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右路军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在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同时，派人向陆瑞光等人进行统战工作并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红军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少数民族及其上层人物陆瑞光、王仲芳等人的信任和支持，他们接受了红军的革命主张。4月16日，陆瑞光亲自迎接红军进入弄染，并与红军订立协定，“反对蒋（介石）、王（家烈）、犹（国才）的国民党统治，反对一切苛捐杂税”，并请求红军的积极配合。红军赠给陆瑞光一面红旗、36支步枪及其他一些武器弹药，同时留下了一批红军伤病员以及红军副营长方武先等工作人员，继续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红军大部队则顺利通过了少数民族聚居的六马地区，来到北盘江边。
红军离开后，国民党不断派兵来骚扰、攻打陆瑞光等人，一些红军伤病员先后被杀害，陆瑞光遂与方武先决定率队伍到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投奔红七军，不久受阻，退回弄染。
1936年初，陆瑞光与方武先商量后决定，拟以镇宁、关岭、紫云三县交界的沙子沟、乐纪、火烘槽子等少数民族聚居的48个村寨为游击革命根据地，联合紫云县中一区区长周晓凡和火烘联保主任沈树华组成游击队，开展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同时陆瑞光根据方武先的建议，派代表罗诗虎到安顺寻找上级党组织。罗诗虎在安顺找到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成员秦天真和省工委军事领导小组组长李光庭，向他们汇报了陆瑞光等人的工作安排。秦天真、李光庭二人同意了陆瑞光、方武先的方案。
罗诗虎派人回弄染向陆瑞光、方武先汇报情况后，陆瑞光、方武先根据贵州地下党的指示和计划，即开始在镇宁、关岭、紫云三县边界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建立革命根据地。
在陆瑞光、方武先等人的艰苦努力下，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引起了国民党贵州当局的极度不安。国民党贵州当局视陆瑞光为心腹大患，急欲除之而后快。
1936年底，四川军阀杨森率二十军入黔，他亲自带领师长夏炯率军到紫云、镇宁坐镇。12月26日，杨森以“迎接红军过境和签订‘反蒋协定’”的罪名逮捕了陆瑞光，随后诱捕了其余“四大天王”并血洗弄染，方武先以及留下来的红军战士英勇牺牲，48寨游击根据地遂告失败。
陆瑞光被捕后，关押在紫云，不久押送到贵阳。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与威逼利诱，陆瑞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痛斥国民党反动派争权夺利、烧杀掳掠的暴行。1937年春，杨森将陆瑞光等“四大天王”杀害于贵阳市八角岩，陆瑞光牺牲时年仅36岁。1989年，贵州省人民政府追认陆瑞光为革命烈士。
四、革命烈士莫凤楼
莫凤楼，布依族，1895年出生于贵州省独山县南寨村。解放前是一位知名的少数民族爱国人士，在黔桂边区声誉较高，人们尊称莫五公。独山解放后，莫凤楼积极协助人民政府进行民主建政与剿匪工作。1950年4月29日，与其亲属46人同遭土匪特务杀害，终年55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1985年7月颁发“革命烈士”证书，予以褒扬。
莫凤楼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早年，他接任其兄莫信之独山县民团大队长一职，消除匪患，护送商旅，使境内安宁，军阀部队未敢进扰其管辖地区，深得当地人民和过往商旅的称赞。
莫凤楼热爱乡土，关心家乡建设，体恤人民疾苦，时常解囊相助。1927年，贵州当局征调各县民工修筑下司、麻尾通往广西的公路，适值夏秋之交，疫病流行，加之路政当局苛待民工，致患病者多。为了拯救民工，他邀请独山名中医桂文钦到麻尾开设药铺应诊，患者的治疗费用，一概由他捐助。对无人认领的死者，则出资购买简易棺材，代为掩埋。公路竣工后，地方民众特立碑以志其功。公路通车后，为了方便商旅，他又集资请民工开通渠道，整理场坝；为了解决群众吃盐的困难，他开设盐店，平价售盐，以减轻人们的负担。同时，他注意到，布依族聚居的麻尾地区，教育不兴，文化落后。为了振兴家乡，他先在自己家里办了一所私塾，兼收本家族子女和当地乡民子女就读。随后于1935年，出资创办了私立南平小学，自任董事长，聘请当地热爱教育事业人士为董事，经过一年多的筹办，建成四合院一楼一底的校舍四幢，聘请名教师多名。开办伊始，招收男女学生180余人，次年即增加为300多人。培养的学生不仅读书、劳动，在抗日战争时期，还积极开展救亡活动。
