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红军相继解放了定边、盐池以后，陕北保安一带的中央机关和党校就陆续迁移到了定边和花马池一带。这时，红军在陕甘苏区已扩充兵力1万多人，再加上为即将到来的红二、四方面军准备粮食和冬装，军费开支比以前大大增加了，陕北苏区的财政和经济状况逐渐开始紧张。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即时电令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要注意保护盐池，要充分利用陕北与宁夏、内蒙古交界处的食盐、毛皮、甘草为主要出口物资，改善边区的财政状况。
西北办事处决定，由毛泽民率领经济工作团，统一领导新区的经济恢复和食盐生产，积极发展食盐和其他农产品的贸易，组织运输食盐和其他农产品出口，增加财政收入。一天，周恩来在百忙中亲自接见了时任国民经济部部长的毛泽民。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毛泽民说：“泽民同志，你好啊，听说你已经在陕南、宜川、安塞、绥德、清涧、定边设立了6个贸易分局，还组建了拥有300多头大牲口（骡子和马）的运输队。陕甘宁边区交通条件差，有了这许多骡子和马就解决了运输的大问题啊！”毛泽民带领工作队在三边地区没收过豪绅盐霸一二百峰骆驼，已经组成浩浩荡荡的贸易运输队。周恩来还告诉他：“泽民啊，中央这次又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派董必武、李维汉，还有你和贾拓夫等同志到定边去，成立三边（即安边、定边、靖边）特委，开展三边、伊盟和宁夏的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啊，我代表党中央拜托你了，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我可以帮你解决啊！”
毛泽民说：“有困难我们也要想办法克服，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
“那好，我就等着听你的好消息啊！”
告别周恩来，毛泽民回到了西北办事处，周副主席那浑厚的苏北口音似乎还在他的耳边久久回响。
毛泽民当天就带着高登榜来到定边县城。花马池距定边仅60里，盐湖就在两县城之间的盐场堡。第二天，毛泽民骑着马从定边出发，沿着长城，穿过一簇簇丛生的红柳，越过许许多多的沙丘，不久便来到了盐场堡（盐湖）。
这里是一派北方边塞景象，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沼泽地和大片大片的盐蒿草滩。明镜一样的盐湖好像镶嵌在草滩上的一面镜子，光亮光亮的，非常好看。盐民把整片的盐湖修筑成了一块块方格盐田。湖水清澈明亮，蓝天白云倒影在水中。远远看上去很美很美。这就是非常有名的花马池大盐湖。时值打盐季节，各处盐田中都有打盐的军民，这里一群，那里一伙，有的用耙捞，有的用筐挑。白花花的食盐被搬运到了湖畔，堆成了一座座银白色的小山。
毛泽民部长和高登榜绕着周长7里的花马池盐湖岸边走了一圈，并不断向正在打盐的盐民们亲切地询问食盐的生产和销售情况。自从盐池解放后，常有红军干部往来于盐池与定边之间，老百姓已习以为常，打盐的人们虽早已看到了这几个从定边方向来的红军干部，但也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照常笑着干着，并忘情地用歌声互答。
他们走到一处盐坝上时，看到一伙盐民正坐在坝上休息，便和随从人员走过来与盐民亲切地攀谈起来。盐民们也不知眼前的红军干部是谁，但觉得这人和蔼可亲，便争着一一作答。
毛泽民问青年盐民：“你们整天打盐，很辛苦啊……”
几个盐民立刻说：“再苦再累我们心里高兴啊，给红军打盐、支援边区，打马鸿逵我们愿意！”
毛泽民握住青年的手激动地说：“谢谢你们了，你们讲得太好了！我们要很好地组织生产，支援红军打敌人，让花马池的盐更好地造福边区。”
从盐场堡出来，毛泽民一行3人策马直奔花马池城而来。
1936年7月7日，刚刚解放不久的花马池城又迎来了这几位非常尊贵的客人。他们骑着马，于中午11点左右来到了花马池城前，在北门停了下来。守门的红军战士看他们的穿着打扮，听他们的说话声音，觉得他们不是本地人，向他们打听一番之后，知道他们是来找五洲政治部领导的，就将他们带进城，绕过土地庙，径直来到了红二十八军的指挥部。指挥部为一排平顶房，东西排开，大约十几间。
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刚从外面回到指挥部，看见毛泽民和夫人钱希均，还有高登榜，一人牵着一匹马向他们走来，他们冲出门，高兴得一下都围了过去。宋时轮激动地握着毛泽民的手说：“毛部长，我的老乡啊，你们真是从天而降啊，没有想到，你们这样快就来到了盐池。”宋时轮也是湖南人，他和毛泽民是老乡。
