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狭邪小说的发展阶段应该从内容上来分。袁进先生从都市性、现代性角度来划分，将狭邪小说分为两个阶段。《海上花列传》借其出众的艺术品质和现代化的期刊传播方式当之无愧地成为前、后期狭邪小说的界标，“近代狭邪小说分为前后两期，《海上花列传》是后期最早描写现代都市的小说”，它“是后期近代狭邪小说的发端”。这种划分有现代气息，也比较科学。
从近代狭邪小说的创作历程来看，这六十年并非联类而及的自然衍生，而是近代狭邪小说在外力因素介入下自身求新求变的转型历程，其间交织着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明昧婉曲的缠联纠结，不仅是内容上更在性质上存在差异。
从创作队伍上看，前后期狭邪小说作家的身分与创作动机变化显着，传统士子到现代作家、幕僚塾师到职业文人，泄愤之举与商业创作，其间的种种差异自然在文本中流痕落迹，从而以直接的文本依据反向论证两期说的合理性。
从小说传播方式与受众来看，前后期狭邪小说也有明显区别。前期作品《品花宝鉴》书成之后，陈森手挟抄本“遍游江、浙诸大吏间”，以书求赀。与之相比，后期狭邪小说作家却用不着那么辛苦，大量报纸、书局的存在以及现代印刷技术的引进，使小说获得了更为便捷的传播渠道，受众也由原先的士绅大吏转向粗通文字的都市市民。
2.前期的狭邪小说
前期狭邪小说主要包括《风月梦》《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绘芳录》《海上尘天影》等。它们区别于后期狭邪小说的显着特征，即在其充满幻想。本来，梨园、青楼乃行乐去处，优伶、妓女终日以色、艺事人，她们与恩客的交往大抵止于逢场作戏，唯以金钱为系，难有真情可言。此期狭邪小说所表现的却是“于无情之地寻找真情”，将世俗眼中的梨园、妓院蒙上了“理想”轻纱，在日益卑琐的现实之上构筑了乌托邦，寄托了作者诗意的古典情怀。
例如《品花宝鉴》第一回即声明：“大概自古及今，用情于欢乐场中的人，均不外乎邪正两途”，有“几个用情守礼之君子，与几个洁身自好的优伶”。小说中梅子玉与杜琴言，田春航和苏蕙芳的交往即典范地传达出了“情之正”者的内涵。名士对待名伶是“只有爱惜之心，却无裹邪之念”的，他们推重知心知情而鄙夷肌肤相亲，追求的是一种精神道义上的契合。《花月痕》坚信“情之所钟，端在我辈”。当学究先生认为青楼乃无情之地，劝诫小子应将“情田踏破”时，“小子”则认为：“古人力辨情淫二字，如泾渭分明”，如若将“情田踏，情种情根，一齐除个干净”，又如何行乐？这里“小子”所据理力争的乃是青楼中的男女私情可以是情之正，而并非纯是淫乐行为。“情”与“淫”的区分在于用情“真伪”，情真意切则为情之正，而虚情假意则可视为淫。《青楼梦》也接受《花月痕》的观点，斥“青楼乃无情之地”为世俗之见。
这些小说中包含着作者想象和向往，他们要在狭邪之地找寻真爱。那他们为何舍佳丽闺秀而追逐优伶、名妓呢？他们是在自我救赎。
《青楼梦序》中说：“美人沦落，名士飘零，振古如斯，同声一哭。览是书者以作感士不遇也可，倘谓之导入狭邪之书则误矣。”“感士不遇”是解读前期狭邪小说的关键。从陈森、魏子安、俞达三人生平来看，皆屡试不第，怀才不遇，发愤着书，自浇块垒。“美人沦落，名士飘零”，“佳人”作为一个隐喻，晚清这一时代已承受不起，“佳人”所属的那一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她们已经沦落烟尘，正是在这一点上，“晚清”与“优伶”、“妓女”具有互喻性。可见，前期狭邪小说作家渴求的真情和真情依附的对象是历史的隐喻——王德威所说的缅怀那远逝的“文化的黄金时代”，寄托了作家无数的辛酸和无奈。
3.后期的狭邪小说
从《海上花列传》开始，此后出现的狭邪小说或写实或贬斥，对青楼妓女有了清醒的认识，已经没有正邪之分、真假之辨了，全是虚假的东西。倌人为钱，恩客求乐，赤裸裸的商品交易，彼此相互提防、相互算计，毫无真情可言。两者甚至被形容为“敌对”关系，而非前期狭邪小说中的“知己”关系。代表作有《九尾龟》《海天鸿雪记》《九尾狐》《海上繁花梦》《续海上繁花梦》《梼杌萃编》等。这些作品主要是揭露和谴责青楼的污浊和坑骗，谴责妓女的势利和世态的变换，同时，也暴露了官场的黑暗，因为青楼是当时社会的缩影。这对反映当时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社会情况有很重要价值。当然，后期的狭邪小说只重揭露或暴露社会肮脏角落，只有冲动的谩骂和责备，而很少有对美好事物或感情的歌颂，很少表现人们对理想的追求。所以，被学者称之为“嫖界指南”、“嫖科丛书”，文学价值较低。