莫凤楼热爱祖国，抗日战争期间，坚决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支援空军建设，他慷慨出资向国家捐献滑翔机一架。1944年7月和11月，日机两次轰炸南寨、麻尾等地，造成巨大灾难，他除自己捐款外，还动员独山商人捐款以赈济灾民。1944年，日军入侵独山，莫凤楼出任抗日救国军独山自卫团第二支队副司令，统率麻尾、下司、上司等三个大队的青年民众，抗击日军。在一次截击日军的战斗中，缴获战马、枪支等多种战利品。自卫队还保护了麻尾机务段铁路工人和国家财产的安全，帮助外来难民及当地群众转移。日军退走后，他又在安顿难民住宿、赈济难民钱粮、帮助难民寻找亲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抗战胜利后，香港、澳门、广东、广西、湖南等地不少群众纷纷来信，表示感谢。当时任黔桂铁路局局长的袁梦鸿曾代表铁路员工赠给金匾一幅，题上“见义勇为”四个大字。此后，为了表示自己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拥护及对解放军的支援，他首先交出了自己的武器、弹药及部分粮食、盐巴，又率其两个原在当地乡公所任职的侄子向人民政府报到，均被留用，并分别任命为南屏乡乡长和副乡长。这对顺利进行区、乡接管和促进社会安定起到一定的作用。
莫凤楼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极其不满，常斥责蒋介石腐败无能。两广联合反蒋，他积极赞助。贵州支持两广反蒋代表卢焘、张蕴良、简梦平、张鹏年等人来往广西，路过南寨时，他总是热情款待。1949年10月，独山县面临历史巨变，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的号角已经吹响，国民党独山专署和独山县政府，为对抗解放，召开“应变”会议，策划“反共救国军”，曾通知莫凤楼参加，并委任其为“反共救国军”第三指挥所主任兼第二团团长。莫凤楼回到南寨后，既未组建军队，也未接受任命，抵制了国民党的“应变计划”，为共产党在黔桂地区的解放工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地群众不明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事实的真相，心存恐惧，莫凤楼就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利用三棒、下司两地的赶场天，登台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号召广大群众迅速返家，各安其业。人民政权建立不久，一些国民党地方部队仍未放下武器。声势较大的是游弋于黔桂边区的国民党广西省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剿匪”司令莫树杰。莫凤楼应中共的邀请，共同商讨莫树杰的问题。他当即应允，几经波折，向莫树杰宣传了党的政策，介绍了自己的亲身感受，以及对莫树杰的殷切期望。后来，莫树杰在广西河池宣布起义，与莫凤楼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匪风猖獗时期，莫凤楼不但与中共交流情报，更是主动担当起保护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任务。莫凤楼靠拢党和政府，积极工作，受到了中共贵州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的重视。1950年4月18日，省人民政府主席杨勇和副主席陈曾固联名致函莫凤楼先生，对其工作给予鼓励，邀请他来省商议工作。终因身体原因，未能到会，但是他对政府和人民所作的贡献得到了当地人民和政府的充分肯定。
1950年4月29日傍晚，在莫家没有丝毫防范的情况下，黔桂边境匪首陈与参（国民党军少将师长、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总司令）指派以刽子手莫廷毅、何玉章为首的土匪们闯入莫府。据目击者说，当时莫凤楼因病正坐在卧室中，莫廷毅持枪进入卧室，威胁他离家出走，同他们合作，先生临危不惧，义正词严，断然拒绝土匪的要挟。这个家伙毒计未逞，遂动手杀了莫凤楼先生，接着又指使其匪群搜杀了他的全家男女老幼46人，其中被人民政府安排的莫遗德乡长亦遭杀害，造成了震惊全省的“南寨大血案”。