宋任穷握住钱希均的手说：“钱大夫，在保安，你还给我看过病呢！”
他们分别和毛泽民一行3人握了手，互相问候分别后的情况，然后吩咐警卫员将马牵走，把他们带到了房子里。一会儿，又有许多西征过来的老熟人一起围了进来，大家互致问候，像一家人一样。
宋时轮亲自给毛泽民端来了洗脸水，他说：“日子过得太快，4月初，西征还没有开始，我们在保安见的面，那几天，你的胃口不好，最近身体还好吗？”
毛泽民拍拍肚子，说：“一到三边，这老胃病就像马鸿逵的部队，让我们统统给赶跑了。”
大家一片欢笑。
宋时轮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他喜欢光头，额上青筋暴突；喜欢敞怀，腰间挎盒子枪，枪把挂流苏。部属都很敬重这个杀敌英勇、忠诚耿直的上司。毛泽民刚认识他时还不相信他是正牌黄埔学生呢！他告诉宋时轮：“在陕北保安一带的一些中央机关和党校，已陆续迁移到定边和花马池一带。这一带与内蒙古的伊克昭盟相邻。要在这里开展工作，必须同时进行伊克昭盟的工作。于是中央决定派董必武、李维汉、贾拓夫，还有我到这里来，这会儿，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宋时轮急切地说：“啊呀，我的好老乡，你来了，我们可就一万个放心了啊！你可是搞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盐池刚刚解放，因马鸿逵的反动宣传，人员大量外逃，县城几乎成了空城，商店关门，货币流通不畅，农民不敢进城卖柴、卖粮，城镇居民买不到生活用品，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十分贫苦。最近，铜板、银圆不能使用，群众怕法币不准流通，苏票（陕甘宁边区流通货币）群众还不习惯使用，加之国民党和反动分子又在暗中破坏，广大群众一时还不了解我们的政策，城内商店不开门，城外群众不进城，居民买不到粮食和柴火，群众必需的生产、生活用品得不到供应。解决军民的生活问题已成为燃眉之急。我都快愁死了。”
毛泽民笑了笑说：“我的老乡，你放心，这好办，我还带来了一些法币和苏币，咱们先用。”
宋时轮一高兴，把洗脸毛巾扔到了水盆子里了，溅起一股水花，也溅了毛泽民一身，两个人的高兴劲，惹得在场的人们笑成了一片。
这时，已经到了中午开饭的时间了，宋时轮招呼毛泽民一行三人来到军部食堂，同时也请来了盐池县委主要领导和城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大家在一起共进午餐。县委书记惠庆祺三步并做两步地走进军部大食堂，见毛泽民已经站起来向他走来，惠庆祺双手伸过去，紧紧握住毛泽民的手说：“欢迎欢迎啊，毛部长，你真是及时雨，来得太及时了，你是着名的经济能手，要给我们多多指导啊！”
毛泽民在环县的河连湾就见过惠庆祺，并且，听说他是陕北清涧人，毛泽民夸奖清涧人“革命意志坚强”。因为清涧县委书记白栋才、三边特委书记白如冰都是清涧人，都和毛泽民很熟悉，并且毛泽民还给他们推心置服地讲过怎样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才刚刚一个多月，又在这里相见了，两位革命者，感慨万千。毛泽民同大家一一见面，并带来了边区政府对大家的慰问。吃饭中间，毛泽民详细了解到了盐池解放后的一些经济问题，于是，他和几位领导商量决定，下午就召开全县干部会议，整顿经济秩序，尽快使商贸市场恢复正常营业，保障军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不受影响。毛泽民吃完当地人做的荞麦面，连连称好，他说这个面，好像韶山的湘莲一样。湘莲是湖南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着名特产，富含淀粉、蛋白质、脂肪、胡萝卜素和无机盐，有补脾、养心、润肠、固肾功效，是湖南重要出口物资，产量居全国首位。他小时候，跟着毛主席一起吃过。
“我的老乡，你吃没吃过湘莲呀？”毛泽民转身问宋时轮。
说起家乡，他赞不绝口，什么鳝鱼炒豆子、浏阳蒸菜、宁乡口味蛇、永州血鸭……钱希均在旁边笑着不说话。
