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古代自然观对室内空间设计的影响
对于中国人与自然、建筑与自然的关系，英国着名学者李约瑟认为：“中国人在一切其他表达思想的领域中，从没有像在建筑中这样忠实地体现他们的伟大原则，即人不可被看做是和自然界分离的，……自古以来，不仅在宏伟的庙宇和宫殿的构造中，而且在疏落的农村或集中的城镇居住建筑中，都体现出一种对宇宙格局的感受和对方位、季风、风向和星辰的象征手法。”的确，这种自然观念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筑也不例外，对室内空间设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建筑与自然关系上，两者互为融合。古代中国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中国园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计成在《园”》中提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相地”一章指出，“山林地”可得“天然之趣”；“城市地”可得“闹处寻幽”；“村庄地”可得“田园之乐”；“郊野地”可得“曲尽春藏”、“堪为避暑”；“江湖地”可得“悠悠烟水”、“澹澹云山”；“傍宅地”也可筑得“别有洞天”的仙境。这些环境的获得，都可以通过山石、水体、植物、建筑等园林要素来构筑，充分反映出一种“法自然”的情趣。至于园林中的建筑，由于中国园林是以自然山水为主，建筑为辅，这就决定了建筑要与自然山水相协调而存在。所以园林中，建筑与自然山水是相互映衬的，建筑的室内外空间是相互流通、渗透的，人在这样的“可观”、“可居”、“可游”的环境中，达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境界。除园林建筑外，其他类型建筑都表达出古代中国人的这种追求。在各类建筑组群的布局中，“院落”不仅是合适的布局手段，也是一个自然空间，如住宅建筑中的院落相当于一个“户外起居室”，宫殿建筑中的院落是一个陈列仪仗队、显示帝王权威的“广场”，寺庙建筑中的院落又是一个小商贩摆摊设点的“市场”。
在这些院落空间中，古代中国人出于对自然的热爱、崇尚，常种植各种树木花草，居于其中的人们，虽足不出户，只要从室内生存空间进入到室外自然空间，就能感受到四季花木的更迭、晴雨晨昏的变化，就能实现人与自然的沟通。
其次，在室内外空间关系上，以“檐廊”作为过渡。中国建筑在外观上，常附有“前廊”或“前后廊”、“周围廊”，形成带有“檐廊”的建筑外观。悬挑的屋檐、凹入的檐廊，以及檐廊内大片通透的门窗隔扇，使建筑外观呈现出“虚体量”的视觉感觉。而这种虚体量的外观与屋面反宇曲线、檐口翼角曲线相结合，使整个建筑以一种“内敛”方式与自然取得协调关系。檐廊的作用还不仅限于此，相对于建筑实体而言，它是“虚”、“无”，相对于庭院空间而言，它又是附属于建筑实体的“实”、“有”。正是这种有着“灰空间”性质的檐廊，充当着室内与室外空间之间的“柔顺的过渡”，而且檐廊的这种过渡也是分层次的：“檐口与台基之间所形成的第一个向外的面是空的，檐柱、额仿、雀替、斗拱等结构构架退缩在里面，构成第二个向外的交接面，而它只是一个框架，是虚的，完全没有妨碍空间的流通。真正成为围构屋身的实体就是金柱之间的门窗隔扇或包括槛窗下的槛墙；这是第三个层面。通过檐廊空间有一个层次的透明界限，相对的室内室外有了一种柔顺的过渡，并‘以无作有’的介入，使得建筑相对内外达成深邃而连续的综合效果。”
再次，在室内外空间关系上，充分发挥门窗的功能与作用。中国建筑门窗的大小，与自然因素有关，具体地讲，它与建筑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有关。在东北、华北地区，由于气候寒冷，为了争取更多的日照，建筑间距一般较大，院落较开阔，建筑物大多只向院内开设门窗，其它三面封闭，为了使室内空间获得更多的阳光，常把门窗开得很大。在江南、华南地区，气候变得湿热多雨，日照要求也转变为遮阳、避雨的需要，建筑间距拉近了，院落也变小了，建筑物大多面向院内前后开设门窗，其它二面封闭，为了保证室内空间获得良好的通风，也把门窗开得很大，甚至把正房的明间做成敞厅。
江南园林建筑的门窗，除满足采光、通风的基本功能外，还把窗户的作用提升到美学的高度，正如李渔说：“开窗莫妙于借景。”计成也说：“轩楹高爽，窗户虚邻；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通过开窗，与室外自然景观对应起来，窗户犹如一个个的画框，产生了流动的自然景象；通过开窗，室外自然景观被引入室内，给室内空间增添了自然的勃勃生机；通过开窗，有限的室内空间因无限的室外空间的介入，而显得具有景深和层次。因此，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门窗具有了更多的作用和意义，正如宗白华先生说：“古希腊人对于宇宙四周的自然风景似乎还没有发现，他们多半把建筑本身孤立起来欣赏。古代中国人就不同。他们总要通过建筑物，通过门窗，接触外面的大自然界。‘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诗人从一个小房间通过千秋之雪、万里之船，也就是从一门一窗体会到无限的空间、时间。这样的诗句多的很……都是小中见大，从小空间进到大空间，丰富了美的感受。”
第四，在室内空间创造中，引入并再现自然景观。在有限的室内空间中表现无限的自然景观，中国建筑还有一种特有的方式——“盆景”。美国学者伦纳德·史莱因(By Leonard Shlain)说：“西方没有等同于东方盆景艺术的艺术形式。对于盆景艺术，多数西方人认为它是一种园艺形式，而东方人却视之为传统的艺术。”“盆景”是将自然的树木、山水以“缩龙为寸”、“缩地千里”的形式，采用提炼概括的手法，把种种自然景观浓缩化、典型化，引入并再现于室内，创造出室内空间的自然景观。盆景的起源很早，从考古发掘看，至迟在汉代已经出现，到明清时，随着园林广筑，盆景也兴盛起来，有关盆景的着作日益繁多。文震亨在《长物志》“盆玩”中说：“盆玩，时尚以列几案间者为第一，列庭榭中者次之。”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提到树木、山水点景的创作，以及做成瀑布的盆景。室内除引入各式盆景外，还有“插花”、“内室山”等自然景观。插花在中国也有着悠久历史，据史料记载，六朝时已经出现瓶花，唐宋盛行，到明清时达到普及。内室山是随着文人士大夫对自然山石的偏爱，逐渐将其引入室内的，计成在《园”》中说：“内室中掇山，宜坚宜峻，壁立岩悬，令人不可攀。”室内因有了这些自然景观，洋溢着浓郁的自然气息。与此同时，它们对室内空间的组织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如厅堂常采用对称布置，室内空间显得中规中矩，书房、卧室常采用非对称布置，室内空间又显得灵活多变。
二、自然观与西方建筑室内空间设计
1)西方自然观
