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仍以极大热忱和进取精神追求巨大、高敞的室内空间。如佛罗伦萨主教堂，正是因为要把它建成一个宏大、壮丽的大厦，在技术尚未成熟的条件下，就先行动工，导致穹顶因技术问题被迫停工，最后由伯鲁乃列斯基解决并建造，建成后的穹顶内部直径42m，总高107m。从盛期开始建造直到晚期才建成的圣彼得大教堂，室内长187m，中厅和侧廊宽58m，两翼宽140m，中厅最高处达46m，穹顶直径41.9m，已接近罗马万神庙的尺寸，但其内部顶端高123.4m，几乎是罗马万神庙的3倍，自建成后，便成为天主教世界规模最大的教堂。从16世纪到17世纪，英国贵族和法国国王在建筑他们的府邸、宫殿时，也不忘追求宏大的室内空间。与上述宗教建筑不同，这些宫殿、府邸建筑，一是房间数量多；二是主要房间空间巨大。以长廊为例，罕普敦府邸的大厅，长49m，宽14.2m，高21m；奥德雷府邸的长廊，长69m，宽9.8m，高7.3m；枫丹白露宫的法兰西斯一世长廊，长30m，宽9.76m，高8.5m；卢浮宫的阿波罗廊，长61m，宽9.4m，高11.3m；凡尔赛宫的镜廊，长73m，宽9.7m，高13.1m。西方建筑的这种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增无减，到了19世纪，所建造的许多建筑物，常常是一个庞然大物。可以说，对巨大、高敞的室内空间的追求，贯穿了西方建筑的整个历史。
2)几何形的室内空间
古希腊时期，西方建筑已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平面形状，既有长方形、正方形、圆形的神庙，也有长方形、正方形的会堂、圆形的露天剧场、八角形的雅典风塔等。这些平面形状不仅单纯、明确、肯定，而且具有和谐的比例。显然，这与当时哲学和美学中追求“几何形”的观念有关。罗马建筑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将这种几何形演绎得更加规整、多样。如罗马万神庙是一个由长方形前廊与圆形殿堂组合而成的平面，巴西利卡是一个由长方形大厅与一个或两个半圆形壁龛组合而成的平面，公共浴场的主体建筑则是一个由长方形、正方形、半圆形、椭圆形、圆形等各种形状复合而成的平面。中世纪教堂建筑的拉丁十字式，可看成是由两个不等长的长方形互为垂直组合而成，并在较长长方形的一端建有半圆形圣坛的平面，以此平面象征基督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希腊十字式则由两个等长的长方形互为垂直组合而成的平面。文艺复兴崇尚古典文化，更加推崇单纯的几何形。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曾经对人体与几何形中的正方形和圆形之间的关系做过研究，由人体推导出来的关于正方形和圆形是最完美的几何形观念，对文艺复兴的建筑师、艺术家影响很大，他们不仅接受了这种观念，还进一步去论证它，认为正方形和圆形是最完美、最和谐的几何形，并把它们用于建筑设计中。这方面的代表实例有很多，如达·芬奇根据维特鲁威的描述画有《据维特鲁威人体比例图》(Vitruvian Man)，还画有许多希腊十字式的集中式教堂建筑素描，坦比哀多小教堂是一个圆形，圣彼得大教堂的原设计方案，运用一系列的正方形和圆形巧妙地组合而成，圆厅别墅则以明确的正方形和圆形组合而成。
除以上几何形平面形状外，西方建筑中还出现过其他平面形状。如在古罗马的阿德良离宫中，园林建筑常使用各种曲线组成的平面形状，创造出出人意外的空间变化。巴洛克建筑为了突破几何形平面所带来的简洁空间形状，追求空间的动感，常使用曲线组成的平面形状，有椭圆形、圆瓣十字形、梅花形等。洛可可建筑为了追求安逸、亲切、温馨的空间氛围，常把长方形的房间改为带有圆角的房间，平面形状有圆形、椭圆形、长圆形、圆角多边形等。
然而，这些自由、活泼、新奇的平面形状与几何形的平面形状相比，它们往往仅限于一个时期内的某一种建筑类型或某一种建筑风格，缺乏一定的普遍性。因此，从整个发展历史看，西方建筑的平面形状，是以圆形、正方形、长方形为代表的几何形为主。