下午5点左右，毛泽民参加了县委召开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县委书记惠庆祺、委员王敬民、王作元、曹广英、白鸿德、贺玉山；五洲政治部的军管代表宋时轮、宋任穷；城市革命委员会主席王锡林，副主席，兆瑞、韩宝善，委员牛占彪（武装）、余成河（土地）、宁寿山（武装）、王瑞祥（财政）、冯剃头匠（肃反）、赵二（贫农）、聂秉正（粮食）、盛根才（外交）、贺六升老婆（妇女）；还有200多城市居民和部队士兵，主要工作：一是抓枪，二是抓粮，三是不准土豪转移财产，宣传动员县城商店开门营业，农民进城买粮卖柴等。各区和城市居民代表都到齐了，县委书记惠庆祺用大家都熟悉的陕北口语首先向大家介绍道：“这位就是毛泽民同志，他是湖南省湘潭县人，中共党员。毛泽民是中国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国民经济部部长，他是毛泽东的大弟。1921年，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他毅然离开了朝夕劳作的韶山冲，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职业革命家。”会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惠庆祺转过身说：“这是毛泽民同志的夫人钱希均，浙江诸暨人，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30名女战士之一。”会场又是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最后，惠庆祺说：“这是三边工矿科科长高登榜，还有五洲政治部的宋部长和参谋宋任穷同志，其他干部大家都认识，都是县、区的同志。”
惠庆祺向毛泽民招呼道：“毛部长，你先给我们讲讲革命形势以及党的政策吧？”
毛泽民站起身说：“我初来乍到，还是听听你们大家说说盐池的情况，你们畅所欲言，不要怕说错，啥问题都可以谈嘛！”
“那好吧，下面我们大家就盐池县各方面的情况分别向毛部长汇报一下。”惠庆祺说：“我们刚刚解放，全县经济状况极不正常，好多商店没人开，很多人不进城里卖东西，还有很多想买的东西买不到。盐池都解放一个多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希望大家谈谈真实的情况。”
会上，大家就当前盐池县红区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和看法。他们认为，这都是战争和国民党马鸿逵的反动宣传造成的，首先是工匠、商贩停工停商，城乡经济萧条，百废待兴；二是由于铜板、银圆稀少，不能流通，很多商人不收法币和苏币，大家都认为马鸿逵被打跑了，法币不会流通太久，苏票（陕甘宁边区流通货币）群众一时不信任，加上还有国民党反动分子又在暗中破坏，所以，城里许多商店不开门，农村急需要的物资买不到，城里已经两个多月缺少粮食、蔬菜、柴火等生活必需品，城乡贸易往来停滞，流通严重受阻；三是对苏币的宣传不够，除了县城，其他区的群众很少能够了解到党的政策，不知道法币和苏币在买卖中的流通情况，甚至有人专门捣乱，故意把紧缺商品扣住不卖，囤积居奇，然后稍等价格上涨，就大量外抛，牟取暴利；四是物资奇缺，许多群众急需的生产生活用品缺少供给，群众买不到，严重影响了各方面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区贺六升的老婆反映：“眼下正是农忙时节，我们想把家里的猪、鸡、鸡蛋、蔬菜……拿到城里卖掉，然后换些自己需要的东西回去，可是，那天我在城里转了一天，连一只鸡也卖不出去。不是没有人买，原因是他们手里都没有铜板，也没有银圆，只有法币，我还不敢收呢，我怕一解放，法币不用了。所以，转了一天，最后，还是用一只鸡换了一个簸箕回了家。”
总之，盐池县刚刚解放，农村的土改还在进行，个别地主很不情愿配合政府，手里多余的粮食和土地就是不肯让出来。西边的马鸿逵还在伺机进行破坏，不时有人反映家里的羊被盗走，有的人家的柴火堆被烧掉。前几天，四区的一口水井发现被投入了毒药，几十只滩羊被毒死。
城市革命委员会主席王锡林讲道：“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我们及时地抓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前些天，有个人提了筐水萝卜在街上叫卖。我看他不像盐池本地人，就上前进行搜查，果然，他在小腿上绑着一支手枪，还有马鸿逵给屈县长的信。这个人在来盐池的路上见过屈县长，所以信上有屈县长的批字，屈县长让他把信再转送给特务颜生光，叫颜生光了解我方的情况。当时，颜生光已被我们镇压了。我们把这个特务送到五洲政治部审问后就处决了。”
各区的代表讲完以后，县委书记惠庆祺以及宋任穷、宋时轮也都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惠庆祺特别强调要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坚决打击破坏经济，扰乱市场的行为。最后，他要求大家欢迎毛泽民做重要讲话。会场上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听完大家的发言，毛泽民感触很深。他说：“盐池是宁夏的东大门，在过去的日子里，深受马匪的侵害，人民的生活很苦，刚刚解放，战争留下的创伤很深。