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学思想与西方建筑室内空间设计
1)西方美学思想
西方美学思想起源于古希腊，一些哲学家在探索和研究宇宙构成的同时，对美和艺术进行了思辨，形成以“和谐”为核心的美学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不仅构成了宇宙万物，而且构成了宇宙的和谐，而“美”就是从和谐中产生出来的。根据这种观点，他们还进一步提出“黄金分割”、“多样统一”等美学上的形式观念。与毕达哥拉斯学派侧重构成事物对立的和谐美不同，赫拉克利特则从构成事物的斗争来探索和谐美，认为美在于和谐，和谐在于对立的统一。柏拉图以他的“理念”论为基础，认为事物的美是从“美的理念”派生出来的，而美的理念就是“美本身”，指出内在精神的和谐，才是和谐的深层内涵，也就是美的深层内涵。另外，柏拉图提出了“艺术是模仿”的理论，在他看来，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而艺术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因此艺术是“模仿的模仿”。亚里士多德则反对理念说，提出了“四因说”，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认为只有把四种原因组合起来，方能构成宇宙万物。从这一观点出发，亚里士多德指出和谐美是部分组成的整体，“一种东西要成为美的东西，无论它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还是一个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其组成部分的排列要有某种秩序，而且还要有某种一定的大小。美是同大小和秩序有关的。”另外，亚里士多德指出艺术也不是模仿的模仿，艺术的模仿是通过现象来反映本质，因此艺术的模仿就是求真。罗马人继承了希腊人的美学思想，并进行了发挥和阐发。普罗提诺(Plotinos，204-270)将柏拉图的理念说向更为神秘的“太一”方向发展，从而建立了新柏拉图主义的美学。他认为最高理念是“太一”，即“神”，正是由于太一向物质世界流溢的过程中，理念也流入了事物之中，使事物取得完整的形式，由此产生了美。朗吉弩斯第一次将“崇高”作为一个审美范畴提出来，并把“掌握伟大思想的能力”、“强烈深厚的热情”、“修辞格的妥当运用”、“高尚的文词”、“庄严而生动的布局”作为构成“崇高”的五种要素，使古希腊的和谐美扩展到崇高美。
普罗提诺将美学导向“神学”，从而为中世纪的美学思想开了先河。中世纪的美学思想与神学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即把“美”与“上帝”紧密联系起来，认为上帝的美才是最崇高的美，对现世的美和艺术采取否认的态度，甚至加以排斥和打击。例如，奥古斯丁认为事物的美是低级的，人沉溺于这种美是罪孽，最崇高的美是上帝的理念。基督教在否认现世的美和艺术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艺术的存在，并将其服务于宗教神学，因此比较重视形式。奥古斯丁把美观定义为：“各部分的适当比例，再加上一种悦目的颜色。”托马斯·阿奎纳在《神学大全》中指出：“美有三个要素。
第一是一种完整或完美，凡是不完整的东西就是丑的；其次是适当的比例或和谐；第三是鲜明，所以着色鲜明的东西是公认为美的。”
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于14世纪迎来了文艺复兴运动，其美学思想是反对宗教神学，主张面向现实的人，提倡科学与理性，对古希腊罗马文化进行复兴。这时期的艺术家们往往具有广博的知识，他们大多懂得自然科学，研究解剖学、透视学等，并将它们运用于艺术创作中。他们认为美是客观存在的，在艺术创作中只有符合客观的形式美法则才是美的，于是对“比例”、“和谐”等形式美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例如，阿尔伯蒂为“美”制定了三条标准：第一是数字；第二是比例；第三是分布。对于阿尔伯蒂来说，这些概念的综合，就是“和谐”。古典主义的美学思想，在崇尚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时，更加尊重理性与秩序。这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关，在哲学上形成了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论”和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特别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客观世界是可以认知的，理性在认知世界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学上，笛卡尔认为应当制定理性的艺术标准，而不是凭借经验和感觉，艺术创作中的结构，应像数学一样清晰、明确，合乎逻辑。
西方的美学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善”的方面，古希腊将数的和谐与人体的美结合起来，认为人体是最美的东西；中世纪将体现上帝的美称之为美；文艺复兴将歌颂人的理性、智慧和力量作为艺术的追求；古典主义则强调理性与秩序的美。然而，在“真”的方面，各时期的美学思想又表现出相对的一致性，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说“艺术是模仿”，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同，但还是强调艺术以生动如真为贵。
柏拉图还认为事物之所以美，是因为美本身把它的特质传给一件东西，才使这件东西成其为美。也就是说，有一种使事物成为美之为美的本质，而形式各异的美只不过是它的反映。可见，艺术的模仿并不仅仅是再现事物的表象，还要揭示事物的本质。西方人对事物的认识确实如此，往往沉迷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本质又不是经验所能把握的，于是常运用抽象符号，建立公理公式，来探寻纯粹的方法。西方人正是凭着这种思辨理性的精神和以“真”为美的思想，经过不断探索和研究，终于提炼和归纳出“形式美”的法则。艺术创作通过运用一系列形式美规律，诸如“比例”、“尺度”、“对称”、“均衡”、“统一”等，来追求艺术作品的和谐美。