西方建筑屋顶也有多种形式。英国学者埃米利·科尔(Cole，E.)在《世界建筑经典图鉴》(The Grammar of Architecture)一书中把“屋顶”列为建筑要素之一，书中写道：“屋顶形式随着国家、地区、时期以及风格的不同而变，但最基本的样式是坡屋顶和平屋顶。”此外，科尔还把“穹隆”、“拱”列为另外两种建筑要素。考察西方建筑不难发现，以穹顶、拱顶作为屋顶的实例不在少数，尤其是穹顶，自古罗马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建筑实例存在。因此，本书所指的“屋顶”，既包括坡屋顶和平屋顶，也包括穹顶和拱顶。坡屋顶主要有两坡顶、四坡顶、圆锥形坡顶、四坡攒尖顶等。此外，还有两种较为特殊的坡屋顶，一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建筑屋顶，它看似平屋顶，其实是一种缓坡屋顶，许多府邸的屋顶大多具有这种特征；另一种是法国文艺复兴的建筑屋顶，称为“孟萨式屋顶”(Mansard)，这种屋顶的四个侧面都带有双重斜坡，亦称“双重斜坡屋顶”，代表实例是孟萨设计的巴黎郊外的麦松府邸。相比较而言，坡屋顶的使用范围最为广泛，重要建筑和一般建筑都采用这种屋顶形式。穹顶和拱顶自古罗马以后，便一直成为建筑中的关键性要素，在一些重要建筑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坡屋顶、穹顶、拱顶以覆盖的方式，形成建筑室内空间的顶棚。面对这些不同类型和形式的顶棚，西方人与中国人一样，出于对实用和美观的考虑，运用各种建筑、装修手段对其进行处理，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顶棚做法：一种是“露明顶棚”；另一种是“吊顶棚”。其中吊顶棚的做法又有“平顶”、“穹顶”、“拱顶”等。由此，室内顶棚因做法不同，又产生不尽相同的形状。露明做法因未改变屋顶内部空间的形状，保留了“屋形”；吊顶棚中的平顶做法形成了“平顶形”，穹顶做法形成了“穹隆形”，拱顶做法则形成了“拱形”。由此，西方建筑室内空间的形状，主要由圆形、正方形、长方形为代表的几何形体和以上几种顶棚形状(即屋形、平顶形、穹隆形和拱形)组合而成。
与中国建筑相比，西方建筑的室内空间，在其大小上，以追求巨大、高敞为主；在其形状上，以完美、和谐的几何形为主。
第三节流通与隔绝
室内与室外空间关系，是相互“流通”，还是相互“隔绝”，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不同的选择和表现。室内外空间的流通与隔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筑门窗的大小、数量、开关和位置。因此，从这一点上讲，“门”与“窗”都是十分重要的建筑要素。就它们的基本功能来说，门是连接和沟通两个空间之间的出入口，这两个空间既可以是室内外空间之间，也可以是室内空间或室外空间之间；窗则为室内空间的采光、通风、观望提供了条件，与门相比，它的属性更多地偏向于室内空间。
一、中国建筑：流通的室内外空间关系
1)门窗
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于门窗的认识和做法还停留在穴居顶上开洞口的形式，常把窗开在屋顶的中央，门开在屋顶的边缘。
早期把窗写作“囱”，《说文解字》解释为：“在墙曰牖，在屋曰囱。”
可见，囱即天窗、烟囱。随着屋顶与墙壁的分化，囱仍保留在屋顶上，而门则开在墙壁上了。不过，也有个别建筑在墙壁上开窗的，如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中的大房子F901，据考古发掘，它是用木骨泥墙围合，但前墙左右两侧都没有发现木骨痕迹，推测此处可能开有窗。周代时，据史料记载，证实当时的门窗均开在墙壁上，即史籍中所称的“户”、“牖”。特别是在墙壁上开窗，具有了重要意义。
( 1)门
中国建筑中用于房屋装修的门，主要有“版门”、“格子门”、“隔扇门”等。门的结构一般由门框、门扇组成，门扇上装有插关、门钉、辅首等附属设施。版门，有“棋盘门”和“镜面板门”之分，前者是用边挺做成框架，然后装板，看似棋盘；后者是把门的表面做成光平无缝，看似如镜面。版门通过扶风出土的周代青铜器兽足方鬲可以见到其形象，方鬲正面已显现出双扇版门，这种正面装框架加填心板的门，可能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样式。由汉代出土的大量资料，可知当时使用的门，既有双扇版门，也有单扇版门，门扇上装有辅首。如陕山绥德石墓门已带有兽首含环的辅首，它既是推手，也是门饰。张衡在《西京赋》中描写长安城建筑时，曾用“青琐丹樨”等词，“青琐”指在门窗侧镂刻锁纹、涂以青色。南北朝一般在门扇上涂朱，并装门钉、辅首，门柱两侧及门楣上方雕刻纹饰。
