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作品完成以后，《现实人格》的发表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这令我深感挫折，要知道，那几乎耗尽了我当时的全部才情。但诗坛的漠视令人窒息，加上接踵而至的毕业就业，一只菜鸟开始练习谋生技巧，真正的青春残酷开始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人价值观发生全面蜕变的关键时期，沿海东渐的商业风习已深入内陆，计划体制持续崩溃，房地产按揭引发财富潮，享乐主义甚嚣尘上。文化沦为金钱的小妾，诗人更成为一个类似于神经病的可耻的称呼。1989年以后，大批无缘出国的知识精英开始转向商业。写作如果不再和畅销有关，那就应该转入地下。国内的诗歌界万马齐喑，众多的诗人进入出版、餐饮、娱乐行业。我偏安西南，并很快开始了一轮重新发现生存价值的极度苦闷的抗争。孤身一人从激情澎湃的高校文学语境掉入唯利是瞻人际倾轧的冷酷现实，自命不凡的诗人的处境不可能轻松。我的写作慢下来，并渐渐转入地下。没有了发表的冲动，写作的意义何在？这样的挣扎一直持续到2002年。其间我开始了最为重要的隐忍的阅读，没有了校园里夸夸其谈的环境，阅读的枯燥显露出来，但这种历练令人沉静，并在阅读中重新萌发出创作的欲望。我重温了拉美文学传统，并深度领悟了历代流放文学，从俄罗斯到东欧，那些困境中的艺术家给我感同身受的激励。是的，我一度以命运的流放者自况，而这使我的虚无主义价值观进一步深隐。再次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作品一反此前的速度和焦虑，过去以发表为乐的写作动机转换成秘密的书写的享乐。文字的怡然自得使我的创作得到真正的解放，也正是这一阶段，我积下了对写作的敬畏，言不及意的语言局限令人沮丧，我总是觉得没有任何作品能还思想一个完整的面貌。换句话讲，我越来越对写作这种表达形式不满了。
5.曾：再回到西南师大，我们共同的母校。西师好像很出诗人的。记得当年中国台湾还是新加坡的文学刊物曾经做过一个《西南师大诗群》大展。你认为存在一个西南师大诗群吗？或者你怎么看西南师大的文学创作传统——如果有那个传统的话？
张：谈到母校就很难客观，因为那里面寄托了太多的情感和记忆。西南师大是一个有着非常优良的文学传统的学校，因为她偏安北碚，远离中心，所以至今仍然保持着她独有的静以守身的可能性。但从诗歌角度观察，从吴宓到方敬到邹绛、吕进都是声名显赫，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南师大甚至表现的和“旁观历史”的习惯姿态不相称的活跃：邱正伦、郑单衣等都曾经是第三代诗人的中坚，李亚伟、柏桦、张枣也曾经和西南师大的诗人们往来密切。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一个人：钟鸣。20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西南师大中文系，也许是我个人的趣味偏好，我觉得全世界的华语文学圈中，使用中文创作的在语言方面的最高成就者一定非他莫属，这是西南师大的骄傲，至少我以他为荣。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诗所和中文系的文学特招使西南师大聚集了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和诗人，江弱水、何房子、杜敏、曾蒙、赵晓梦、蒋浩都曾是文名远扬。西南师大的五月诗社也是国内极其活跃的诗社之一，记得我还曾经担任过一任社长。你提到的境外刊物发起的《西南师大诗群》大展，只不过是众多的集体亮相的形式之一。但是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人专题整理过西南师大的诗学传统，至少从理论层面进行过研究的几乎没有。
6.曾：你刚刚说北碚无论是在文化还是地理环境都处于重庆的边缘位置，我恰恰认为这个是西南师大重要的优势，或者说是西师诗人对中心的一种排斥能力，甚至说是一种洁身自好也不为过。北碚是个美丽的地方，就像现在香格里拉对我的洗礼一样：这样的干净的环境将诗人的内心保持在一个高度上。话说回来，你认为北碚如何影响了你的成长经历？