与中国比较明确、稳定的自然观相比，西方的自然观则是一个融合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为一体的综合观念，并随着西方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从哲学上对“自然”进行思考的活动始于古希腊，并形成了多种自然观：一种自然观认为，万物的始基是某种物质的东西，如“水”、“气”、“火”、“原子”等，由于这些物质固有的内部矛盾，造成自然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又是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如德谟克利特提出的“原子”。第二种自然观认为，万物的始基不是物质，而是非物质的东西，如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前500)认为：“万物由数产生，按照特定的比例构成和谐的秩序。”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前347)认为：“具体事物组成的感性世界，是从理念世界派生出来的。”第三种自然观，居于以上两种观念之间，即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他把天体与地上物质截然区分开来，认为地上物质是由“火”、“气”、“土”、“水”四种元素组成，其运动是直线运动；天体是由非物质的“以太”构成，其运动是圆周运动。他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发现有等级之分，认为灵魂比身体高贵，按照灵魂的等级，把生物分为植物、动物和人。罗宾·柯林伍德( Robin G.Collingwood)认为：希腊自然观“是建立在自然界渗透或充满心灵(mind)这个原理之上的。……他们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运动体的世界。运动体自身的运动，按照希腊人的观念，是由于活力或灵魂(soul)。”也就是说，自然界是一个运动的世界，而运动是由于灵魂的存在。
希伯莱人认为，自然和人都是上帝的创造物。《圣经·旧约》的开篇表明了这种观念：上帝在第一天创造了天地；第二天创造了空气；第三天创造了陆地和海洋、树木和植物；第四天创造了日月星辰；第五天创造了飞禽和鱼类；第六天创造了走兽和昆虫，接着，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并赋予人类管理天地万物的权力。中世纪时，基督教继承和发展了希伯莱人的“上帝创世说”，形成了基于神学的自然观。着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在早期经院哲学的基础上，吸取了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一部分内容，创立了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
在该体系的自然哲学部分，他构建了一个等级式的世界系统：最低级的是非生命物体；高一级的是植物；更高一级的是动物，最高级的是人。人居于“世界”与“天界”之间。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也是天界的主宰者。在天界系统中，人居住在地球上，太阳、月亮、行星围绕着地球旋转，上帝则居住在不动的恒星上。中世纪的自然观，与神学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由于这时期的神学自然观是超越自然的，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所以，自然和人既是上帝的造物，也是上帝的奴仆。
文艺复兴运动发现了自然、发现了人，把人从宗教神学中解脱出来，人的地位和作用得到高扬，但由此产生的自然观与古希腊的自然观形成了对立的观念，“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也像希腊思想家一样，把自然界的秩序看作一个理智的表现，只不过对希腊思想家来说，这个理智就是自然本身的理智，而对于文艺复兴思想家来讲，它是不同于自然的理智——非凡的创造者和自然的统治者。这个差别是希腊和文艺复兴自然科学所有主要差异的关键。”
17世纪以后，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的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根据力学的研究成果，建立了一个机械的宇宙演化模型，并对其物理现象、生物现象做出了解释；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人又建立起超出同时代其他自然科学研究水平的力学体系，既能描述地上物体的运动，也能计算出天体的轨道，并预言其运动。无疑，这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形成新一轮的自然观奠定了基础，自然界被认为是客观存在的，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至于自然界的运动，则受到外力的推动。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正如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所说：“只要人们认识自己的力量，并愿意尝试和发挥这种力量，就可以获得比以往更多的东西。”他既强调“人是自然的仆役”，又强调“人是自然的主人”，而人类获得驾驭自然、征服自然的力量源泉，则在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
由此可见，西方自然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与上帝有关，即把焦点集中在上帝身上，认为自然和人都是上帝的造物，如中世纪的自然观；第二类与人有关，即把焦点集中在人身上，认为应以人作为认识上帝、人、自然的出发点，如文艺复兴的自然观；第三类是自然的，即把焦点集中在自然本身上，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又不同于自然，如17世纪以后的自然观。如果对以上三类自然观作进一步分析，还会发现西方人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上，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如中世纪认为人拥有管理和控制自然的权力，文艺复兴认为人是自然的创造者，17世纪以后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由此可见，西方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从总体上讲，是驾驭自然、征服自然，与古代中国人采取顺应自然、亲近自然的态度截然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