如《洛阳伽蓝记》记载：永宁寺“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并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钉，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辅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在大同南郊北魏宫殿遗址中，也出土了门钉、辅首、角叶等构件。隋唐时期，从实物、遗址、雕刻壁画中可以看到更多版门形式。如佛光寺大殿使用了五间双扇大版门，做法较简单，但从宁安唐渤海国上京遗址中出土的版门，门扇四角包有角叶，并装有门钉，唐代石棺雕刻上还表现有在版门上部开直棂窗的，如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出土的唐代禅从寺舍利银椁。到宋代，据《营造法式》记载，此期已有“版门”、“乌头门”、“软门”和“格子门”四种。版门仍延续传统的做法，以双扇版门为主，门扇四角包铁叶，门扇上装门钉、辅首。软门可能是版门向格子门演变的一种过渡样式，比版门灵巧，但和版门一样存在着不能采光的缺陷。
《营造法式》所称的“格子门”，至迟在唐末五代已经开始使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五代白釉建筑形瓷枕，四面均作格子门状，就是明证。唐末五代的石棺上也有表现在版门上部开直棂窗的，到宋辽金时，遂发展出格子门，并广为流行，堪称中国建筑装修史上的一件大事。较早的实物是辽代河北涞源县阁院寺文殊殿的格子门，在前檐三开间都装有四扇格子门。《营造法式》有：“每间分作四扇。如檐额及梁栿下用者，或分作六扇造，用双腰串。”
说明这时候的格子门一般以四扇为一组，也有装六扇的。这种格子门与版门的最大区别，是把门扇划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为透空的格子，下部为实心的裙板，格子既有利于室内采光通风，又丰富了建筑立面的装饰性。格子样式在《营造法式》中有“四斜毯文格眼”、“四斜毯文上出条柽重格眼”、“四直方格眼”等几种，但建筑实物中有更多样式。此外，据《营造法式》记载，还有“殿内截间格子”、“堂阁内截间格子”、“截间带门格子”，说明格子门不仅用于建筑外檐，也用于内檐作为室内隔断。
格子门自唐末五代产生后，一直沿用到清代，清代称“槅(隔)扇”。此期隔扇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也相当灵活。隔扇的高低与宽窄变化，主要通过抹头和涤环板的数量来调节，4抹头、6抹头的长隔扇一般用作隔扇门，3抹头和不带裙板的短隔扇用作槛窗，随着建筑开间大小的不同，可灵活装配4扇、6扇隔扇。隔扇的棂心与过去相比更加丰富，有方形、菱花、万字、冰纹等多种形式，还有糊纸、糊纱、装玻璃，或用玻璃夹纱等做法，裙板和涤环板常雕刻有如意头、海棠纹、鸟兽、花卉、吉祥文字等图案。
(2)窗
中国建筑中用于房屋装修的窗，可分为多种类型，结构一般由窗框、棂条组成。窗在周代青铜器兽足方鬲中也得到表现，方鬲除正面有双扇版门的样式外，其他三面均开有窗，其样式为十字框形，但并未表现窗扇。汉代时，窗的史料更多，在画像石、画像砖、明器陶屋中均可见到，窗框的形状以长方形为主，也有正方形、圆形，窗棂的样式有直棂，也有斜格、套环等。魏晋南北朝，窗的样式以直棂窗居多，如宁夏固原北魏出土的房屋模型，窗框内用四道棂条，南朝墓室壁画上也有直棂窗的形象。窗的用色，一般与门相同，涂饰朱色，但也有涂饰青绿色的，如《历代宅京记》记载：北齐邺城“东西二十四门朱柱白璧，碧窗朱户”。《洛阳伽蓝记》记载：永宁寺“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锁绮疏，难得而言”。唐代时，直棂窗仍然是通用窗，不过，与过去相比，窗的面积明显增大，这可能与使用了木构架结构有关，如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特别是佛光寺大殿的直棂窗，几乎占满两柱间上半部的整个面积。此期除直棂窗外，还有破子棂窗，如从登封会善寺净藏禅师墓塔上可以见到其图像。