张：这个问题很奇妙。人都有一种渴望“中心”的梦想，但“中心”或者说“话语权”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在哪一个领域，所谓“中心”不外乎取决于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但在具体化的环境中，地理也会微妙地影响到中心的影响力。就以北碚为例，早在2000年以前，由于重庆没有一座综合性大学（重庆大学实属理工科院校），西南师大承担了事实上的综合大学的社会功能。因此那时候无论在哲学还是文学领域，本土的学术话语权都是在西师。但西南师大是部属高校，在心态上较为清高一点，有意无意之中和本土的交流接触都相对偏少。加上过去交通不便，地处北碚的西南师大却反而慢慢被边缘化了。这种事实上的“被边缘”和内心里的“自我中心”交织一起，就形成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和态度。因此从学术品格上，你很容易发现，西南师大总是极力趋附中国至少是西南的属性，而比较回避重庆的地域属性——也可能这和过去几十年重庆在全国的影响力偏弱有关系。这一点一定也会在西南师大的文学创作中留下印记。比如当年我们就从来不参加重庆的文学活动，也基本不给重庆的刊物投稿，这个奇怪的习惯似乎至今仍然保留着。这是不是你说的“洁身自好”我不能判定，但在心理层面上西南师大和重庆确实存在一种相互屏蔽的事实。身处北碚，又带着这么一种“去重庆情结”，西南师大可能也会影响到很多方面，不单是诗歌创作，包括日常情感生活乃至商业合作，我时常总有种下意识的“不在场”冲动，其中究竟是出于个人中心意识下的主动疏离还是世俗厌倦，其实已经很难泾渭分明。人的心理和行为有时真是非常难以捉摸的，这和作品中的神秘主义或许有些关联？
7.曾：毕业之后的那几年你突然创作了很多的随笔和散文，还写过一些杂志的专栏。但是后来怎么又突然就像消失了一样，近乎10年之久悄无声息。那时你是厌倦写作了吗？
张：刚才我也谈到，毕业之后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经历过写作的慢：缓慢的书写和缓慢的思索。这跟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慢》有何关联或类似？但是“慢”不是停顿，更不是厌倦，某种意义上，真正的诗人都有一种傲慢，那种骨子里的轻慢物质世界的毫无来由的优越感。我对文字的喜爱有着几乎癫狂的痴迷，制造各种文字的迷宫是我近乎寄托心灵密码的特殊癖好，因此对我而言，停止写作是不可想象的。毕业以后，我尝试一种更简单更流畅的写作：随笔。你知道我曾经写过一些散文诗（尽管我非常反感这个文体名称），诗人的内在思考是没有体裁限制的，所想所感行之于文，都是诗。但诗歌写作犹如火山喷发，需要慢慢累积思想和情绪的压力。在间歇期间，通过一些悠闲的文字放松，既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思想测试的方法。10年之中，我不断根据现实环境和内在需要调整生存的姿态，从商、教书、写作。就诗歌角度，几种姿态或者身份或隐或现，既未存在也不消失。
8.曾：再次听到你的时候，你的身份变成了一个商人。其实你一直都很“愤青”，你怎么会去经商？更惊讶的是，你居然在经商的时候又开始了写作。是因为声色犬马的从商经历还无法耗尽你的精力？
张：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迷惑。文学特招，曾有机会成为专业作家（毕业时本来分配到四川省作协但并未去报到）、痛恨商业的“愤青”……种种迹象似乎都表明我理应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字工作者；事实上，我大学期间也一直以为会那样发展下去。但是在我毕业实习期间的经历更正了我从书上得来的现代性观点。毫无疑问，商业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优秀的文明，尽管也确实导致了种种对人的异化，但本质上，商业文明促使人类得以更好地生存，它完成了“诗意的栖居”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一些现代批判论者眼里，农耕文明的封闭、缺乏活力的局限被视为节制和环境友好，但它的匮乏使人类天赋的发挥受到极大局限。当然，现代科技和社会发展对自然和人类的伤害令人触目惊心，但本质上这不是文明进步的过错，而是伦理的滞后所带来的对贪欲的制约不够造成的。我从商和写诗都是出于内心自由的动机，因此在内心里我从来没有不兼容的矛盾和挣扎。反而，经商使我从容，在面对一个物质化的世界时，我不至于因为窘迫或压抑而屈从，自给自足的现实自由是精神自由的前提；而写诗则是寻求心灵自由的另一种途径，或者，另一种自我实现和满足的方式。
