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养生之方，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凡食过则结积聚，饮过则成痰癖。不欲甚劳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车走马，不欲极目远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饮酒当风，不欲数数沐浴，不欲广志远愿，不欲规造异巧。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不露卧星下，不眠中见肩。大寒大热，大风大雾，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伤脾，苦多伤肺，辛多伤肝，咸多则伤心，甘多则伤肾，此五行自然之理也。
显然，在养生方法上葛洪主张把握中庸之道。他在这段话的前面引《仙经》曰：“养生以不伤为本。”不伤生就是养生。把握中庸之道，就是为了不伤生。这个道理对我们现代人的保健养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些人为了追求强身而大量运动、强力锻炼、挑战极限，或过分追求营养、不必要地进补，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葛洪之后，著名的养生家还有齐梁时代的陶弘景（456-536年）。陶弘景和梁武帝萧衍颇有交情，他虽然三十六岁之后就隐居句容的茅山不做官，但梁武帝每遇军国大事常常咨询他的意见，所以时人给了他一个“山中宰相”的外号。陶弘景读书甚广，尤其精通医药学，撰有《本草经集注》《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药总诀》等著作，尤以《本草经集注》最为著名，对隋唐以后药物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医学史上有重要地位。陶弘景幼读《抱朴子》，对葛洪很佩服。葛洪提倡服药、炼丹，陶弘景也长期从事药饵、炼丹的研究。在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太清诸丹集要》《合丹药诸法式节度》《服饵方》《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炼化杂术》《集金丹黄白方》等炼丹服饵著作。
中国传统的养生术，最重要的有导引（如五禽戏、八段锦等）、行气（如各种气功）、炼丹服食（如五石散之类）、房中（如男女双修之类）四派。这四派的研究在魏晋时期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限于篇幅这里无法细讲。我只想特别指出，炼丹一派本是为了养生、延寿，却意外地变成了后世化学的鼻祖，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TerenceMontgomeryNeedham，1900－1995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此有充分的肯定，已经成为世界科学界的共识。
比陶弘景略晚的颜之推（531-约590年以后）在《颜氏家训》中专门有一章谈养生。琅邪颜氏是当时的门阀士族之一，在家训中谈养生，正可证明养生文化在当时士族中的流行。颜之推对养生的看法基本上也就是当时的代表性看法。他的基本观点其实跟嵇康差不多，认为神仙或许有，但不鼓励子弟去修炼，他认为那是徒劳无功的：“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华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内教，纵使得仙，终当有死，不能出世，不愿汝曹专精于此。”但爱护身体，讲究养生，则是可行的：“若其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暄，禁忌食饮，将饵药物，遂其所禀，不为夭折者，吾无间然。”
颜之推对养生文化的贡献，在于他特别注意到养生与环境的关系。古时求仙的人往往想与世隔绝，躲到深山里去修炼，这其实是一种幻想，人不可能离开生长的环境，也不能离开社会。养生必须在环境中养，必须在社会中养，不可能单独一个人养，人总会受到环境或者社会这样那样的影响。因此，养生的问题就不能不联系环境和社会一起来考虑。
环境对人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整个地球环境恶化，已经对人类的健康产生巨大的危害，如果不能改善我们所处的环境而让它继续恶化，人类再怎么讲究养生也是徒然。关于这个问题，在颜之推的时代自然不可能有今天这样深刻的认识，但是对于社会跟养生的关系，他们已经认识到了。颜之推在《养生》中告诫子孙：“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养生要先考虑避开祸患，保全生命，有了生命，才能养生，生命保不住，谈养生就是白谈。这里提出“虑祸”的问题，就跟环境和社会有关，而侧重于社会。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政治斗争激烈、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充满动乱的时代，一个人的生命更容易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所以考虑养生问题，就要格外注意避开社会尤其是政治对人的伤害。颜之推特别提到嵇康和石崇的例子，他们两个都很注意养生，讲究服食，但两人都在中年即死于政治斗争：嵇康被司马氏所杀，死时才三十九岁；石崇死于八王之乱，死时也不过五十一岁。这两个人都注意养生，却都没有注意“虑祸”，尤其是政治斗争之祸，结果养生就白养了。