当前，群众的生产生活确实存在很多困难，但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致，鼓足信心，渡过难关，尽快使用法币和苏币，调整市场秩序。大家反映的问题很多，主要集中在货币的使用问题上。什么是货币呢？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工具，没有货币，商品就无法流通。城里的人想买东西买不到，农村的人想卖东西也卖不掉，这样，整个社会经济就会停滞，市场就会变得如同死水一潭。所以，我们要重视货币问题。目前由于缺少铜板、银圆，法币也不多。法币是国统区统一使用的货币。我们在苏区提倡使用苏币，但眼下我们允许法币、苏币一起使用，从长远来讲，我们还是要提高苏币的影响力，这需要我们发动群众，大力宣传我们党的经济政策。要提高苏币使用的威信，让群众相信它，了解它，用好它。要坚决打击不法分子的破坏活动，只要使用好苏币，我们的市场就会很快恢复正常的。就目前而言，我们要是一下子向市场投放大量的货币，那是有困难的，但困难不要怕，能克服的。我给你们带来了一部分法币和苏票，可以先兑换着使用。下一步，我们想办法争取大量的货币，来改善流通状况。”
他说：“我们党历来主张发展经济，促进商业和对外贸易。只有发展贸易，才能搞活经济，从而真正解决财政问题。农业、工业、手工业都离不开商业贸易，比如盐池的纺织业，许多妇女把毛打成线，卖到边区以外去，就可以换回棉花，然后把纺线织成布，就可以做衣服穿。再比如我们盐池里的盐，在盐池跟泥土一样，假如把它运到外面，就可以换布、可以换一切东西，但你如果不拿出去，就换不来东西。所以，流通、交换过程的完成，必须经过商业贸易。要进行交易就要知道和了解货币，当前，我们重点要熟悉苏币，要了解和宣传使用苏币的重要性。”
他说：“苏币本来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陕北苏维埃政府发行的一种地方性货币，与法币一起共同流通于苏区市场。但一些不法商人却囤积居奇，集聚了大量法币，而拒用苏币。由于宣传不够，一些地方的人民群众也随之拒用苏币，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给群众生活造成诸多不便。为改变这种状况，红军到保安后，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苏币的威信。明令禁止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和现金在市面流通。规定到白区购物需用的白票，必须持苏币或现金到原工农民主政府设立的国家银行换取，与西北军委、西北办事处联合发出通令，命令红军收受罚款、捐款时，欢迎交纳苏币，所筹现金和白票，全部集中到供给机关，并转送后方作为对抗日根据地之外买货时再用，在安塞、洛河川、宁条梁增设贸易分局，在吴旗镇设立人民银行分行，以便调剂市场货物，扩大苏币流通，加强金融管理，出口食盐、农产品换回来的布匹，留出1辕3，由国家银行批发给各合作社，供应给群众。在苏区境内出卖的食盐、布匹一律要用苏币来购买。凡销售苏区的食盐和收取税金，一律收苏币，运输食盐出口的，虽然对方一般仍坚持收现金或白票，但亦可与商人协商，以布匹或货物作价交纳。”
会上毛泽民还就边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形势做了详细的报告。
会后，按照毛泽民建议，县委和苏维埃政府立即安排了当前应当做好的以下工作：第一，组织干部下到各区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动员商家尽快开门，鼓励群众进行自由买卖，自由兑换货币。第二，立即起草关于提高使用“苏币”信心和鼓励商人开展对外贸易的规定。第三，做好社会调查，特别是对中央发布《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的落实情况要进行详细的了解。
毛泽民安排钱希均随贺六老婆魏氏到三区帮助宣传；高登榜到盐场堡组织筹集、运输食盐业务；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兆瑞带领一部分人在城里召集群众大会进行宣传，并动员商号开门营业；县武装部部长牛占彪带领一部分人到县城周围的村庄向农民做宣传，动员他们进城卖米面，卖柴火。毛泽民还指示城市革命委员会发布安民告示，各区区长回去后负责将会议精神传达到每一个群众家里。
毛泽民把随身带的苏币全部交给了苏维埃政府主席，兆瑞，吩咐他安排专人管理，并严格按照汇率兑换，个人自愿，绝不能强迫，注意宣传边区政府的货币政策。县委和苏维埃政府按照毛泽民的建议发布了两个公告。
第一是通告各商家店铺自即日起，可以正常开门营业，农民可进城卖粮、卖柴，进行公平交易，准许法币、苏票（陕甘宁边区流通货币）同时流通，允许群众用苏票兑换“法币”。