2)西方美学思想对室内空间设计的影响
西方以“和谐”为核心、强调形式美法则的美学思想，对室内空间设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空间大小上，以巨大宏阔为美，追求超人的空间尺度。
托伯特·哈姆林曾经把尺度分为“自然的尺度”、“超人的尺度”和“亲切的尺度”三种类型，认为：“超人尺度的巨大建筑物是人们对于超越他本身、对于超越时代本身局限的一种憧憬。”在西方建筑中，可以说，这种对“超越”的憧憬普遍存在。希腊人在梁柱结构的条件下，为了把神庙空间建得大一些，在圣殿内设置双层叠柱，其目的是想通过小尺度的柱子，来反衬神像的高大和室内空间的宽敞。古罗马时期，为了体现帝国的战无不胜，也为了表现皇帝贵族的奢华生活，帝国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建筑来匹配，于是罗马人在拱券技术的条件下，创造了宏伟壮丽的建筑，而巨大宏阔的室内空间终于可以满足神圣帝国的需要，在神庙、浴场、纪念性建筑中，都可以见到那种对人本身、时代本身的超越。中世纪的教堂更是如此，为了表达人对上帝的虔诚奉献，也为了体现上帝向人昭示神的威严和慈悲，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在现世建造供奉给上帝的神圣教堂。于是在哥特时期，各地建造的教堂，一座比一座造得更长更高，其尺寸一次又一次地逼近极限，即使塌了也要再造。人在这样的空间中，感受和体验到的是上帝的伟大和人的渺小。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主教堂，人们以饱满的热情要把它建造成“人类技艺所能想象的最宏伟、最壮丽的大厦”。盛期的圣彼得大教堂，伯拉孟特立志建造一座亘古未有的伟大建筑物，他说：“我要把罗马的万神庙举起来，搁到和平庙的拱顶上去。”可见，西方建筑尽管在各时期有着不同的营建目的，但在审美理想的追求上，都是以巨大宏阔为美，反映在空间尺度上，则是一种超人的尺度。
其次，在空间形状上，以几何形为主，体现比例的和谐美。柏拉图认为，可以用直尺和圆规画出来的简单几何形是一切形的基本。为了解释现实世界的现象，柏拉图以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来说明物质的特性，列出了“四面体、六面体、八面体、十二面体、二十面体”五种正多面体，其中，四面体代表“火”、六面体代表“土”、八面体代表“气”、二十面体代表“水”的基本粒子，而十二面体则代表“世界”。阿尔伯蒂认为“圆形”是最完美的图形，并提出了九种基本的几何形状：圆形、正方形、六边形、八边形、十边形、十二边形、正方形+1/2正方形、正方形+1/3正方形、正方形+正方形。现代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认为：“埃及、希腊或罗马的建筑就是一种棱柱体、立方体、圆柱体、三面角锥体或球体的建筑。”“哥特建筑压根不是以球形、圆锥形和圆柱形为基础的。只有主教堂的中厅采用简单的形式，但还是二次的复杂几何形。”西方建筑受哲学、数学、几何学中关于“几何形”观念的影响，除基督教建筑以“拉丁十字”式形制象征耶稣基督受难的十字架外，绝大多数建筑都采用了单纯的几何形。从古希腊的神庙到18世纪法国建筑师部雷(Etienne-Louis Boule，1723-1799)设计的牛顿纪念堂、伟人像陈列馆等大多如此，圆形、方形、长方形反复得到使用，成为一种共同的追求。而作为几何形体的建筑空间，往往以和谐的比例呈现出来。“比例”，在西方建筑中一直受到高度重视，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指出：“比例指优美的外貌，是组合细部时适度的表现的关系。”阿尔伯蒂在《论建筑》中将比例定义为：“那几根线条之间存在着的某种确定的相互对应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比例得以被测度，这些线条的其中之一是长度，另一个是宽度，还有一个是高度。”在阿尔伯蒂看来，比例就像自然界中的规律一样，具有某种恒定性。弗朗索瓦·布隆代尔认为，比例是建筑的重要准则之一，具有在本质上是可靠且实在的基础。对布隆代尔来说，比例是产生建筑美的一种自然法则。西方建筑对比例的重视，不仅反映在外观形体上，也深入到室内空间中。例如，阿尔伯蒂对房间的比例关系提出了不少建议，其中之一说是房间的长度最好是宽度的两倍，而高度应该是长度和宽度之和的一半。再如，帕拉第奥也提出了七种房间平面的比例，它们是圆形、正方形、1：2的长方形、3：4的长方形、2：3的长方形、3：5的长方形、1：2的长方形。不但如此，西方建筑师还将他们的研究成果直接运用到建筑设计中，产生了许多具有和谐比例的室内空间。
再次，在空间界面处理上，追求华丽之美。阿尔伯蒂在《论建筑》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不再把“装饰”看作是建筑整体的一个部分，而是把它看作是建筑的“一种外在的附加的东西”。他认为城市与乡村的住宅在装饰上应有所区别：“城中宅舍的装饰应该比乡间住宅的装饰更黯淡一些，只有在乡间，那些更为欢快、华美的色调，那些最为肆无忌惮的修饰才可以大胆地使用。”也就是说，装饰有朴素与华丽之分，但更为重要的是，装饰要与居住者的社会身份相适应。在西方建筑室内空间的界面处理上，确有朴素与华丽之分，不过从总体上讲，是偏于华丽。各时期建筑风格在形成的早期，似乎都比较朴素，但发展到盛期以后往往趋向华丽。例如，中世纪教堂的室内装饰，早期基督教把世俗艺术看成是异教的东西，予以排斥和打击，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对现世所有艺术，几乎都加以谴责，受当时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早期基督教建筑甚至包括罗马风建筑，在室内装饰上都比较朴素。但到了12世纪后，基督教不仅承认世俗艺术，还将其服务于宗教神学，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也为感性的美加以辩护，于是这时期哥特式教堂的室内，尽管墙面已被窗户占有，使得壁画、雕刻无法附加，但是在大片的玻璃窗上却绘满了色彩斑斓的、宗教题材的镶嵌画，柱子被塑成具有雕刻感的束柱，拱顶被编织成图案化的样式，祭坛屏障也被精雕细刻、佩金戴银，教堂室内空间因装饰而走向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