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的清谈沙龙
讲魏晋风流不能不讲清谈，没有魏晋清谈也就没有魏晋风流，魏晋风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清谈肯定是风流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说到清谈，实在存在太多误解。清谈这个词，在今人的嘴里负面的含义多于正面的含义。人们常常用清谈这个词来指那些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尤其指只说不做、无补于事的空虚之谈，甚至用来指那些茶余饭后东拉西扯的侃大山。其实清谈这个词在魏晋时候完全是正面的意思，负面色彩是后世加上去的。即使在学术圈子里，对清谈的误解也很多，比如“清谈误国”这种说法几乎牢不可破，没有几个人敢否定。其实到底什么是清谈，清谈怎么谈，谈些什么，谈了多久，没几个人知道。说得直率一点，尽管一般研究魏晋文史的人不会把清谈误解为毫无意义的聊天，大概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清谈”这个词在魏晋时代比“谈玄”有更广泛的意义。当时专指谈玄的话，并不用清谈这个词，更多是用“清言”或“谈”。用清谈专指谈玄也是后世学者的误用，大约起于明清之际。总之，关于魏晋清谈我们知道得很少，研究得很不够。我在哥大念博士的时候，写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清谈的，英文题目是TheViocesofWei-JinScholars：AStudyofQingtan，后来翻译成中文，叫《魏晋清谈》，1991年在台北出版。在我这本书出来之前，无论是中文、日文、英文或其他外文，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魏晋清谈的学术著作。
魏晋清谈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下面来看一下大概情形。
清谈到底是什么呢？如果用一句容易懂的话来说，清谈就是魏晋南北朝时士族精英分子的学术沙龙。沙龙（Salon）源自法国话，指的是十七、十八世纪在法国知识分子当中流行的一种社交活动，曾经为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艳羡，所以沙龙这个外来词比清谈这个中国词更流行。
平心而论，法国的文艺沙龙哪里能跟中国的魏晋清谈相比？这不是自大而是事实。法国的沙龙大概流行了不到两百年，魏晋的清谈延续了四百年。虽然沙龙和清谈大体上都是糅合学术、社交、游戏的成分在内，但是清谈的学术性质显然要比沙龙强，产生的思想成果也要比沙龙多。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中国思想学术的演进所凭借的主要手段就是清谈，魏晋玄学基本上就是魏晋清谈结出来的学术果实。就社交和游戏这一点说，清谈的斗智色彩也比沙龙浓厚，沙龙更多像讨论，清谈更多像辩论。沙龙多半由一个美丽的贵族妇女主持，参与者大都是文化名流，大家就文学和哲学的问题发表见解，比较随性。而清谈通常是由两个人就一个哲学命题进行辩论，比如前面提过的“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才性”的关系问题。一人为主，一人为客，各执一理。比如主方执“圣人有情”之理，客方执“圣人无情”之理。主方先叙理，客方再反驳，主方再辩，客方再驳。手挥麈尾，言辞精妙，声情优雅，充满机锋，而且有一套约定的程式和规矩。参与者全是士族精英分子，也就是名士。有主持人，即谈座的主人，称为谈主。这个谈主不是美艳妇人，却是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都很高的名士。两人辩论的时候，其他人不得插话，而是静静地欣赏。一辩一驳，称为一番或者一交。来来往往，可至数十番，延续一两个钟头，直到一方认输。而最后辩赢的一方所执之理则称为胜理。于是主宾皆欢，气氛热烈而融洽。
魏晋人喜欢饮酒，好事的人就常常把魏晋人的饮酒与清谈联系在一起，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认为，所谓清谈就是当时的名士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只是言辞精美一点，谈的是文学和艺术。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如果用以描写法国十七、十八世纪的文艺沙龙，倒是比较像。中国魏晋的清谈很不同的，其实是一种智力博弈。清谈是很认真的，有时候还相当紧张，辩论的双方也很在意输赢，因为这牵涉他们的名声。清谈不仅讲究言辞和技巧，更重要的还是内容；内容也主要不是文学和艺术，多半是哲理。辩论时也不喝酒，不吃饭，喝酒吃饭是清谈之后的事。关于清谈紧张而激烈的状况，可以举一则《世说新语》中描写清谈的故事来看看。《文学》篇第三十一则说：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牛鼻？人当穿卿颊！”
孙安国是孙盛，安国是他的字；殷中军是殷浩，中军是中军将军的简称，是殷浩的官职。孙盛与殷浩两个人都是当时有名的清谈家，这一段是写他们两个的清谈如何精彩激烈。两个人来往辩论，不分高下，激烈的时候将手里的麈尾像兵器一样挥来挥去，麈尾上的毛都甩掉了，落在饭盆里。看来两个人已经辩论了很久，仆人们担心他们饿了，把饭菜端上来，他们却不愿意停止辩论，饭菜凉了，仆人们热好再送上，结果又等得凉了，又去热，以至于“冷而复暖者数四”，甚至“至莫忘食”。这里“莫”字是“暮”字的通假字，是傍晚的意思。假定他们下午三四点钟开始辩论，至暮，至少已经到了五六点钟吧，如果是夏天说不定是六七点钟，岂不是辩论了两三个钟头？看来最后未分胜负，殷浩对孙盛说，你不要做强口马，我要用绳子穿上你的鼻子，让你输得服服帖帖。孙盛也反唇相讥：你没看到那犟脾气的牛？犟得把鼻子都拉掉了，结果被人在脸上打个洞，再穿上绳子，最后还是得服输。
