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故孟子皇皇不暇着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人于渊泉，无不之也。
先辈之文浩乎霈然，可谓善矣。而又志于为道，犹自以为未广，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难也。修学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于所悦而溺于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励修之少进焉。幸甚幸甚。修白。
与曾巩论氏族书〔庆历六年〕
修白。贬所僻远，不与人通，辱遣专人惠书甚勤，岂胜愧也！示及见托撰次碑文事，修于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惧不能称述世德之万一，以满足下之意。
然近世士大夫于氏族尤不明，其迁徙世次多失其序，至于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孙乐，为汉都乡侯，至四世孙据，遭王莽乱，始去都乡而家豫章。考于《史记》，皆不合。盖曾元去汉近二百年，自元至乐，似非曾孙，然亦当在汉初。则据遭莽世，失侯而徙，盖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诸侯年表》推之，虽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终前汉而国不绝者，亦无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时，侯才四传者。宣帝时，分宗室赵顷王之子景，封为都乡侯。则据之去国，亦不在莽世，而都乡已先别封宗室矣。又乐、据姓名，皆不见于《年表》，盖世次久远而难详如此。若曾氏出于者，盖其支庶自别有为曾氏者尔，非子之后皆姓曾也，盖今所谓氏者是也。
杨允恭据国史所书，尝以西京作坊使为江浙发运、制置、茶盐使，乃至道之间耳，今云洛苑使者，虽且从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无文字寻究，不能周悉。幸察。
答宋咸书〔至和二年〕
修顿首白。州人至，蒙惠书及《补注周易》，甚善。世无孔子久矣，六经之旨失其传，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复出，无以得其真也。儒者之于学博矣，而又苦心劳神于残编朽简之中，以求千岁失传之缪，茫乎前望已远之圣人而不可见，杳乎后顾无穷之来者，欲为未悟决难解之惑，是真所谓劳而少功者哉。然而六经非一世之书也，其传之缪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补缉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学者各极其所见，而明者择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虽未能复六经于无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众人之善以补缉之，庶几不至于大缪，可以俟圣人之复生也。然则学者之于经，其可已乎？
足下于经勤矣，凡其所失，无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补缉者众，则其所得亦已多矣。
修学不敏明，而又无强力以自济，恐终不能少出所见，以补六经之万一，得足下所为，故尤区区而不能忘也。属奉使出疆，匆匆不具。惟以时自爱。庐陵欧阳修再拜。
答李诩第一书
修白。人至，辱书及《性诠》三篇，曰以质其果是。夫自信笃者，无所待于人；有质于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谓“夫子与孟、荀、扬、韩复生，不能夺吾言”，其可谓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质于修。使修有过于夫子者，乃可为吾子辩，况修未及孟、荀、扬、韩之一二也。修非知道者，好学而未至者也。
世无师久矣，尚赖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满而中止，庶几终身而有成。固常乐与学者论议往来，非敢以益于人，盖求益于人者也。况如吾子之文章论议，岂易得哉？固乐为吾子辩也。苟尚有所疑，敢不尽其所学以告，既吾子自信如是，虽夫子不能夺，使修何所说焉？人还索书，未知所答，惭惕惭惕。修再拜。
答李诩第二书
修白。前辱示书及《性诠》三篇，见吾子好学善辩，而文能尽其意之详。令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与吾子卒其说。
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
《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动静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恶是非之实录也；《诗》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兴衰之美刺也；《书》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尧、舜、三代之治乱也；《礼》、《乐》之书虽不完，而杂出于诸儒之记，然其大要，治国修身之法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
予之所谓不言者，非谓绝而无言，盖其言者鲜，而又不主于性而言也。《论语》所载七十二子之问于孔子者，问孝、问忠、问仁义、问礼乐、问修身、问为政、问朋友、问鬼神者有矣，未尝有问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数千言，其及于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罕言也。
《书》曰“习与性成”，《语》曰“性相近，习相远”者，戒人慎所习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者，明性无常，必有以率之也。《乐记》亦曰“感物而动，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无不至也。然终不言性果善果恶，但戒人慎所习与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尔。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
修少好学，知学之难。凡所谓六经之所载，七十二子之所问者，学之终身，有不能达者矣；于其所达，行之终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于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圣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学者于古圣贤所皇皇汲汲者，学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
或有问曰：性果不足学乎？予曰：性者，与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恶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虽小人而为君子，《书》曰“惟狂克念作圣”是也。治道备，人斯为善矣，《书》曰“黎民于变时雍”是也；治道失，人斯为恶矣，《书》曰“殷顽民”，又曰“旧染污俗”是也。故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性以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问，六经之不主言，或虽言而不究，岂略之哉，盖有意也。
或又问曰：然则三子言性，过欤？曰：不过也。其不同何也？曰：始异而终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则是过也；使荀子曰人性恶矣，遂弃而不教，则是过也；使扬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则是过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诸侯以行其道，或着书累千万言以告于后世，未尝不区区以仁义礼乐为急。盖其意以谓善者一日不教，则失而入于恶；恶者勤而教之，则可使至于善；混者驱而率之，则可使去恶而就善也。其说与《书》之“习与性成”，《语》之“性近习远”，《中庸》之“有以率之”，《乐记》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则殊，察其用心则一，故予以为推其言不过始异而终同也。
凡论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则者可以息矣。
予之所说如此，吾子其择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