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举行“尔曼里”：善事活动诵念《古兰经》悼念“亡人”。从埋葬之夜起三日、头七、三七、四十日、百日、周年、三周年至十周年，一般举行诵经过“尔曼里”的追悼活动，宰牛羊备席，款待宾客，出散“乜贴”。几百年来，约定俗成，南北穆斯林地区基本一致。宰牲宴客，施舍财物，视生者经济状况，量力而行。回族穆斯林学者认为这是“尽孝思之诚”，“为享亲之道”。至于诵经，则因为《古兰经》是“善恶、是非、功过、赏罚之条目也。诵经则思功补过，勉善去恶，身心诚洁，祷乎于主，无弗准佑也”。
3.游坟：穆斯林也称之为“走坟”。亡人埋葬后，三日、七道、百日以至周年，上坟念诵《古兰经》。有些地区的穆斯林自亡人埋葬后，连续四十天为亡人走坟念诵《古兰经》。游坟的意义，回族穆斯林学者认为于亡人、生人两益，“亡者得生者来祈祝，亡人之灵慰矣；生人视亡人之众多，知己身必将为冢中人也，则贪世之心顿息，向道之念油然，其为益者大矣”。在回族穆斯林社会中流行“助丧”的美德，居丧之家，三日内一般不举炊，亲戚邻居馈送食物，表示对丧主不幸的同情和慰藉。吊唁时，不论贫富，向丧主致送“经仪”，作为助丧之资。出殡时，一般穆斯林不论与丧主家是否相识，视参加“殡礼”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身强力壮者力争抬送亡人遗体，体现友好互助和穆斯林的深厚感情。如遇非穆斯林出殡亦须垂手站立，表示致哀。
回族丧葬中的汉文化渗透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学者马注在他的名着《清真指南)中指出：“中国距天房数万里之东，去圣人(先知穆罕默德》干百年之后，风景即殊，俗染各异”；“犹居倭之乡，不能无倭服；处粤之俗，不能无粤语，圣人不凝滞于万物，而能与世推移，譬之曲流舟渡，随波宛转”。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年代久远，穆斯林与其他非穆斯林群众广泛接触，频繁交往，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接受汉族习俗，甚至有些地方的穆斯林逐渐“汉化”，这应是历史上的必然现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儒家宣扬以“孝”治天下，待人接物中，提倡“百善孝为先”，尤其视父母之丧为头等大事，官僚“丁忧”，解职回籍。守制其间，痛不欲生，哀毁骨立，表示亲丧，无心贪恋禄位，恨不从其亲于地下。回族穆斯林则适相反，奉行伊斯兰教义，视亲丧为“复命归真”，实行速葬、土葬、薄葬，节哀止痛，量力而行，仅施舍财物，诵经悼念而已，不荒废世俗事物，也不主张“守制”。因此，儒家十分鄙视，斥之为“夷俗”，似不齿于人。回族某些权势之家，深受儒家思想感化的文人学士，往往不愿墨守教规，以免陷自己于“不孝”之地，亲丧，在礼俗上，竭力仿效儒家仪式。“萨琦变俗”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闽县侍郎萨琦，廷书上世色目人，至侍郎，丧葬遵朱文公之礼，变其俗。”
类似萨琦者虽不多见，然而回族穆斯林处于汉族汪洋大海中，久而久之，伊斯兰教丧葬中渗入不少“汉化”习俗成分，约定俗成，“汉化”习俗也就流传各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服丧穿白戴孝：长辈物故，平辈与小辈服丧穿白戴孝，以表“孝”忱。从前回族穆斯林中极普遍，甚至有关族属亲友都要求服丧，以至丧家穷于应付。北京地区曾经流行的就很典型，“亲子妻媳一律服斩哀的孝衣”。按亲疏规定，分别致送，各有一定尺寸：“切禁递错，否则，受之者必要挑眼，说闲话。”一律用以整匹布报孝，远亲，远本家都是半疋布……出“埋体”之日，是凡接到孝布至亲，必穿孝服而来，男人戴孝，女人包头，皆由孝家预备。