清谈到底谈些什么内容呢，或说辩论些什么道理呢？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三玄及其注解。三玄是清谈所依据的基本经典，就是《周易》《老子》和《庄子》。这三本书是先秦经典中最富于哲理的书，涉及宇宙、社会、人生、人性等各方面的基本问题。谈士们从这三本经典中抽出一些基本观点来进行辩论和讨论，所以清谈又称谈玄，就是这个原因。清谈中还常常会涉及各家注解异同的辩论。
第二，名家学说。名家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逻辑学家。但是在中国传统中，名家经常被曲解，常常被当作诡辩家，因为他们常常提出一些超出一般人常识范围的命题。名家中有个人叫公孙龙，他就提出好几个这样的命题，例如“白马非马”“指不至，至不绝”“离坚白”等。还有一些名家，包括庄子的好朋友惠施在内，则提出另外一些命题，例如“合同异”“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卵有毛”“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类。这些命题并非诡辩，其实包含了很深奥的哲理，又很容易引起有趣的辩论，所以是清谈家们很喜欢的论题。
第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思想家们提出的新的哲学命题及其论辩。例如我们前面讲过的“圣人有情无情之辩”“才性之辩”，又如“有无本末之辩”“自然名教之辩”“性情之辩”“君父先后之辩”等。其中“有无本末之辩”与“自然名教之辩”是当时最著名的两大辩论，牵涉现象和本质的问题、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本依据问题、儒道异同及孔老高下问题。经过这两大辩论，本来看起来互相对立的儒家和道家，终于有了融合的可能。从此，融合儒道、儒道互补就成为魏晋时期的主流思潮，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也奠定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文化人格。
第四，东晋以后的清谈还常常以佛理为论题，这样就把外来的佛教带进了中国知识精英圈中，逐渐中国化，到隋唐时盛极一时，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也就是禅宗。
第五，到清谈后期尤其是南北朝以后，儒家的礼和律也常常成为清谈辩论的对象。例如丧礼，父母死了，儿女要怎样守孝？守多久？祖父死了，做孙子的要守多久的孝？祖母死了，又要守多久的孝？这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区别？什么情形之下可以免守？古人叫“夺情”。律也一样，犯什么样的罪要怎么处罚？什么情形之下可以免罚？等等。古人在这些方面，尤其是礼的方面，是讲得很细的。
清谈起于三国时魏正始年间，一直到隋初才结束，前后几起几落三百五十余年。下面介绍几个重要的阶段和几位代表性的人物。
第一个值得注意的阶段是魏初太和年间（227-233年），可以称为清谈的雏形期。最早的清谈领袖是荀粲，他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口号，说“六籍乃圣人之糠秕”，一举打破了两汉独尊儒家的沉闷空气。“六籍”就是“六经”，是儒家奉为经典的六部古籍：《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乐经》。《乐经》后来散失，剩下五经，即后世说的“四书五经”的“五经”。“糠秕”就是谷壳和中间没米的秕谷，是磨谷剩下来的粗糙部分，说六籍是圣人之糠秕，等于说六籍当中没有包含圣人的精华，只是一些比较浅显粗糙的道理。荀粲凭什么这样说呢？凭的是《论语》当中子贡的一句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见《公冶长第五》）孔子是以六经做课本来教学生的，既然孔子没有谈到“性与天道”，可见六经当中没有记载性与天道的道理。孔子当然不是不懂性与天道，而是觉得性与天道这样精微的道理他的学生听不懂，所以没有讲。由此可见圣人精微的道理没有说出来，也没有记载在六经里。那么这精微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可能是六经之外的其他古籍，另外一个可能是从未被记载过，需要我们自己去研究去探讨。这就是后来魏晋玄学家们敢于引进其他各家的典籍，如《老子》《庄子》，又大胆提出许多新的哲学命题来讨论的依据所在。荀粲的说法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因为儒学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成为汉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具有不可批评的神圣地位，已经历时四百余年，而荀粲却不客气地说“六籍乃圣人之糠秕”，岂非石破天惊？而荀粲此说竟被当时的名士也就是精英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了，从此就将牢不可破的儒家体系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打开以后，在汉朝的时候处于被压抑地位的种种思想一股脑涌了进来，终于造成了一场思想界的革命。这场革命的特点是先秦诸子某种程度的复兴，最后以儒道两大家的融合而结束。这儒、道的融合便是玄学，所以荀粲是魏晋玄学的开创者，是为魏晋玄学放下第一块基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