莫凤楼先生是为人民事业而牺牲的，当噩耗传来，人们悲痛不已。省人民政府主席杨勇和副主席陈曾固于5月16日发表唁电：“凤楼先生，不顾匪特威胁利诱，积极协助人民政府，不幸被匪特杀害，实为贵州人民之损失，先生坚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将为贵州人民永记不忘。”为怀念莫凤楼先生，有关部门修整了他的坟墓，树了纪念碑，以志永久纪念。
五、布依族爱国人士王海平
王海平，原名王祥，学名王周道，1891年1月20日出生于望谟县板陈村农民家庭。早年从军当勤务兵，20世纪20年代先后任南、北盘江，红水河水路运输“督察队长”“保商连长”“保商营长”“贵州西路纵队司令”等职，其武装部队发展到数千人。
1930年3月18日，驻广西龙州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军部遭敌袭击，红八军军部撤出龙州，向左江南岸凭祥方向撤退。正在围攻靖西城的红八军第一纵队与军部的联系被隔断，陷于四面受敌的困境中，即决定冲过右江与红七军会合。第一纵队从越（越南）、桂（广西）、滇（云南）边境游击前进。1930年4月中旬抵广西右江，在彩村遭敌堵击，伤亡失踪百余人。与红七军会合已不可能，第一纵队决定渡红水河到贵州板陈村休整。于是，第一纵队派人两次与王海平协商。王海平为扩充自己实力，同意红八军第一纵队进驻蔗香，编为王海平的第四大队。1930年4月下旬，红八军第一纵队500人顺利地渡过红水河。司令部驻蔗香寨，第一营入住巴恩寨。王海平还把属下的特务连划归红八军第一纵队的第三营。王海平每日供给红八军第一纵队每个官长4角，士兵2角的伙食费及若干办公费用，并制发全体官兵每人一套土布军服，一床被单。红八军在蔗香6个月中，王海平共支援红军粮饷2万多块银元。当年10月，红一纵队撤离蔗香到广西乐业与红七军会师。
1932年冬，广西红军领导人韦拔群等同志壮烈牺牲，右江革命的发展遭到严重损失，红军因而化整为零。右江中共党组织派黄唤民、牙秀才、黄志新上贵州开展工作。三人扮作商人前往贵州望谟板陈与王海平接触。对王海平宣传革命思想和我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排除异己的阴谋。两年前红八军第一纵队驻蔗香时对民众秋毫无犯的事实，使王海平心悦诚服，思想日益倾向革命。王海平主动找中共党员黄唤民、黄志新等同志面谈，表示愿意跟随共产党，欢迎失散的红七军二十一师到板陈集中。1933年，红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一团一营一连连长牙水平，率其部队80余人屯兵望设卡法，王海平供给军饷，拨渡邑渡口由连队收税作经费，并通过牙水平资助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的费用。
黔桂渠道已沟通，右江党委不断派人赴黔桂边区指导工作。1934年初，原红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一团团长韦国英及牙美元、牙永才、韦运祥、赵世同、黄志新、韦赫科、黄家福、黄唤民，带80余人至板陈，在王海平家秘密建立中共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1938年，板陈“黔桂边委”改为“中共黔桂边特区工作委员会”，1938年8月改为“中共黔桂边特别支部”（黔桂边委设在王海平家6年时间）。同时，成立中共板陈支部。边委一则做宣传、发动群众工作；二则加紧做王海平的政治教育和争取工作，待机活动。不久，边委决定，由王海平以司令官的名义公开出面，任命韦国英为副营长，韦运祥为护商大队长，以合法身份实行两面政权。王海平为了让黔桂边委能够顺利工作，在板陈办小学一所，名为“创强小学”。教员为中共党员黄家福、韦荆莉等。中共地下党员、黔桂边委领导赵世同、黄唤民等同志，常在该校召开党员会议，分析形势，做教育、团结王海平的工作，以及为掩护红七军在黔桂边开展游击活动提供方便。
王海平为解决部队需用的武器、弹药，在中共黔桂边委的协助下，于1934年6月，创办板陈兵工厂。工人大多数是红七军兵工厂的技术工，制造的步枪，称为“板陈造”。还造有菠萝弹和步枪子弹。每日可造10支步枪。第二年，在纳岜和纳牙等寨子也办有分厂。随后，红七军连长牙永平也在望谟的卡法办了一个小厂。兵工厂所需钢材，派专人到南宁购买。生产出来的枪支弹药，除供给部队需要外，还远销贞丰、册亨、罗甸、乐业、田西等县群众作自卫之用。这震惊了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加上“黔桂边委”在板陈活动，王海平成为国民党政府剿灭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