颜之推对养生文化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坚持儒家思想中追求生命意义的积极一面。人和动植物都有生命，但人有灵魂，人需要意义和价值才活得下去，动植物则不需要。所以人的养生就不可能跟动植物一样，一只乌龟能活几百年，一棵树能活几千年，这样无知无识无灵魂无意义无价值的生命，并不是人所追求的。人的养生在根本上是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让这样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更长一些，更充分一些。所以养生是要养有意义有价值之生，不是养无意义无价值之生，养生是要在追求品质的前提下去追求长度，如果两者不能得兼，则宁可取品质而不是取长度，生命的品质比生命的长度更重要。不讲究生命的品质而只是活着，这叫苟活，如果养生只是注意长度而不注意品质，这叫苟养。生不可不养，但也不可以苟养。
颜之推讲：“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苟惜”就是没有原则的爱惜。爱惜要有原则，不是在什么情况下失去生命都可惜。怎样失去生命是可惜的呢？颜之推说：“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这里讲了四种情况，第一，“涉险畏之途”，就是没有必要而走危险的道路，这样死掉是可惜的。举个例子，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为了抢一秒两秒，冒险穿过马路，结果被车轧死，这是不值得的。有人故意开快车，所谓“飙车”，与同伙争胜，抖威风，结果撞死，这也是不值得的。长江涨大水，还有人故意去游泳，表示自己很勇敢，结果淹死，这也是不值得的。这样的例子很多，现实中死于这种没必要的冒险之事时有所闻，尤其是在青少年中。第二，“干祸难之事”，就是做一些不好的尤其是犯法的事，这样死掉也是可惜的。例如拉帮结派干坏事，争风吃醋，聚众斗殴，贩卖毒品，因而被打死或判罪而死，这样的死显然是不值得的。第三，“贪欲以伤生”，因为贪财或纵欲而伤害身体，这样也是可惜的。这样的例子很多，现在尤其普遍，贪污腐化、卖官行贿、包养情妇、纵欲伤身，几乎每天报纸上都可以读到这样的故事，如果因此而伤害身体甚至丢掉性命，自然也是不值得的。第四，“谗慝而致死”，被人陷害，被人说坏话，或自己说别人的坏话，陷害别人，因而致死。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在争权夺利、争风吃醋的过程中，显然也是不值得的。
什么样的死是值得而无须惋惜的呢？颜之推说：“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行诚孝而见贼”，因为做忠臣孝子（这里“诚孝”就是“忠孝”，“忠”改为“诚”是为了避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的讳）该做的事，而受到坏人的陷害；“履仁义而得罪”，坚持走仁义的道路而得罪了当权者；“丧身以全家”，牺牲自己保全家族；“泯躯而济国”，牺牲自己的生命挽救国家。因以上四种情况而死，这是值得的，“君子不咎也”，“不咎”就是不批评，不责备，认为应该，认为值得，无须惋惜。
惜生不能苟惜，养生不是苟养，这是讲到养生问题时必须特别注意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从来不把生命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东西，人世间还有比生命更值得珍惜的东西。孔子认为仁、信都是比生命更高的价值，他说：“有杀生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又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也认为仁义道德是比生命更高的价值，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所以后世文天祥临死前在《绝命辞》中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为什么呢？因为生命归根结底是有限的，活得好就多活几年，自然是好事，值得追求。但是，如果丧失了生命的意义，丧失了人所崇尚的道德价值，只是偷生苟活，那么多活几年只是增加了羞耻，有何意义呢？有什么值得追求的呢？所以文天祥又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可惜很多人就是想不透这个道理，“自古艰难唯一死”，多少人在死亡面前不能坚持节操，临难求生，不惜做变节叛国之徒，最后还是不免一死。颜之推感叹说：“自乱离已来，吾见名臣贤士，临难求生，终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愤懑。”颜之推的上述观点对我们今天谈养生仍然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