9.曾：你2000年以后的创作，尤其是最近几年创作的诗歌，写的都非常短小，是因为没有大块的时间？从中我还看到语言风格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甚至有些不像你了。为什么会这样？
张：时间当然不是问题，但心态是。写诗需要无所事事，需要内心里彻底的无拘无束或者深刻的寂寞。在娱乐至死的当下，寂寞是真正的奢侈品。几年前我就拟定了一部长诗的题目：《消逝的家谱》，我想写写我的家族史。先祖从富庶一方的大地主到被长征中的红军镇压，再到经历“三反五反”“四清”“文革”，再到改革开放的我这一代，具有一定的社会标本意义。但基本上我总是动笔就停笔，因为其中的干扰太大了，有些是身不由己，有些是对写作痛苦的下意识回避。当然写短也是我2000年以后反思前十年激情写作以后的一个调整。搞写作的人都明白，能写不难，难在写作的克制。情绪、技巧、篇幅乃至数量的克制非常重要，因为诗歌是浓缩的思想，如果不加节制任其泛滥，势必就会流于畅销书似的追求量多量大。至于语言风格的变化，我此前已经说的很多，主要还是时间的沉淀导致自己对诗歌和语言的新理解吧。近几年的创作我努力追求作品的开放性，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篇幅的控制，我都努力挣脱题材本身的约束，想要成就文本阅读的多重可能性。篇幅小了，但所指与能指的张力大了，语言的技术性特征退后，使作品本身具备成为独立于创作语境的能力，这种作品在美学上的“自足”品格，也是我以后创作的一个主要指向。但他仍然是我，必须，也只能是我。
10.曾：你选择在现在出版这本诗选集，是想宣告诗人“张直”以“张值”的方式回归吗？在诗人、商人的身份体认中，你觉得你是谁？年近不惑，你还会有诗歌理想吗？
张：你使用了“回归”这个词，这个词非常诡异，意味着此前的“在”和曾经的“不在”。我喜欢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事实上，真正的诗人，不管其是否有大量的作品发表，都是“在”的，“在路上”的“在”。诗人是种思考状态，而非具象化的作品状态。这本集子取名为《张值诗选》，可能会给外界一种总结的意味，但是未必。而“张值”很重要，“他”以诗歌的名义帮助父亲履行命名的特权，更以这个命名实现对“张直”的反动。作为一个缺失所指的能指，“张直”曾经是我的社会化标识：身份证、毕业证、社保、金融条件……等等，但它一直越俎代庖，类似于挂羊头卖狗肉。真实的“zhangzhi”有待命名，而命名的仪式感则通过这本诗集来完成，它实现了对一种显而易见但长期以来人们视而不见的现实荒诞的解构。或者所有的中国人都需要来一次重新的命名，都需要解构笼罩其上的种种形形色色的指鹿为马。
指鹿为马的普遍性恰恰是中国的根性。很可能，诗人和商人就是另一种指鹿为马。“不想做一个商人的兼职教授不是一个好诗人”，表面看是这句话很荒谬，但现实的荒谬远远超过想象。个人的身份是时代造就的，如果商人意味着背信弃义和不择手段，那我下意识的诗人体认就是出路。如果诗人意味着暗无天日的贫穷和调侃，那我本能的商人选择就是自我救赎的必需。其间的鸿沟不取决于个人，而是现实存在感和人的世界的精神性选择。所以我2000年以后的写作致力于面向当下，面向内心，面向世俗生活，放弃对某种舶来的酒神精神的膜拜。在形而下的吃喝拉撒之中，追寻寻常事物的诗性与神性；追寻关于中国、关于历史、关于现实的形而上的发现。也或者，这将成为另一场茫无所知的奔走，成为西西弗斯的永远无以终结的巨石。诚如拉斯·努列断言：“这条路/也许不通向/任何地方，但是有人/从那边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