南方也不例外，泉州原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最早地区，作为阿拉伯人、波斯人后裔，也随汉俗穿白丧服和送孝，“拜请形式是亡者家属孝男头戴白圆帽并缠上‘头白’(白布巾)，身穿白色长丧服，腰裹白巾，孝女头披白色面罩(头脸遮掩在内)，身穿白衣裙，随孝男之后，直到阿訇住所和拟拜请为‘埋体’用水的穆斯林的家庭跪送‘头白’、‘腰白’”。服孝、送孝的习俗，南北如出一辙，出殡时，“大家一齐同声举哀……大杠前行，女人哭送于门首，俟等望不见时，始陆续归家号哭。男宾在大杠前执绋鱼贯而行。长子钻于大杠当中驾辕，名为‘顶丧架灵’。杠前提炉捧炉，均由杠房雇人执役……直燃烧至坟地为止，路上若遇有茶桌，孝子尚须由杠内钻出，磕头道谢也”。可见，回族穆斯林在丧葬某些方面从随汉俗之深。
2.祭祀：伊斯兰教严禁对人的崇拜，避免导致异端，对亡人不设灵位、祭坛，也不悬挂遗像、上香、燃烛、上供祭物。一般虔诚穆斯林之家，墙壁上装饰只用经文图案、花卉，忌讳人物或动物形象。对待亡人，居家或游坟，仅诵念经文，施舍财物，如是而已。可是在个别地区，不可能一成不变，诵经悼念亡人转化为祭祀亡灵：“出殡后，把洗尸的床板三块搭在厅边，称为‘用水榻’，并将亡人生前衣物放于榻上，摆列四十日，每天晚上点灯一盏通宵达旦，如被阵风吹熄或油尽自熄，即不吉利。从出殡以后四十日，亲属每天在厅堂举哀两次(拂晓或日西沉)，焚香、敬茶和悲痛哀哭。”据说，之所以出现此种现象，在于“回族无供设‘本主’、‘人像’，故取墓土少许放于香炉，并点燃安息香，亲属和送殡的回民各执长香二支，孝男双手捧香炉在前，亲友族人在后，成群结队返回，称为‘返主’，在临近家门时，无送上山的妇女亲属和各户回民妇女一人，应齐集走出丧家，悲痛在途‘接主’。”上述习俗，显然是其他民族丧葬制度的移植，变相“接”、“送”，点长明灯，都非伊斯兰教丧葬制度所固有，而是其他民族丧葬制度的渗透。
3.守制：封建社会中，值父母或祖父母之丧，其子与承重孙有“守制”二十七个月的规定，居丧期内，谢绝人事交际，不茹荤，不饮酒，不修边幅，禁音乐，有人甚至终生结庐墓侧，风雨晨昏，伴亲孤寂，以显扬“至孝”。至于其他长辈，守制期限则有所差异。礼制虽如是规定，一般不过虚应故事，守制一日或百日而已。
伊斯兰教向无“守制”之说，《古兰经》、《圣训》强调孝顺父母于生前，却不规定父母亡故后“守制”，先知穆罕默德与世长辞，辅士、迁士、圣门弟子和广大穆斯林虽然十分悲伤，殡葬之后，除了专职守卫圣陵军外，没有人再去圣陵或在家为先知“守制”。一些地区回族穆斯林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起而仿效儒家倡行的“守制”。西北着名的教派西道堂，就曾举行过集体守制活动。1945年，教主马明仁归真，道堂通令教下男女老幼，一律为教主“守制”百日。
4.迁葬与修墓：伊斯兰教认为，人子事亲，生亡必求其安，生居室、亡归土，是为“安亲之道也”。但埋葬之后，掘墓取出残骸，包裹捆载，辗转千里，迁葬故土，为伊斯兰教义所不许可，然而禁者自禁，历来迁葬者颇不乏其人。
据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礼俗篇》，远在元代已有不少回回显宦之家，放弃伊斯兰教丧葬制，哗众取宠，“改效汉人棺椁之俗，模仿生祠祭祷之风”。
元末明初，回回诗人丁鹤年迁葬其母，极尽哀毁，就被传为美谈，文人学士誉之为“丁孝子”，为他作传，美化之至。明清之际，此种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到清末民国初伊赫瓦尼教派兴起，推行破孝运动，改革丧葬制度，这些汉化丧葬习俗，渐渐被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