第二是通告关于处理食盐、布匹，巩固苏区金融的具体办法，是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告知整个新解放区的，这个通告是毛泽民亲手起草的，具体内容是说，花马池（盐池）是在西征的伟大胜利中，在蒙回民族一致的拥护底下，已成为苏维埃统治区域的一部分了。过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统治时代的一切苛捐盐税，一律取消，现在只需缴纳一定的盐价，即可到处运售；凡各县、区苏维埃政府必须帮助群众设立各县、区消费合作社或运盐合作社。组织附近村庄所有的牲口，直接到花马池贩运食盐，特别是陕北省陕甘边区的合作社，除按群众需要的数量驮取外，必须多运食盐到白区换取大宗布匹和群众必需的工业品，以供给苏区群众；各地各级合作社除食盐外，必须收买当地产品，设法运出白区，换取大批布匹和必需品进来，以供给群众；在苏区内出卖食盐、布匹等，无论合作社或私人一律使用苏维埃纸票，严禁卖收白票或现洋。其使用食盐和苏区出产品向白区换得的布匹日用必需品等，也必须卖取苏维埃纸票，并不得故意高抬市价。如有假借食盐等卖收白票、现洋者，查出后，除由政府或保卫局予以相当处罚外，同时即停止其向盐池购买食盐之权。
盐池苏维埃政府安排人将布告抄写了好几份，分别在花马城的东门、南门、北门口以及主要巷道进行张贴，很快将政府的意思公布出去。
开完会，毛泽民就让一区同志带他到城郊的六八庄、沟沿村、德胜墩实地考察。
他一边走，一边给大家讲苏币的产生和它的作用以及如何利用它发展经济。
在八堡村，正赶上村里一家人娶媳妇，全村人几乎都在这里，听说红军的大干部来了，大家一下围了上来，毛泽民站在这户人家的打谷场上，热情地和大家问好打招呼，然后向他们讲述边区经济发展和其他地方如何改变经济困难，改善人民生活的事例，告诉大家要充分利用苏币搞活市场的好处。毛泽民在八堡、田记掌、沟沿等几个村子走访，每到一处，村子的群众总是把他围成一团，给他说这说那，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看着一排排土房，家家户户门口都搭起高高的柴火堆，毛泽民问：“你们的柴火堆在外面，怎么没有拿出去换钱啊？城里的人没有柴烧啊，你们为什么不挑到城里去卖啊？”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诉他：“城里人不给铜板，也不给银圆，就给一些国民党的纸片片，他们说不定哪天就完蛋了，我们拿着这些纸片片只能烧火，烧火还不如柴火好呢！”他走进农户家中，大部分农户缺少粮食，要说去年还是丰收年，可他们的粮食都给国民党缴了税，就连好多人家的鸡、猪、滩羊也给顶了税收了。人们不停地控诉国民党敲诈百姓的罪恶。这里老百姓的生活很简单，就是种地、养羊，冬天打柴火到城里换钱。毛泽民给大家说：“我们共产党可不像国民党，我们不会上那么多的税，现在解放了，你们的农产品可以拿到城里去自由买卖了。”有人问：“我们手里的那些烧火纸（指法币）还有用吗？”
毛泽民说：“法币、苏币都能用，而且可以相互兑换。”大家发出了一片鼓掌声和笑声。这里的人民虽然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仍然有说有笑，毛泽民感受到了边区人民的乐观和豁达的性格。
第二天，毛泽民回到花马城里，找到各方面的领导研究决定：一是要组织附近农民在产盐期到盐湖打盐增加收入；二是要组织运输队，用上好的食盐换回群众所需用的生活生产用品。
“我们这一带有很多盐池，食盐资源极为丰富。为尽快扩大食盐出口，我们还要帮助群众设立消费合作社或运盐合作社，组织各村庄附近所有群众的牲口，直接到花马池等盐池运盐。我们派专人销售，搞活边区经济，我相信，群众的生活很快会好起来的！”毛泽民胸有成竹地告诉大家。
毛泽民到盐池县才几天时间，就接收了汉地盐业公司，在汉地盐场组织起10个生产队，组织盐场民工和农民开采盐矿，发动商人贩运食盐。由于准备充分，一个月内即生产食盐二三十万驮。
同时，毛泽民又去接收蒙人的北大池和苟池盐场。为了团结蒙民共同抗日，毛泽民与西征红军政治部商定，把北大池和苟池盐场赁出去，按年收取佣金，交给蒙民管理，搞联合经营。毛泽民在盐池期间，不仅跟商人接触频繁，而且还做少数民族的工作。为了工作需要，毛泽民、宋任穷、高岗、贾拓夫四人跟蒙人结拜为盟，人称他们为“四弟兄”。
8月11日上午，高登榜从盐场堡回来，向毛泽民汇报了盐池的食盐情况：全县5个大盐池中只有3个池产盐。其中汉人豪绅控制的一个大盐池离县城只有20余里。用骡子运一驮盐需付9角钱，毛驴运一驮只需付7角钱。再向前走，北大池和苟池两个大盐场由蒙古族豪绅控制，那里的盐更便宜。每年七八月份，是产盐的旺季。有成群结队的商贩赶着牲口来这里运盐，搞长途贩运，消耗的就是脚力钱，很便宜的。
毛泽民听了很高兴，他找到县委书记惠庆祺说：“当前正是产盐最好的季节。