四、狭邪小说兴起的原因
关于近代狭邪小说发展的原因，十分复杂。这里主要谈三个方面：
1.近代娼妓业的发达，为狭邪小说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文学理论告诉我们，环境对作家、读者和题材内容都有很大的影响，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近代娼妓业非常发达，为狭邪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清代顺治、康熙时期，曾三次下令取缔娼妓制度，官员士夫不准挟妓。但是“康乾以后，娼妓则依然存在”，北京、南京、苏州、扬州、上海、广州等地则是娼妓业比较繁荣的地方。北京是京城，禁令执行得力，官僚士大夫不敢破坏禁令，只得找优伶消遣。“嘉道中，六街禁令严，歌郎比户，而平康录事不敢侨居，士大夫亦恐罹不测，少妮妓者”，“士大夫所狎男者，半为优伶”。咸丰时，狎妓令稍弛，娼妓业迅速发展起来。“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知怪，身败名裂，且有因之褫官者”。
作为开放城市，上海娼妓业发展更快。王书奴《中国娼妓史》说：“上海青楼之盛，甲于天下。十里洋场，钗光鬓影，几如过江之鲫。每逢国家有变故，而海上北里繁盛，益倍于从前。贵游牵客之征逐于烟花场中者，肩摩毂击。一岁所费金钱，殆难数计。自道光二十二年末与外人通商之先，上海仅海滨弹丸小邑。一八二四年后，其娼妓事业与工商业有骈进之势。”“上海仅长三书寓（高等妓院）就达213家之多，从业妓女高达1109人，其他如么二、二三、咸水妹、淡水妹、女堂倌、野鸡等就更不计其数了。”一些好事的嫖界专家甚至一再发起选花榜活动，评议产生上海妓女的花界状元、榜眼、探花。1896年，李伯元在《游戏报》上举行花榜评选活动，并把征集到的推荐书和评语公之于报。林黛玉、胡宝玉、张书玉、陆兰芬即被封为上海花界的“四大金刚”。
在经济文化发达的上海，人们的生活需求更为丰富，对于娼妓的态度是“笑贫不笑娼”。同时妓院也是重要的交际场所。“上海那时的风气，以吃花酒为交际之方，有许多寓公名流，多流连于此。”“人们不仅不再以交际青楼女子为耻，反倒以没有烟花场中的‘知己’为丢脸面的事，那些交上名花者则四处炫耀，无所顾忌。纳妓为妾之事在上海也已不再稀奇，一些有钱人还像明媒正娶一样大肆庆贺。”
所以，狭邪小说的产生和迅速发展与这样的环境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是这样的环境催生了狭邪小说。在北京那样的环境下，产生了狎优小说《品花宝鉴》，狎妓小说《北京繁华梦》等。在上海这个繁华之都产生了《海上花列传》《海上尘天影》《海上繁华梦》《续海上繁华梦》《四大金刚奇书》《海天鸿雪记》《上海之维新党》《九尾龟》《最新上海繁华梦》等近二十种描写上海娼妓故事的狭邪小说。此外，描写扬州、苏州、南京、广州花柳繁华故事的笔记如《扬州画舫录》《吴门百艳图》《秦淮画舫录》《画舫余谈》《秦淮艳品》《白门新柳》《珠江花史》和《风月梦》《青楼梦》《绘芳录》等狭邪小说。几部着名的狭邪小说恰恰产生于上述地区，这显然与其娼妓业发达有很大的关系。
2.文人冶游风尚是狭邪小说产生的气候
文人以狎妓为风流，自古而然。这与文人标榜个性、显扬风流的秉性密切相关。清初侯方域与李香君、钱谦益与柳如是，吴梅村与卞玉京等的风流韵事被士林传为佳话。乾隆以后，文人狎妓之风复炽。王韬就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与朋友冶游狎妓的情况，颇详。例如：
二十二日（3月7日）午后，会祝斋招饮，同席邵子馨名珪，吴门人，唤歌者侑酒。明珠、素云两校书，颇艳丽。翠怀殷勤，捧杯相劝，为之磬三大爵。明珠为邵君子磬（馨）所眷，尤为明慧寡俦，曾请画工绘影，遍征名士题咏。酒后亦乞诗相赠，为作七律五章，并撰楹联云：“明眸皓齿清如玉，珠箔银屏望若仙”。
