。这就是汉文化民族主义者，有的甚至是文化中心主义者。许多华人介于两种文化类型之间。在印尼，华人的这种文化对比存在于众所周知的“都督”（Totok）人（“纯”华人）与伯拉那斡人（即峇峇人）之中。在马来西亚，华人中没有一种对等于所谓“都督”华人的称呼，相反，是通过其华人是否是峇峇类人而感知的。对主体华人来说，峇峇模式是一种否定（反面）的模式。这样，“峇峇”这一术语不仅仅是马六甲峇峇华人次族群的名称，同时也被当作一个描述性术语用来指任何由于高度文化本土化而“丧失”主要华人文化分子的华人。（是故），今天的峇峇人遭人鄙视。不管怎样，大多数峇峇人还以其峇峇人认同而自豪。虽然独特的峇峇人认同遭到主体华人抵制，作为本地人，意识上又拥有总体的马来西亚生活方式（与非马来西亚人对比），这种本土化被马来西亚华人看成是积极的。总的说来，即使是当今的非峇峇华人也确实把本土化地位当作一种积极因素，只要其不丢掉有关的汉语。马来术语“支那”意为“华人”，但当马来人和峇峇人使用时、以某种语气来强调，它又具有否定意味——“毫不地域化的华人”，就好比英文的“（Chinaman”一样。在闽南语中，“唐山亚伯”（即“唐山大叔”）被用来嘲笑行为态度上太“中国人”（Chinaman）的华人小伙。还有，当与来自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华人相比，不管他是否峇峇人，马来西亚人都具有其足以区分非马来西亚华人的地方——马来西亚华人特质。当与来自他国的华人族群对比时，马来西亚华人确实具有一定诸如语言使用法、饮食习惯、生活在多元族群的马来西亚社会的经验及其他的马来西亚人特质。他们都有本土化经验，唯其不同的是本土化的性质和程度。
四、社会化与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