那天，我从定边来盐池的时候，路过盐场堡，那里的产盐量大的惊人，我们完全可以在食盐上大做文章了！”中央苏区缺少食盐，红军和群众饱尝缺盐之苦，只能靠熬硝盐度日，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到白区去搞盐。长期为党从事经济工作的毛泽民练就了一双发掘财源的慧眼，“惠书记啊，我们盐池有这样充足的天然食盐资源，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盐运出去，换取一些军民的生活必需品。”
毛泽民告诉惠庆祺：“我们现在派高登榜立即到定边，安排运输队来花马池驮盐，首先换一些布匹、棉麻、火柴、肥皂等，然后成立城市消费合作社，按照成本价向居民销售……”
惠庆祺听完也很高兴，他又陪同毛泽民一边走一边谈论，来到花马城街上，从东门一直转到北门。他们对全城商店、货摊进行了视察，好多商家已经开了门，外面摆摊的也多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有的提着柴火，有的背着背篼，有的赶着毛驴驮东西。四四方方的花马城，城墙上的守军，是穿着整齐的红军战士。
惠庆祺高兴的用陕北话说：“你看看，毛部长，咱们的公告看来有效果了，这几家商店前几天大门紧闭，连个蚊子都钻不进去，这可给开了。”他从毛泽民的后头走到前面，用手指着几家皮毛店，“这几家店也开了，他们是收购农副产品的，这下可好啦，农村的皮毛、羊绒、洋芋、糜子、小米、白菜、萝卜……这下可有处卖了！”
毛泽民来到一家百货店，试着买一包火柴，店主说没有，他又问：“有没有‘大众爷牌的香烟啊？”店主拍了拍灰尘，从货架上拿来了一包烟，毛泽民问：“这一盒烟多少钱？”店主答：“两角四分。”毛泽民叹息道：“一盒香烟比定边和保安贵一毛钱啊！”他仔细看了货架上的货，大都是一些骡马使用的皮鞍、皮围脖、缰绳、笼统，干农活使用的农具，有木叉、铁锅、铁叉、铁锄、铁犁……生活品有大坛子醋、清油、大颗粒食盐等。惠庆祺说：“这是最大的一个杂货店了，其他店里的货还不如这家多。”
他们在街上转了一大圈，发现有的商店还没有开门，有的商店虽然开了，但是并没有多少货，整个市场仍然显得冷冷清清，北方的农副产品本来就上市迟，几个摊点，仅有一些萝卜、小包菜，而大蒜、韭菜、蔓菁都已经不是新鲜的了。
下午，县委再次召开军代表、苏维埃政府、各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通报了近两天的情况。反映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有的商人对苏币还是不大相信，怕靠不住，所以只摆出来些零星小商品及油、盐、酱、醋等，其他比较值钱的货物不拿出来卖；二是商店的东西少，品种不全，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三是资金奇缺，无法周转；四是价格太贵，严重影响群众的购买力，无法消费。
毛泽民告诉大家，要搞活市场流通，一定要把群众急需的商品调运进来。他建议苏维埃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下一步工作：一是尽快对外发布，允许外地商贩可以自由来盐池做生意，驮盐的脚户可以自由出入。法币和苏币一样通行，自由兑换，买卖公平，不许囤积居奇，买空卖空；二是尽快筹办城市消费合作社，以最低价格向群众销售日用生活品，想办法平抑物价，把价格降下来，保障居民最基本的生活；三是尽快整顿盐务，把盐湖管理起来，组织运输队，向外地送盐，以换回群众急需物资；四是要继续打土豪，把他们的浮财拿出来，我们开办供销合作社。
三两天以后，又有几家商店开门了，农民进城买东西和卖东西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市场开始活跃起来了。苏币进入了流通领域，获得了一定的信用，民心一天天的安定了，生意不断兴隆，经济困难一天天减少。
但是，有的商人对苏币的态度仍然冷漠，所以只摆出来些零星小商品应付，其他比较值钱的货物还是不拿出来卖。针对这种情况，经毛泽民提议，城市革命委员会很快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第一个消费合作。7月21日，由毛泽民和县委、苏维埃政府、五洲政治部的领导一起为城市消费合作社主持了开业仪式，宣布正式开业。王兆瑞就是合作社最早的负责人，把没收“聚和兴”和“万兴和”两家豪绅的财物集中起来，都投入到了消费合作社，什么货物都卖，法币、苏币都收，价钱比商人的便宜，而且公平买卖，不欺骗群众。这样，几天之内就把市场搞活了，迫使私人商号也把各种各样的货物都拿出来卖了。经过毛泽民的精心组织和积极策划，在消费合作社附近又开设了一个食品合作社，专门供应熟食品。毛泽民还在消费合作社亲自站柜台，亲自卖东西给大家。这个消费合作社成了机关工作人员偶尔改善生活的一个好去处。合作社兼开饮食店，在这里能买到酒，吃到肉丝面和肉包子，以及食堂里根本看不到的荤菜。一天中午，合作社新推出盐池名吃要要小碗烩肉，2毛钱一碗，还带有两个馒头。消息一传开，大家争着购买，把合作社的大门都挤坏了。目睹此情此景，毛泽民感慨地说：“还是东西太少了，要不，怎么会这样呢？”