四日己亥（2月25日）昨宵饮酒过多，头胀如劈。晨起静坐，以养心神。午后，孝拱子骏来访，同至褚家觅艳。有金玲校书者，殊可人意。丰神绰约，体态苗条。席间，颇属意于余，意将留宿，余以茂陵小病辞之。酒阑人散，则已街鼓沈如矣。
十日甲戌（3月31日）……薄暮，子骏来，同往访艳。至一家，初不相识。室中有二校书，一曰采苹，一曰莲香，并皆佳妙，而莲香尤艳绝人寰。银灯既上，小讌即开。采苹善拇战，饮兴颇豪，为之罄无算爵。余谓子骏曰：“饮醇酒，近妇人，正在斯时。”酒阑更永，各自散去。余踏月而归，尚饶余味。
二十七日辛酉（5月17日）……继与子骏偕访絧斋，小坐于尹松期寓楼。楼中有一校书，在年仅十三四，而态度苗条，已觉可人。絧斋特市鲥鱼留饭。饭罢无事，偕絧斋、松期同往勾栏访艳，查滋泉亦来合并。其中佳者颇多，彩云以媚胜，明珠以韵胜，丁金宝以度胜。布裙椎髻，弥见娟静。有巧云者，肥白如瓠，殊类大体双，颇当余意。絧斋特为东道主人，唤鸨母设宴于小阑干侧。肴炙纷陈，钗环历乱，公弦急琯，顿破愁城，不知江以南之乱离满目也……
清末上海报界有的文人每晚必去妓院，借妓院做会客之处，甚至连写作也搬到妓院中进行。包天笑经常去吃花酒，他晚年回忆说：“毋庸讳言，20年颠倒于狂荡世界，诚难自忏也。”着名小说家李伯元、吴趼人更是艳迹昭彰。李伯元每天必去张园茶座与林黛玉等名花啜茗酬酢，对上海花界之事了如指掌，各大名姝亦无所不识，人称“花间提督”。1896年李伯元在上海创办《游戏报》《世界繁华报》，专做风流游戏文字，“记注娼优起居”。他在创办《春江花月报》时，还将《论语》改写成嫖经，结果报馆被当局查封，罪名是“侮圣”。吴趼人于花场之事也是行家，其《上海三十年艳迹》对上海各路妓女的色艺品行、逸闻韵事的记载，可谓详悉备至。
近代狭邪小说的作者们都有狎妓经历和丰富的风月经验。韩邦庆在《海上花列传》第一回中慨叹道：“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狭邪者，不知凡几。”烟花日盛，“冶游子弟”热衷于狭邪游，导致了晚清狭邪小说的兴盛。热衷狭邪游的“冶游子弟”中既有富家子弟、中下级宫员， 更多的则是寓居上海的文人。这些狭邪小说的作者，都不掩饰自己浪迹青楼的经历。如韩邦庆“与某校书最昵，常日匿居其妆阁中。”就连《海上花列传》，也是他“拾残纸秃笔”在妓院中写就的。
《风月梦》作者邗上蒙人在自序中说：
夫《风月梦》一书，胡为而作也？盖缘余幼年失恃，长违严训，懒读诗书，性耽游荡；及至成立之时，常恋烟花场中，几陷迷魂阵里。三十余年所见之丽色者、丑态者、多情者、薄幸者，指难屈计。荡费若干白镪青蚨，博得许多虚情假爱。回思风月如梦，因而戏撰成书，名曰《风月梦》。
《花月痕》作者魏子安也有这样的经历。据谢章铤《花月痕考证》透露，魏氏与大同春镜楼校书水芙蓉、长安天香院校书沙阿嫩交往甚密，曾给沙阿嫩的赠诗就有六首之多，沙氏卒后，魏子安“哭之恸”，并作《别沙阿嫩墓》诗。谢章铤甚至以为水芙蓉、沙阿嫩即分别是《花月痕》中名妓杜采秋、娟娘的创作原型。
《青楼梦》作者俞达颇爱冶游。俞达的至交邹弢对俞之冶游毫不讳言。在谈到《青楼梦》的创作动机时，邹弢强调是：“举平生之所历，贡感慨之良深，发挥性情，吐茹风月”，是“追昔时之良靓，成此日之相思”，是“慨舞衫歌扇以全非，问断粉零脂其安在”。
《海上繁花梦》作者孙家振则是“生于沪，长于沪，以沪人道沪事，自幼耳熟能详，况情场历劫，垂二十年，个中况味，一一备尝，以是摹写情景，无不刻画入微，随处淋漓尽致”。“金粉场中，几乎天天有他的足迹”，为垂青“花榜状元”，所掷缠头金，竟不下数万。
张春帆在《九尾龟》中塑造了一个青楼侠客加嫖界精英的章秋谷，而据说“书中主人章秋谷，即作者影子也”。
从以上例子看出，没有美艳女子、红颜知己的诱惑，没有在青楼出入往还的亲身经历，作者就不会那么驾轻就熟地描写妓馆生活和人物形象。有的文人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又身无一技之长，便不得不将生计寄托在投身报业或小说创作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