消费合作社内杂货供应齐全，价格低廉，买卖公平，既方便了群众，又活跃了市场。后来，还在各区先后成立了消费合作社。
消费合作社成立之后，给盐池县城乡群众普遍解决了很多困难，树立起很高的威信，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但是，消费合作社很快就发生了资金不足的问题。
为了推动合作社的发展，扩大资金，7月29日，苏维埃政府在县城召开了一次有几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毛泽民同志在会上阐述了办合作社的目的、意义和办法，号召群众积极入股，集资办好合作社。他说：消费合作社不是政府开的商店，也不是几个有钱人合伙开办的以赚钱为目的的商店，它是广大群众集体经济贸易组织。过去我们向商人买货物，他们不但数量不足，而且价钱又高，一年不知吃多少亏。我们卖出剩余产品时，他们压价很低，一转手又赚去好多钱，我们要抵制商人这种过分的剥削，节省支出，增加收入，把过去一向依靠商人替我们买卖的事情，拿过来自己办。办合作社，人少、资本少，固然办不成，人多钱多没有组织也不行，所以我们要组织起来，大家拿出股本，选出几个我们信任而善于做生意的去管理、去经营，专门替我们大家办好“消费合作社”。为了办好合作社，大家要多入股金，人多力量大，资本雄厚，才能给我们多办好事，合作社才能有力量担当起这一重大任务。毛泽民同志的讲话，对大家启发很大，群众积极入股，没有几天，就入了654股，每股3角，共合市洋196.2元。由于解决了资金问题，合作社的规模日益扩大，不仅能供应油、盐、酱、醋、火柴、毛巾、布匹、锄头、文具等群众必需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而且还收购群众的农副土特产品，买卖公平，价格合理，很受群众欢迎。人民群众欢天喜地，安居乐业。后来，盐池群众一提起合作社，就夸毛泽民真有办法，仅两个半月，就做到了7000余元的营业额，共得毛利900余元，除开支300余元外，还有600余元的纯利润。他们按合作社章程，3个月分一次红利，除了从赢利中提出公积金、教育基金和工作人员的酬劳金外，还优待红军家属，慰劳前方的伤病员。群众信赖合作社。他们说：“毛部长真好！帮咱们办合作社，不仅可以买到便宜东西，就连3毛一股的股金，也不必一次缴足。昨天放羊砍了一担柴，卖了1毛多钱，就入股了。要是在国民党时代，10块大洋也不要想！”
8月26日，第一批食盐销售成功，毛泽民带着合作社的采购人员，到定边和周登榜一起进购商品。定边城是三边的大市场，每月都有两次大集市，百余里之外的商贩和群众都到这里赶集，一天能达到数千人之多。由于贸易流通，市场相当繁荣，布匹和日用品都比较便宜。毛泽民到定边正好赶上集日。在周会长和当地商人的帮助下，仅用了两天时间，就为盐池城市消费合作社采购了大量的布匹和百货。毛泽民紧急调来20多峰骆驼，派专人把布匹和百货押送回盐池。这样，城市消费合作社的商品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价格也有了很大的下降，市场稳定，购需旺盛，几天后毛泽民筹划了一套“月底”（每月底）集市方案，和城市委员会的领导一商量，很快在花马城就形成了很大的集市贸易，附近的农民，还有定边、灵武、蒙古族的生意人纷纷前来赶集，集市上不仅有各类商品，也有杂耍、皮影戏助兴。解放后的盐池很快呈现出了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群众安居乐业的喜人景象。
8月的盐池，骄阳似火，酷暑难耐，毛泽民头顶烈日，穿梭在盐池各区，他还关心着土改和打土豪的工作，特别是政策把握得是否准确，这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事情。他仍然骑着马，深入到三区实际考察土改工作。
盐池一解放，就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没收豪绅浮财（牲畜、粮食等）工作。当时因为干部对党的政策理解不深，掌握得不准，因而开始打土豪出现了扩大化。一方面，少数武装部队和地方机关不走群众路线，发生了错打土豪甚至乱捕乱抓的现象。比如：有一个叫王维善的，虽说有钱，但没干过什么坏事，没多大罪恶，也被关押起来。几乎把所有的地主豪绅都吓跑了。按照当时政策，对工商业者，一般原则是只没收他们当中的汉奸、卖国贼、反革命分子的财产。而盐池县共没收了11家商店，其中只有两家是反革命的，其他各家则是一般的商人兼地主。个别地方还发生了打教员当中的“土豪”，结果把一些知识分子也吓跑了。
另一方面，在领导工人（店员）进行经济斗争时，没有很好地执行劳资两利的政策，片面地强调工人的眼前利益，犯了狭隘的经济主义和行会主义的错误。例如，硬性规定将工人工资平均增加55%~73%，还规定老板要给工人发鞋袜，工人回家半年之内不得扣工资等。结果引起劳资关系紧张，少数工商业主感到无利可图，出现关门停业甚至外逃的现象。
毛泽民按照列出的土豪名单，走进王维善的家里了解情况。他家的人听说毛泽民是共产党的大干部，他们就一边哭着，一边说他们的家产都是辛辛苦苦赚来的，是王维善拉了十多年骆驼，驮着盐，到南面庆阳、曲子、环县、西峰等地换来的。从没有害过人，也没有坑过任何人，为什么共产党不分好坏呢？毛泽民了解到，王维善确实是靠拉骆驼过上富裕日子的，他的十几头骆驼已经被没收，还收走了一些家产。
毛泽民在其他区也了解到了类似的情况，于是他很快赶回县城和县委、苏维埃政府的领导研究，决定立即发布文书，纠正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纠正的意见。
开始，有些同志想不通，毛部长就给大家耐心解释，把打过的土豪一户户地提出来分析。他说：“人家自己流汗劳动，没剥削别人，虽然生活富裕，如果打人家土豪，没收浮财，这不符合当前的政策，这样，不利于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创造财富，我们共产党反对剥削，打的是那些靠剥削发财的人，但把靠勤劳致富的人也打掉了，那是天理也不容哪！”并给大家解释保护工商业者，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的重大意义。大家听了，豁然开朗，立即纠正打击面过大的问题，把打错了的土豪，如毛生秀等人的牛羊给退了回去。还把已全部没收的“复盛兴”等字号的东西退出一部分。并释放了不该捕押的商人，王维善、唐文焕等人。这一措施影响甚大，县城20多家私商陆续开门营业，市场很快活跃起来，城乡物资交流日益增多。外逃的地主、富商闻讯后纷纷返回，还向红军捐款，支援抗日，一扫因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宣传而笼罩在人民心头的阴云，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如盐池县商会会长靳体元先生，在毛泽民同志的宣传影响下，率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党的政策，积极创办合作工厂，受到边区政府的表扬。靳体元后来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并被评为合作社劳动模范，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奖励。他们“欢迎”红军给他们分配任务，还给红军（赠送）东西。
自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建立后至抗战初期，边区取消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民力，边区经济迅速恢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从1936年起，毛泽民、林伯渠等人就提出：“政府的收入，除依靠公营事业的收入外，主要的还是依靠税收。”首先是农业税（征公粮），其次是盐税，从1936年9月开始征收。当时边区政府规定，驴一驮收税1元，骡马牛一驮1元5角，骆驼一驮2元，后来曾几次调整税率，略有增加，但都不致影响到商人的积极性。第三是货物税，这类税征收对象包括皮毛、牲畜、甘草、烟酒箱物等，税率为营业额的2豫。
毛泽民同志在盐池期间，还亲自抓了整建税务工作。1936年10月，在他的倡议下盐池县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税务局，并在盐池五个区政府中建了四个税务所（税务局在县城，一区除外）。征收入境商品所得税、土特产品贸易税和境内物资交易税等。政府财政状况虽然困难，但政策规定的税目、税率公平合理，税率都较低，无乱征滥罚现象。
边区政府的经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老百姓风趣地说：“共产党开会不上税，国民党上税不开会。”这使各业得到休养生息，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好评，盐池税收业务不断发展，从而更加促进了盐池商业贸易的发展和繁荣。
毛泽民在定边、盐池、同心等地辗转工作了好几个月，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这一带老区人民的心里。他帮助这些刚刚解放的地区恢复经济，巩固政权，发动群众，支援前线的事迹被世代传颂着。
1936年12月，“双十二”事件发生后，毛泽民才离开了盐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